论文题目：共享视角的瓦解与后真相政治的困境
作者：刘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4期，转自中国知网
新近出现的流行术语，往往涵义模糊不清，也容易被误用和滥用，“后真相”或许更是如此。我们首先需要做一个简要的概念梳理。严格地说，后真相并不是一个新术语，它最早出现在1992年《国家》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自2004年之后在美国的时政评论中被更多的作者使用。而到了2016年，在对英国脱欧以及美国特朗普竞选总统的分析讨论中，“后真相”一词迅速流行，使用频度比上一年上升了2000%，因此被《牛津词典》选为2016年的年度词汇。
我们可以对后真相议题提出两点阐发。首先，后真相议题目前着眼于“公共意见”的形成，因此主要是一个政治文化问题。在行业规范、专业学术研究等其他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但尚未受到明显的困扰。而在私人生活领域中，后真相的麻烦与纠纷或许屡见不鲜，但并未成为关注的焦点问题。其次，后真相情景并不完全否认真相或彻底无视真相，而是与真相处在一种复杂的若即若离、似是而非的关系之中。在研究者列举的典型的后真相案例（比如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活动）中，人们并不公然否认“事实”的存在，也不否认援用事实证据的必要性，甚至频繁地使用“数据资料”作为依据来“论证”自己的主张，因此在表面上似乎仍然“重视事实”。但另一方面，人们在公共讨论中往往被自己的情感因素和个人信念所主导，当事实真相与自己的观点发生冲突时，很少有人致力于质疑、反思、修改和调整自己既有的观点，而有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在现有的数据资料中做片面的选择取舍，通过“改造事实”甚至“操纵证据”来达成自己喜好的结论。在后真相的政治文化中，人们以往熟知并承诺遵从的“从事实证据推出结论”或“结论服从于事实”的逻辑规则发生了逆转，转变为“让事实证据服从于既定的结论”。后真相时代与“事实胜于雄辩”的原则渐行渐远，而“雄辩胜于事实”的现象似乎蔚然成风。
那么，后真相状况何以会出现？造成后真相政治文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认为在复杂多样的成因中，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缘由都值得探究。就理论逻辑而言，真相问题是现代哲学长期未决的难题，这为今天出现的后真相现象“留下了隐患”。但这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隐患），并不必定表现出实践效应（征兆）。在实践层面上，近年来全球化和新技术文明的急速发展，在欧美国家造就了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促成了这种理论的逻辑可能性“显形”为具体的社会现象，哲学难题因此彰显为值得关注的政治文化困境。
尼采的幽灵与真相的哲学难题
后真相问题有其深刻的理论背景，最为相关的哲学渊源是一个多世纪前，尼采对事实真相客观性的挑战。尼采曾在《超善恶》的序言中写道：“视角（perspective）是所有生活的基本条件。”而在其遗稿“札记（Nachlass）”中，他留下了著名断言：“没有事实，只有阐释。”这个被哲学界称为“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的观点是尼采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也为今天的后真相时代埋下了伏笔。
对于如何理解视角主义，哲学界一直存在争议（这再自然不过了，根据尼采自己的逻辑，我们可以说，没有所谓“真正的尼采”，只有对尼采的各种阐释）。有人认为，尼采在根本上反对形而上学的“实在论”，因此他彻底否定事实本身的存在。但也有人认为，视角主义可能仍然承认事实的存在，只是坚持主张，独立于视角和阐释的事实或真相是一个虚构——只有从虚构的“上帝之眼”这种全知视角才可能把握，这是人类不可企及的，因此对我们完全没有意义。但无论如何，对尼采而言，绝对客观的事实真相要么不存在，要么不可企及，因此“客观知识”就不再可能。那么，失去了客观性标准，所有视角和阐释都没有高低对错之分吗？尼采似乎并不肯认这种极端的相对主义，因为他自己反复论述，各种视角、道德或生活方式存在着高低之分——有些是高明的，值得赞扬的，有些是卑下的、扭曲的。但如何可能在放弃真相（真理）客观性的同时不陷入相对主义呢？这是尼采思想研究中令人困扰的一个问题。
视角主义与后真相问题还具有一个重要的关联线索，可称之为“视角制造事实”的思路。尼采的视角主义并不只是强调所有事实论述都涉及阐释，而阐释取决于我们的视角。他对传统哲学的挑战远比“阐释无所不在”这种通常的见解更具颠覆性。视角主义的激进主张在于，视角本身是要“创立”而不是“发现”价值的尺度，包括什么是善、什么是正当、什么是道德，也包括什么可以算作“恰当证据”的标准。如果所谓“事实”就是满足了“恰当证据”的事务，而恰当证据的标准又是视角所创立的，那么“没有独立于视角的真实世界”意味着“事实”，在一定意义上是视角所制造的。
“视角制造真相”听上去匪夷所思，可以用一个最近的现成例子来说明特朗普眼中美国就业率的事实。美国近8年来的明显就业增长，被认为是奥巴马执政期的重要成就之一。在他就职之初的2009年1月，美国失业率为7.8%。到他卸任时的2017年1月，失业率降低至4.8%，达到经济学通常的“充分就业”标准。但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一再强烈指控这些失业率数据完全是虚假的，使用的统计方法完全不可靠。他反复声称美国失业问题严重“，实际的失业率是28%~29%，可能高达35%左右，甚至听说是42%”。在此，特朗普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建立了自己的“恰当证据”标准，质疑了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所颁布数据的可靠性，从而制造了美国失业问题严重的“事实”。
但在特朗普上任后，最新发布的2017年2月的失业率小幅下降到4.7%，特朗普为此感到非常高兴，认为这显示他的“新政”具有显著成效。白宫新闻发言人转述了特朗普对失业率数据的评论：“过去那些数据可能一直是虚假的，但当前是真的很低。”在此，特朗普肯定了新的统计数据，符合他现在视角下认可的恰当证据标准，从而确立了“美国当前就业充分”的事实。他似乎完全不用理会，前后所有的数据都是由美国劳工统计局以同样的调查统计方法获得和发布。此前作为竞选者和现在作为总统，特朗普身份的变化改变了他的视角，也改变了他的证据恰当性标准，从而制造出两种不同的就业率“事实”——这是后真相风格的事实，带有“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的神韵。
那么，真相本身究竟是否存在？如果存在，我们是否可能以及何以能够认识真相？在专业哲学领域中，关于现实世界是否存在、我们的知识是否建基于符合客观现实的反映或认识、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的现实具有怎样的联系与区别等问题，存在着持久而复杂的研究和辩论，形成了本体论与认识论的不同观点以及各种立场的组合，至今没有统一的定论。就此而言，尼采并不是唯一的“麻烦制造者”。
当然，哲学家的难题通常不会困扰人们的日常生活。普通大众的现实感或常识观念大约来自一种朴素的本体论的“实在论（realism）”与认识论的“符合理论（correspondence theory）”的结合：现实世界客观存在，真相（或真理）是符合客观现实的知识，知识可以获得严格的客观性检验。依靠这些朴素的观念，人们大多可以理解自然世界的现象，也能够维持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因此，我们一般不必去理会尼采。病人在医院看病时不会从视角主义出发去质疑医生的诊断（我们不会说，在医生的视角中病人患有高血压，而从病人的视角看来这不是事实）。视角主义似乎与我们的常识感相悖，因为心智正常的人们确实一致同意许许多多事实真相：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冬天比夏季寒冷，商品降价有助于销售……这些事实独立于任何人的主观视角，具有不容置疑的客观性。那么尼采对此又会作何解答？依据视角主义的观点，独立于视角的所谓“客观事实”不过是一种错觉，实际上是因为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具有共同的视角、得出了一致的阐释，才造成了“客观性”的感知。当代有些科学家也主张，现代科学不需要假设存在着独立于视角的客观现实。比如物理学家霍金在《大设计》一书提出的“模型依赖的实在论（model-dependent realism）”，这种观点已经放弃了古典的实在论立场，但仍然能坚持科学知识的客观性。
视角主义的启发意义在于，真相的“客观性”依赖于“共同视角”，如果我们大多数人能够共享相同的视角，那么作为“合理幻觉”的客观性仍然能够维持。就此而言，好消息是，人类在许多问题上分享着共同的视角，由此达成的共同阐释可以作为“客观事实”被接受；但坏消息是，我们在许多问题上并不总是具有共享的视角，一旦彼此的视角存在严重冲突，仅仅诉诸事实真相对解决分歧可能无济于事，因为真相本身恰恰是分歧的焦点之一。此时，尼采的幽灵会浮现出来，视角主义的理论逻辑会彰显其实践性，成为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困境，这或许正是2016年欧美国家政治变局的状况特征。
视角分化与后真相政治的困境
现代性与多样性往往是共生现象，在充分现代化的欧美国家，社会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不仅程度更高，而且具有更复杂的多重维度：种族、职业、性别、居住地、教育程度、经济阶层、宗教信仰、文化身份和价值取向等。这些因素影响着人们的利益感知、道德态度、认知方式和情感结构等，构成了人们的视角。这些维度的极端差异会造成视角的严重分化，导致在政治、文化和公共政策问题上社会共享视角的削弱乃至瓦解，这促成了后真相时代的来临。而社会世界的事实比物理世界的事实具有更强的理念建构性，也因此对于视角的差异更加敏感，更容易导致对何为真相的阐释分歧：全球化推动了经济发展吗？美国硅谷的从业人员与中西部“锈带”地区的工人，对此可能做出不同的真相判断。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为因素造成吗？煤炭、石油行业的企业家与新能源企业的创业者，可能会诉诸不同的“事实”证据。人工堕胎实际上是杀害生命吗？基督教徒与非教徒之间可能发生意见冲突。穆斯林移民与人口增长将会颠覆西方文化传统吗？左翼知识青年与文化保守派人士可能有完全不同的阐释……
同样重要的因素是技术条件所造就的传播环境。在更早的时代里，公众意见的多样性难以充分表达，主流媒体的权威声音可能通过排斥和整合，控制多样性的程度，达成某种基本共识。而共识效应又反过来发挥了限制视角分化的作用。当今网络与社交传媒的发展，创建了崭新的交往与传媒方式，公共发言几乎不存在任何的门槛，“随便什么人对随便什么问题都可以随便地说些随便的话”。公共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众说纷纭的局面。这种局面导致了传统知识权威的衰落，却未必能促进开放和理性反思的公民政治文化。网络传媒依据特定的个人浏览偏好，通过“算法”自动推送相关内容，以及社交媒体朋友圈的“回音壁”效应等，都倾向于固化人们既定的价值和观点，从而使同类人群更加固执己见，同时加剧了不同人群之间的视角分化。新的传播与交往模式也是造就后真相政治文化的成因。
后真相状态呈现出一种深刻的挑战：我们以往长期信奉的公共交往原则和规范——事实胜于雄辩、真理越辩越明、真相面前人人平等，都不再是自明正当的，也不再能够有效地应对公共意见的分歧。共享视角的瓦解将会使民主政治陷入严峻的危机。大多数政治理论的研究表明，现代民主政治要求公民肯认最低限度的共享价值和政治规范原则，这在根本上需要在公共文化中养成。否则，民主制度的程序无法有效地运转，或者蜕变为压制性的权力机制。如何重建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公共文化，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艰难任务。就此而言，对视角主义本身的不同阐释，可能带来不同的前景。
如果以教条主义方式来解读，每个人都只能从自己的视角出发，那么固执己见和无休止的分歧将是宿命性的后果。但以教条主义来解读尼采，这本身是巨大的讽刺。我们有可能以另一种方式从尼采的洞见中获得启示：恰恰因为“上帝之眼”的视角不再可能，我们每个人的视角只是众多可能的视角之一，这使得谦逊成为必要，这邀请我们向其他更多的视角开放、倾听、理解和学习，这在我看来也是尼采本人赞赏的态度。正如他在《道德谱系学》中写的那样：“我们越是知道更多的眼睛、不同的眼睛是如何打量同一个问题的，那么对此问题我们的‘概念’以及我们的‘客观性’就越是会完整得多。”[1]个人视角并不是“给定的”，而是形成的。虽然视角的构成要素相当复杂，改变也不容易，但不是凝固不变的。自我视角的转变、跨视角的移情理解以及不同视角之间融合，虽然这总是困难的，却也总是可能的，这在后真相时代比以往更加重要和紧迫。这种可能性蕴含着重建公共文化和应对后真相政治困境的希望。
注释：
[1] Friedrich Nietzsche.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Translation and Notes by Maudemarie Clark and Alan J. Swensen.Hackett Publishing，1998：85.
本文编辑：陈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