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负责人:陈赟
项目号：16JJD720006
立项时间：2016年11月3日
项目状态：结项
项目成果：
“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深层逻辑”（陈赟，《南国学术》2020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0年第9期）
【简介】
如果仅仅以“文明冲突论”作为亨廷顿的标签，是很难看到其论述中的深层逻辑的。作为战略性学者的亨廷顿，面临的是“冷战”之后美国道路的选择：究竟是采取“普世文明”战略，还是立足于盎格鲁新教传统而推动西方文明进步？与此相关的是，人类未来最终抵达的，究竟是一个终结或替代各大文明的唯一普世文明，还是多元文明的共存并生？亨廷顿以为，后者才是真实状况。面对多元文明的并生，“普世文明”战略只是美国在特定阶段所采取的支配非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但因它将自身设置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引发了各大文明主体的抵抗。因此，这种对外以“普世文明”战略操作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导致非西方世界的归依，相反，却造成了非西方世界向其本土文明的回归，甚至由于“文明论”上的共同敌人而营造出跨文明的统一战线。而在美国与西方世界内部，“普世文明”战略的意识形态导致了美国的去文明化，即隔断它与盎格鲁新教传统的文明关联，由此导致了欧洲与美国基于西方基督教文明而历史地形成的统一战线瓦解。正是在以上意义上，亨廷顿认为，美国的“普世文明”战略意识形态必然失败。亨廷顿将“普世文明”话语的本质视为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又被他视为西方文明的特产，因此，意识形态对文明的替代或其去文明化趋向，就成为西方文明的危机特性。由于近代以来的西方影响了所有文明体，因此，“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现象所传递的文明危机也成为人类面临的普遍性危机。基于一神教的绝对主义而展开同化异教的思路与帝国的政治扩张的联姻，共同构筑了内在于西方近代文明中的“文明等级论”，后者以政治无意识方式渗透于国际法、人类学、地理学、语言学、历史学等等人文学科之中。所有这些，都颠覆了基督教文明的古典品质，形成了“文明论”话语中的反文明“原罪”，后者才是西方文明危机的实质。从这种“反文明”的趋向中重回文明，乃是人类文明从冲突到和平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