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9日上午8:30，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国通史研究室、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20世纪以来的中华学术与外来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隆重举行，来自国内外40多所高校及科研、出版机构的80余位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参加此次会议。
1月9日上午的会议开幕式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夏春涛首先致辞，他肯定此次会议主题“20世纪以来的中华学术与外来思想”的深刻思想内涵，强调史学理论研究应始终坚持理论创新、学术创新，创造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做到以我为主，通古今之变化，发时代之先声，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理论支持。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胡逢祥在致辞中感谢各位专家同人对此次会议的支持和理解，并对会议流程进行简要介绍。他认为20世纪以来，中华文化曾遭遇了历史上最为衰弱的时期。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复兴，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努力。近年来，随着国力的增强，如何重新树立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如何建立起中华民族应有的文化话语权，如何理性看待中西文化的未来关系等问题，又一次摆到了人们面前，并对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希望本次会议能为与会者交流这方面研究心得提供良好的氛围，从而酝酿出更多新思路和新成果。
主旨发言第一环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赵庆云主持。
廊坊师范学院特聘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荣誉教授乔治忠首先作题为“论历史认识的检验标准”报告。他指出，历史认识的正确与否，能不能有效地检验？检验的标准是什么？是史学理论之中的大问题。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点，正是主张历史事物的客观性、可认识性，强调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历史科学的目标乃是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为此，必须从理论上解决历史认识如何检验与历史认识检验的标准问题，彻底击退形形色色相对主义史学流派的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左玉河的发言题为“一般规律与特殊道路：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及其中国化阐释”。他指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之一。虽然该理论的运用在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带有简单化和教条化倾向，但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对社会形态理论研究的深化，认识到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与中国历史发展独特道路的关系，创造性地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作出了中国化的理论阐释。
胡逢祥教授以“罗章龙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为题发言，探讨了早期中共党人罗章龙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30年代后期至1940年代，罗章龙离开政坛，进入学界，其思想存在比较复杂的变化，既保留了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观念，又羼杂了其他思想成分。其学术贡献主要在于，通过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实践，努力探究中国历史的特点，大量运用中西比较等方法，在编史实践中初步勾勒出中国社会经济史发展的特有主线，并对世界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提出了某些具有前瞻性的看法。
主旨发言第二环节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孝迁主持。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越教授作题为“林甘泉先生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学术品格与理论特色”的报告，张教授认为林甘泉先生既能够坦诚反思自己过往的史学言论，又能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表现出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优良学风，其思想的锐利与深刻均值得高度重视；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有系统研究，对当代中国史学的许多热点问题多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因此，“林甘泉史学”值得深入研究。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梅春教授的发言题为“20世纪30—40年代有关中国通史编纂的理论探索”。她认为20 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思潮，揭开了传统史学现代转型的序幕，而撰述新型中国通史则是实现传统史学现代转型的重要途径。20 世纪30-40年代何谓通史？专史与通史的关系、通史撰述中史实取舍之标准与文字表述、通史编纂的组织形式等，是这一时期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问题，这表明新型中国通编纂已经从20世纪初的草创阶段走向成熟。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邬国义教授以“《民约通义》：上海大同译书局初刊本的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发言。邬教授新发现的上海大同译书局本《民约通义》，不仅提供了卢梭《民约论》最初刊本的实物，证明 1898 年大同译书局确实刊印过此书，而且对于重新认识该书在近代中国早期的出版、传播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与意义。通过探讨大同译书局本、上图本两者的相互关系，可揭示出康、梁维新派与卢梭《民约论》之间的关联性。
1月9日下午，会议根据参会论文的内容，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史学”、“中外学术交流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现代化视野下的国学与西学”三组进行活动，在论文交流结束后，还就一些相关专题展开了讨论。
第一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史学”专题报告上半场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陈峰主持。
陈峰教授首先作题为“以调和求创造：李大钊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再认识”的发言。认为李大钊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重要的先驱者，被称为“中国早期的唯物历史科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奠基者”。但其思想与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呈现出相当程度上的断裂。后世将李大钊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驱之后，试图将其论作都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似有违李大钊的初衷和本意，有些还成为李大钊史学研究的陷阱。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朱慈恩副教授的发言题为“民国时期‘非主流’马克思主义史学”。民国时期“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外还有很多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史学研究，称之为“非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非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具备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征：对经典著作进行研究，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研究中国历史，在历史研究中运用辩证法。但“非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学术和社会影响上和“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仍存在一定区别。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朱发建教授作题为“高尔柏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的发言。高尔柏是上海中共早期党员，在从事革命活动之余，通过著书立说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唯物史观。朱发建教授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角度，探索高尔柏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介绍与传播，分析其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在辛亥革命史和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上的贡献。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殷飞飞作题为“朱谦之与马克思主义的离合”的发言。她指出朱谦之与马克思主义的离合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北大读书时期、暨南大学讲学时代、1945年前后、新中国成立后。朱谦之与马克思主义由离到合，逐渐走向马列主义阵营，重要的是，朱氏自身理论认知和世界观信仰的转变，即内在驱动力最终促使其由“知识阶级立场”转到“人民的立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政君作题为“张荫麟对唯物史观的认知及其演变”发言。他指出张荫麟对唯物史观的认知存在一个转变过程。1933年，张氏在《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一文中，批评了唯物史观，但他主要反对人类历史具有普遍规律的观念，而非唯物史观所提供的历史研究视角、路径。此后，张荫麟不仅将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诸说，用以剖析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及其演变，还将“阶级斗争”概念用于中国古代历史书写。
河南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所讲师宁腾飞作题为“学随世变：嵇文甫与诸子学研究的唯物史观转向”的发言。他认为在近代诸子学研究的学术脉络中，对嵇文甫应当给予充分重视。1920年代末，中国史学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在此过程中，嵇文甫在传统旧学的基础上积极运用唯物史观研究诸子学可谓独树一帜。嵇文甫的诸子学研究，标志着唯物史观的诸子学研究的建立，意味着诸子学研究的唯物史观转向。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王锐副教授作题为“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古代民本思想——以嵇文甫为中心的探讨”的发言，马克思主义史家嵇文甫对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有过不少辨析。他由具体历史时期的政治与经济结构入手，深入分析先秦时期与明清之际基于民本思想而形成的各种政治批判主张之基本立场、所指现象、分析逻辑、解决方案。这体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于理论的熟练把握与对时代思潮的敏锐观察。
第一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史学”专题报告下半场由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朱发建主持。
阜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于文善教授作题为“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史学理论与方法中国化研究的贡献”发言。他指出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史学理论与方法，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历史研究路径，在历史哲学、社会历史理论、史学研究方法等多层面进行研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推进了其后中国史学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淮北师范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中心李勇教授作题为“吕振羽史料学理论与实践”的发言。在李勇教授看来，吕振羽主张把神话传说和出土文物、民族材料结合起来，以解决中国史前史研究史料缺乏问题。明确把史料区分为“正料”和“副料”，多次阐释史料搜集与整理的重要性，在史料解读方面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从而与实验主义划清界线。吕振羽在史前史研究中对神话史料的处理，与神话学家的研究殊途同归，无论是在科学主义还是在后现代主义观照下，都有其学术合法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谢辉元作题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报告。以往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经济史研究在呈现理论成就的逻辑演进上明显得不够，他希望能够以经济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研究成果为对象，以理论逻辑的演进为视角，考察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历程，以此丰富人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研究成就的认识。
延安大学历史系贾鹏涛副教授作题为“1949年前的童书业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报告。他认为身处史料派阵营的童书业，从学术研究起步就给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极大的关注，部分受傅安华影响。童书业既批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考证上的错误、公式主义，但也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济因素、辩证法及通贯的理论解释历史。童书业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某些观点的自觉运用，反映出时代需求的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赵庆云作题为“‘十七年’共和国史研究的酝酿与初创：以近代史所为中心”的报告。赵研究员认为在共和国史研究的草创过程中，成立于1950年5月的中科院近代史所充当了相当关键的角色。赵教授通过发掘相关档案文献，系统梳理了近代史所在“十七年”间推进共和国研究的种种构想和实践，及所遇窒碍、所历曲折，以期为今日的共和国史研究提供某种借鉴。
苏州大学历史系侯德仁副教授作题为“新中国柴德赓学术研究的唯物史观转向”的报告。柴德赓一生经历了新旧中国两个历史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柴德赓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将之运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实现了由旧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变，开辟了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文献学研究的新局面。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邱亚作题为“张舜徽对人民史观的接受与运用”的报告。他认为张舜徽在新中国成立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由崇尚英雄史观逐渐转向信守人民史观。在史书中叙述劳动人民在阶级社会中的苦难经历，论述劳动人民在阶级斗争、集体创造等方面的作用与成就，说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史论文集》《中华人民通史》等著作都反映出张氏对人民史观的运用，时至今日仍能给后学以重要启示。
1月10日上午，会议继续以分组形式进行。
第一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史学”上半场进行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文献的调查、整理和研究”专题讨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胡逢祥担任此次会议主持人。
项目负责人胡逢祥教授首先发言，介绍项目开展基本情况，围绕该项目的三项主要工作作详细说明。第一，有关文献的调查、搜集与梳理。目前已搜集著作1100余种，分工着手各书的查阅和提要撰写；另搜集论文篇目8000余条，对其内容和作者情况进行核查。该项工作计划于2021年春季初步完成。第二，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编年，将按年系统反映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活动及其相关论著的出版情况。第三，马克思主义史学文献的出版，目前已出版4本专题辑刊，并正进行吴泽、李平心两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全集编纂工作，计划202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课题组还筹划将调查过程中发现的一些较稀少或长期未能重版的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及重要资料编为丛刊出版，以保存珍贵史料，弘扬先辈学术，为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提供便利。第四，在文献搜集整理的基础之上，将一些成块的、有联系的内容串联起来，形成新的课题，进入到硕、博士生的论文选题中。
随后，项目子课题负责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朱发建教授发言。该子课题组在马克思主义文献调查工作中采取“广撒网”的方式，搜录所有与之相关的论文、著作，但在判定何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文献方面存在一些理论问题。目前已基本搜集到其所负责的180多条书目资料，但在如何写好提要方面还有不少工作要做。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是，在疫情好转的情况下，前往全国各大图书馆搜集比较难见的文献。
项目子课题负责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陈峰教授指出，其所负责的120余条提要初稿已经完成，资料搜集主要利用数据库、山东省图书馆。有关提要中涉及的论著评价资料，陈教授建议参考该时期报刊上刊载的广告、书籍的前言和图书评价刊物（如《图书集刊》）等。
项目子课题负责人淮北师范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中心李勇教授提出，他所承担的译著部分问题在于书名、出版版次难以确定，部分译著的西文名称与中文无法对照。此外，由于所在院校图书馆、数据库资料有限，资料搜寻十分困难。目前，主要渠道包括“全国报刊索引”、“读秀”、“全国高校联合书目”等数据库。
项目子课题骨干成员厦门理工学院洪认清教授在发言中说，他所负责的188条译著书目中，有些作者信息难以搜寻，语言上存在问题，如涉及到俄文的作者。
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吴忠良副教授建议，有关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不仅是史学著作，对于那些关系唯物史观的著作，也应进行收录，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量少，搜集不易，应适当扩大搜寻范围，这于今后的相关研究有益。
项目子课题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赵庆云谈到，他主要负责马克思主义史学论文目录的搜集整理工作，参考《中国史学论文索引》，其中搜集的部分论文可能不太符合马克思主义史学文献的标准，有些更像政治论，而非史论，需要作进一步厘定。目前仍处于资料搜集阶段，作者相关材料搜集工作做得较多，力求在暑假之前完成。
课题组成员阜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于文善教授发言道，自去年八月承接任务以来，目前已整理十几篇条目。前期的准备工作与其他老师的思路一致。存在的问题有:一、文献难以搜集，如：王国维的《古史考释集解》在各大图书馆都无法找到，搜集到的侯外庐《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一书与胡老师提供的版本不同。二、部分书目出版多次，是否有必要记录各版本。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王东教授在文献搜集方面提供了新的思路。建议各位子课题负责人注意台湾地区以及世界各地图书馆的馆藏。在整理过程中，不能仅仅依靠图书馆的既有编目或索引系统，应当主动到图书馆进行实际调研和探访，可能会有新的发现。此外，应该特别注意某些书籍的“序言”并不可靠和完全可信，疑惑之处一定查核证实。
胡逢祥教授充分肯定各位项目子课题负责人的工作成果，并总结道，该项目进行了大量的提要撰写，对于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建议的解决方法，我们将在会后整理归纳，并发到各成员手中，供下一阶段工作参考。我们还计划将提要写作过程中搜集的资料汇为一个电子资料移动盘，供相关人员今后研究中使用。
第一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史学”下半场开展小组讨论，由王东教授主持。
张越教授首先发言。他认为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受到广泛关注，各方面都有所探讨，但一些重要的节点值得梳理清楚。如是否对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地位评价过高。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仍待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在1956年1957年反右之后，历史写作较难。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史学如何定性，是否出现多元论的倾向，也值得进一步思考。
随后胡逢祥教授就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判别，以及改革开放后史学多元论出现的情况进行阐述。在他看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分界点，1949年之前的史家派别或阵营人员相对比较清晰。而此后特别是1950年代中期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学术界提倡普遍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从理论和观点上比较好讨论，如要都落实到具体的人员，就有些难度。其次，胡教授赞成张越教授的意见，认为史学界自改革开放后确实出现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多元史观并存的局面。当前的历史研究提倡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并非排斥一切其他的观点和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史学应以科学的理论、充分的史料，有力的论证来打动受众，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主流作用。
《江海学刊》编辑部编审潘清从编辑的角度发言，对目前审稿的一些具体原则作了解释。
王东教授在总结发言中认为，现代意义上理性的建构到后现代的颠覆，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权威的消失，缺少基于理性对话的平台。当今中国的学术研究与社会大众存在脱节的现象，部分学者读书写作缺乏真实感。这与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时期强调的知识界眼光下移，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主动为人民发声的趋势有违。希望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能够继承五四以来的优良传统，为社会做实事。
1月9日下午，会议采取分组讨论的形式进行。
第二组“中外学术交流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专题报告上半场由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吴原元主持。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杨华副教授的报告题为“墨海书馆译书群体与晚清上海的西学东渐”，她由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兴趣而关注墨海书馆译书群体。作为近代上海第一家传教士创办、经营的翻译出版机构，墨海书馆成为传教士与口岸知识分子聚集的中心，机器印刷的率先实践，一大批西学书籍的最先出版，使墨海书馆一度立于晚清西学东渐的潮头，并且使一批参与译书的中国文人由对西方世界的一无所知到对西学产生了系统的认识，成为真正的“口岸知识分子”。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卢梦雅副教授的报告题为“葛兰言汉学的‘新史学’特征”。她指出，作为将社会学与历史学相结合进行中国研究的第一人，葛兰言的学术往往被追溯为沙畹汉学和涂尔干社会学的嫡传，而其深厚的历史学素养和终生的史学旨趣被国内外学界普遍忽略。葛氏的汉学具有综合史、精神史、问题史、总体史等明显的“新史学”特征，实际上作为方法参与了西方历史学的革新，又作为对象使中国历史独立于西方历史，为西方现代学术打开了新的视野。重溯葛兰言的学术渊源，对于深入研究中国古史的独特性及其在东西方文明对话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王燕的报告题为“试论兰普莱希特在中美史学界的回响” ，她首先对兰普莱希特的生平与学术进行了回顾，介绍其著述及史学思想在德、美学术界得到的不同反馈，随后梳理了兰氏史学传入中国的渠道与作为“实证主义”史学的一环被接受的过程，重点归纳了朱谦之对兰普莱希特学术观点的系统介绍与深入研究。
榆林学院政法学院马少甫副教授作题为“噶邦福及其《历史综合法》初探”的报告。他结合噶邦福生平经历总结其学术贡献的三方面：东北亚原住民的历史文化及生活现状、近代欧洲列强（特别是俄国的殖民扩张及其对殖民地的影响）、史学理论及史学史。接着着重介绍噶氏《历史综合法》的主要内容与成书背景，阐明该书作为在近代中国出版的第一本自成体系的史学理论著作的学术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慧颖的报告题目是“失语者的留言：晚清时期的美国中华协会”。她介绍了美国中华协会的创办过程、组织架构，讲述晚清时期存在于中国上海租界长达15年的这一美国侨民组织，在庚子事变、庚辛和谈、中美商约谈判和抵制美货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具体作为及产生的影响，从而发见“失语者”——外国侨民群体在晚清政治变迁中扮演的角色，获得研究晚清政治史的新视角。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察应坤博士作题为“狄培理的‘新儒家’思想研究综论”的报告。他具体论述了狄培理对“中国的自由传统”、中国先知思想传统、中国社群主义传统等思想元素的总结，高度评价狄培理建构的“新儒家思想”的体系、“观念史”的研究路径、传播融入“世界”意义的情怀及其背后所蕴涵的“平等相互”的主体意识，认为狄氏改变了美国及西方社会研究中国思想的方式，开创了儒家思想研究的新天地。
第二组“中外学术交流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专题报告第二场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军主持。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吴原元教授的报告题为“民国史家著述在美国汉学界的回响及其启示”。他选取了在美国汉学界具有较大影响的八部著作，梳理其中对民国史家著述引用的情况，并将之与其对欧洲汉学家著述的引用进行对比，最后通过分析引用的特点进一步评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汉学界对民国史作与欧洲汉学著作的接受程度。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军的报告题为“《经济学术资料》有关‘海外中国经济史研究’刊文目录”。创办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经济学术资料》，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内部刊物，马军将其中有关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海外汉学篇目进行整理编目，从而发掘在国内、国际学术界交流不多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海社会科学院为引介海外中国经济史研究成果所作的重要努力。
德国日本研究所（日本东京）高级研究员周雨霏的报告题为“兰克史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受容”。她全面梳理了兰克史学在日本传播的三阶段：路德维希·里斯对兰克史学的介绍、坪井九马三等史家将科学实证主义引入、铃木成高等“京都学派”论客对兰克“世界史的理论”的利用，并将日本史学家对兰克史学的吸收与借鉴特点总结为：方法上重视对史料的收集、批判与考证，叙事上强调描述大国之间的联系与抗争。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历史研究院兼职教授胡昌智的报告题目是“兰克史学中的精神”。他引述马克思对兰克的评价，揭示出不同于一般印象中偏重史料考据，事实上兰克可称为解释历史的大师。在回顾兰克学术道路的三阶段与两个关键节点后，胡教授联系《英国史》的撰述具体阐释了兰克所谓“让史料说话”的真正意蕴，并将贯穿兰克历史解释的两大理念总结为“现状渊源化”与“欧洲斗争融合后一体性的形成”。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李孝迁教授的报告题为“探源与传衍：近代中国史家的兰克论述”。他指出，中国史家的兰克论述，绝大部分只是从外国流行的西洋史教科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之类著作中转述而来，甚至是经过多重转引，引述者未必清晰了解兰克的思想脉络，人云亦云、寻章摘句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而直接阅读兰克原著者寥寥无几。中国史家在课堂或著作中偶尔提及兰克，并不能说明后者对前者产生如何影响，也不能说明前者一定对后者有实质性的认识。兰克对中国近代史学有影响，但两者关系是间接的，没有实质性的联络，其中西方史学史、史学方法著作起到中介作用，他的史义被抛弃，史法被保留，并与中国传统考据学相接榫，在中国史学界大行其“法”。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贾菁菁作题为“坪井九马三与近代日本实证史学”的报告。她本着重新省察坪井思想复杂性之旨趣，指出坪井作为史学科（西洋史）的领军人物，却与国史科（日本史）的汉学流考证主义史家同声相应，氏著《史学研究法》在宗教观、政治史、经济史及精英人物取向上皆与兰克反向而行。在将史学切分为纯正、应用二元，意欲构建科学史学的同时，坪井亦自证并彰显了学院史学内在的政治性。
1月10日上午，会议继续以分组形式进行。
第二组“中外学术交流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专题报告上半场由宁波大学历史学系钱茂伟教授主持。
首先发言的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珠海）杜丽红教授，在题为“他山之石与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研究”的报告中，她重点关注了近代中国的公共卫生学术与外来思想的关系，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的知识体系与学术模式深受多种外来影响，与本土医学基础相结合时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公共卫生史的研究尤其应注重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既要借重外来研究的理论视角，又要在比较视野中看到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独特性。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学院崔岷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维熙的报告题目是“‘底层眼光’下的战争书写——梅尔清《躁动的亡魂：太平天国战争的暴力、失序与死亡》评介 ”。这篇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崔岷教授合著的书评首先介绍了《躁动的亡魂》一书作者——美国学者梅尔清，点出其学术研究具有鲜明的“底层眼光”。随后分析了梅氏“底层眼光”的由来，再通过对《躁动的亡魂》具体内容的介绍，剖析梅氏对太平天国战争的独特书写方式。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戚学民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刘训茜的报告题为“中体西用说的遗响：汪鸾翔的实践”。两位老师的报告揭示出汪鸾翔思想中被遮蔽的一面。汪氏是清末举人，曾任清华学校国文教师，其中学以儒家思想为中心，西学以数理化为中心，毕生思考以孔子思想为基础的完整容纳西方思想的知识框架，是近代中国少见的始终坚持“中体西用”论的例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畅作题为“近代在华西人的港澳研究——以英国汉学家波大也为例 ”的报告。她以英国汉学家波大也关于港澳的研究为个案，对其所著文献搜罗比勘，在此基础上探讨波氏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香港和澳门的风土、人民、事物、历史的认识，同时展现这些文献对于认识中西文化碰撞下香港、澳门变化发展的参考价值。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讲师周励恒所作报告题为“论晚清旅日学人的革命史书写”。他探讨了旅日学人对“革命”含义重新认识的过程、围绕“法国革命史”性质的讨论，以及对中国历史上“易姓革命”的评价，从中揭示出维新派和革命派旅日学人对革命史不同形塑背后的政治较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毅作题为“近代学术转型视阈下的历史书写——以1920-1930年代‘新闻史’为中心 ”的报告。他梳理了1920-1930年代中国“新闻史”书写的演进历程，以呈现专门史研究在引领中国近代学科建设过程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以及近代中国政治变迁、社会及史学思潮转变所形成的张力推动专门书写范式转换的机制。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张仲民教授的报告题为“‘文变’与‘世变’：简论清末民初的‘新名词入诗’现象”。他由清末梁启超等人援引译介输入大量日本新名词说起，探讨了新名词日渐流行后被普遍滥用的“新名词入诗”现象，并从这一现象引发的争议深入因“文变”导致的“世变”及其影响问题。
第二组“中外学术交流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专题报告第二场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尤学工教授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彭春凌的报告题目是“章太炎与井上哲次郎的交往及思想地图”。她首先介绍了井上哲次郎在近代中日思想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再通过相关史料的考辨确证章太炎与井上哲次郎在东京的交往，由此揭示章太炎通过井上哲次郎框定其周边的重要阅读对象，采择支撑或组建自身思想的元素，二人思想轨迹高度相似，但关于进化学说的认识论和伦理观却大相径庭。
苏州科技大学历史系讲师顾少华作题为“清末君史与民史说再检讨”的报告。他重新审视19世纪末年至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认为中西政治观念的差异投射于史学层面而产生君史、民史之分，中国君史论说的步步推进，实质是清末时人在西方政治参照下对中国传统政治特征的层累构造。而梁启超在东渡日本后，转而思考国家主体性问题，故未再提及民史。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尤学工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历史教育论纲 ”。他首先对历史教育的概念进行定义，再具体探讨历史教育的研究对象——历史知识生产、传播两大环节，随后提炼出学校历史教育、社会历史教育这两个基本场域的关键问题，并对历史教育研究有待拓展之处进行了简要概括。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廉敏的报告题为“‘历史理论’在近代中国的确立 ”。她梳理了古代汉语中“历史”与“理论”两词的使用情况，指出中国古代通过“史”“理”等概念来表达“历史”“理论”的相关内涵。近代以来，中国有选择地吸收了西方的历史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进行了丰富与发展，使中国语境下的“历史理论”具有独特内涵。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张旭鹏的报告题目是“历史理论的回归：当前西方一种史学理论动向的反思”。他回顾了十九、二十世纪西方历史理论的发展历程，指出在经历二战后的衰落期后，历史理论的探讨于最近十年在西方史学界悄然回归。张旭鹏通过对大卫·克里斯蒂安、大卫·阿米蒂奇、迪佩什·查克拉巴蒂三人历史理论的介绍，分析其背后反映的社会危机与转型，并总结了历史理论在西方史学界回归的鲜明特点。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王传与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薛明共同作题为“‘近缘学’与‘越南学’：近代中日学界与法国远东学院”的报告。两位学者揭示出中日学界对位于越南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认知、关注重点上的显著差异，深入探讨这种差异对中日学界与远东学院交流成果造成的影响：中国学界只以远东学院补自身域外汉学研究领域之不足，日本学界则致力于越南史文献整理与越南史地研究，从而一举奠定其在国际“越南学”研究中的领先地位。两相比较，足以对当下中西学术文化交流产生重要启示。
1月9日下午，会议采取分组讨论的形式进行。
第三组“现代化视野下的国学与西学”专题报告上半场由南阳师范学院汉文化研究中心郑先兴教授主持。
郑先兴教授首先作题为“政与学：20世纪以来中国通史编纂的路径及其旨趣”的报告。他认为，二十世纪以来中国通史编纂“救亡图存”与“民族复兴”的旨趣体现在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 三十至四十年代的唯物史观以及新世纪的“资治”专题之中；而基于知识诉求与构建的学术路径及其旨趣，体现在大学讲义、南高学派，以及新中国建立后编纂的参考资料与教科书之中。
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吴忠良副教授的发言题为“南高学派与中国通史编纂”。吴忠良认为，南高学派主张通史与专史并重的同时，突出通史的重要性，从而致力于探讨中国通史编撰义例，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实践中国通史著述。南高学派的通史编纂体现了民族主义和尊崇传统文化两大特征。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院颜克成副教授的发言题为《南高学派学人交往活动：基于<史学杂志>作者群的分析》。通过对《史学杂志》作者群的分析，颜克成认为南高学人积极吸引具有相同学术旨趣的学人进入《史学杂志》作者群，壮大了南方学术话语权。
第四位发言的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庾向芳副教授，她发言的题目是《民国时期清史学的“新”与“旧”》。庾向芳认为民国时期的清史研究在史观、史料、研究方法、编纂体例、研究领域等方面体现出东西方文化碰撞下中国史学承前启后的特征。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张峰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述评》。张峰认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出版体现了时代变局之特征，亦受到新旧学问交叉融合的影响，该刊对于中国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组“现代化视野下的国学与西学”专题报告下半场由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徐国利教授主持。
首位发言的是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记录教授，他的发言题为“对‘通史家风’与‘断代为史’的几点认识》”。他认为，“通史”和“断代”是传统历史编纂的两种基本格局。“通史家风”旨在考察盛衰之变，多为史家所赞赏，“断代为史”则意在树立王朝正统。
中国社科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靳宝的发言题为“‘善仕不如偶和’的史学关怀---<史记•佞幸列传>书写的思想背景”。靳宝认为，《史记•佞幸列传》承接战国以来“士不遇”的思想，关注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司马迁为佞幸作传从反面衬托出列传追求的史学目标。
中国社科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胡楚清的发言题为“‘胜天下之具’方可‘一天下’：论李焘的振兴南宋方略”。胡楚清以李焘为例，分析了南宋史家以六朝史为参考所形成的以谋划南宋“复兴”为目的的史学论述。她认为，李焘对六朝史的书写，反映了南宋内忧外患的历史形势，史学家对社会、政治的思考，亦体现了史学有用于时，有用于世的社会价值。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李长银研究员的发言题为《沟通中西：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建立及其影响再探讨》。李长银认为，“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是胡适为驳章炳麟而作。胡适建立这一论说，有赖于以康有为为中心的晚清今文家言，还受到了克雷登、梯利、文德尔班等人的影响。
中国社科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常文相的发言题为“明代商人、商业与国家体制关系研究的问题与视角”。常文相认为，以往的明代商人、商业及国家体制的研究取径均是试图寻找传统中国“现代性”。较这种研究取径而言，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为解释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特质及演进提供了更合理的解释框架。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徐国利教授的发言题为《民国时期顾颉刚学术价值观的转向及与传统经世致用观的离合》。他指出，民国时期顾颉刚的学术价值观经历了两次重要转向，与传统经世致用观有较复杂的离合关系，在中国现代史家中最具典型性。求真与致用是顾颉刚学术价值观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二者间虽存在张力，但并不矛盾，儒家经国济世传统和实践理性精神在其学术价值观的历史阐述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月10日上午，会议继续以分组形式进行。
第三组“现代化视野下的国学与西学”专题报告上半场由宁波大学历史学系唐燮军教授主持。
第一位发言的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陈勇教授，他发言的题目是“钱穆致王云五的一封未刊信函”。陈勇教授长期关注钱穆先生的书信整理工作。他以钱穆致王云五的一封信为例，阐释了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出版前后诸史实。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王应宪副教授的发言题为“历史辞典与中国现代史学”。王应宪副教授认为，中国近代历史辞典的编纂与日本息息相关。自1910年代起，历史辞典经由中国赴日留学生传至中国，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冲击。近代历史辞典编纂可分机构编纂与个人编纂两种，前者以北京大学、世界书局等为代表，后者以顾颉刚、姚名达为代表。由词条能看出辞典编纂者的治学旨趣。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李席的发言题为“历史主义的内涵、源流及中西比较——兼论傅斯年史学思想的辨正问题”。他认为历史主义的核心观念孕育于人类普遍的生活经验和历史意识中，重审历史主义有利于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史学“选择性接受”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建斌的发言题为“史源学对于档案利用的启示——以端方档案为例”。张建斌以端方档案为例，说明考察“第一手史料”形成过程中的蕴含着创作意图与权力话语。档案文本的生成具有复杂的历史图景，研究者在了解档案内容的同时，亦应关注档案文献的生产过程。
宁波大学历史学系钱茂伟教授的发言题为“公众史学：以人民为中心的史学”。钱茂伟教授认为，历史学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学旨趣。公众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当代人民，其研究视野广阔，能大大扩展历史研究的范围。钱教授指出，公众史学科建设决定了历史学未来的发展面貌，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研究必须关注公众史学科。
宁波大学历史学系唐燮军教授介绍了其对《冯君木年谱简编》的编纂情况。唐燮军教授从研究动机，资料获取情况，今后研究计划等角度具体介绍了其对冯君木的研究。
第三组“现代化视野下的国学与西学”下半场为小组讨论，由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陈勇教授主持。
发言中，陈勇教授认为，讨论国学与西学的关系前，应先界定国学的概念。他提出“四部之学”仍是国学的基本意涵，研究者要立足本国的实际解读中国的历史文化。他还认为，学者应注意打破学科壁垒，以贯通的精神进行史书编纂。钱茂伟教授指出，国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在鸦片战争之前并不存在。自西学东渐以来，国学经历了从“踩在地下”到“重新拾起”的过程。当代学人应在中国重新走近世界中心的背景下，重新思考“如何立足本土审视国学”，并在现代学术话语之下重构中国的学术体系。在郑先兴教授看来，学者应站在自己的国度反思国学。王应宪副教授谈到，国学应以经史子集为中心。在研究国学与西学的互动时，应关注学术与政治的互动，学者应在积极融入世界学术环境的同时，应坚守中国文化的特征。卢梦雅副教授认为，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更加注重对西学东传的研究，对东学西传的研究较少。她认为，当下的法国的海外汉学界又出现重视通史编纂的取向，这一取向应为中国学者所重视。李长银研究员认为，二十世纪以来国学和西学的互动是学术史研究不能回避的话题。但二者互动的具体形态，交融的程度究竟为何，尚待大量相关实证工作加以厘清。
1月10日下午2：30，“20世纪以来的中华学术与外来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闭幕仪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王应宪担任主持。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卫平教授作题为“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的演讲。陈教授讲道，近代以来中国的哲学思考以向西方寻求真理为导向，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上做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尝试。西方哲学中国化可从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两方面进行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相互制约、变革、融合成为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环节之一，无意识地造成对西方哲学的“误读”，形成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路新生教授作题为“史诗‘互缘’：陈寅恪、钱钟书史诗观的历史美学剖析”的演讲。陈寅恪和钱钟书是中国现代文史界泰斗级别的大师，1958年“拔白旗”政治运动的开展，陈氏文史之学开始受到批判，在所有批评陈寅恪史诗观的学者中，钱钟书无疑是最有分量的一位。但路教授从“历史美学”的角度考察二者的诗史观，发现二者的思想内涵是相合的。并进一步引申至当今史学研究现状，史家常常自己充当历史的裁判员，史著中根本无法看到“起源于心灵”的同历史人物的对话。
闭幕式致辞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左玉河围绕会议的组织形式、史学与经世的关系、如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学术、话语体系等问题展开论述。左教授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讲求求真求是，探求历史发展规律，这是其学术性的一面。另外一面是经世性，是学术经世，而非直接经世。学术离不开政治与现实关怀。史学家要用真实的准确的历史知识贡献社会，提供高明的历史智慧，并提供丰富深刻的历史教训。最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胡逢祥对此次会议“20世纪以来的中华学术与外来思想”作总结发言，感谢诸位与会学者的精彩报告，希望今后能够进一步增强彼此间的学术交流，共同进步。
（供稿：李楠、舒鸿翔、李瑞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