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选取了瞿骏老师针对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传播展开的一些研究，以飨读者。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重新建国的历史，而中国从一个前近代的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民主国家的转变历程中，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传播和强化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在20世纪初之前漫长的时间里，除君、臣、士之外绝大多数国人是“不知有国”的，更无所谓“爱国”。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明的强力冲击，从沿海口岸到内地，从城市到乡村，从精英到民众，越来越多的人渐次觉醒了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即使过程中充斥着种种参差不齐、分化隔阂和摩擦碰撞）。从1840年鸦片战争、1895年甲午战争、1898年戊戌变法、1911年辛亥革命，到20世纪初以来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1915-1920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1925年五卅运动及其延续至1927年的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清晰地展示着这一历史脉络。直到抗日战争最大程度地唤醒了国人的民族利益认同，国家政权有组织地应对对外战争，百年来四分五裂的中国开始走上独立、统一的历史起点，重新建国的历史进程才告完成。
试图理解和把握“民族国家”这一宏大且庞杂的概念，至少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任一特定的时空环境中，它们都往往交织着思想观念变化和现实社会变革的双重内涵，同时也缠绕着人们感性的情感文化认同和理性的现实政制建构这两种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它们不是静态的概念，根据具体时空背景的不同，它们的具体含义也处在不断的流动中，在不同的文本语境中，它们的具体含义多有不同，有时甚至是对立的。
《国何以教》一文研究江浙地区国家观念的传播渠道。清末民初，在江浙地区有各种明显、隐晦的现代国家观念普及的渠道。这些渠道促成了中心城市向周边地方的国家观念传播，它们又依托于各种地方性空间来流动扩展这些观念。在此基础上，从1895年始到1920年代中叶，现代国家观念开始渐渐普及于江浙地方读书人的脑海，他们与现代国家在各个层面联接。[①]
《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常识建构》一文以清末民初到1920年代中叶的各种“读本”为文本，研究国家观念的建构、演变及其背后的社会图景。清末民初，“读本”依托当时的政治改革、科举改制和学堂制度确立而兴起，其中的国家、世界观念具有相当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而到20世纪20年代中叶，随着平等、阶级和帝国主义等观念的引入，“读本”编写从理念到内容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其间的转折反映了中国现代启蒙事业和革命进程的复杂图景。[②]
《辛亥前后的学堂、学生与现代国家观念普及》一文以学堂为场所，研究这一平台对普及国家观念的作用。辛亥前后全新的学堂建制与报刊舆论等相结合，为现代国家观念的普及提供了强有力的平台。学生在普及进程中既产生了对清末名士的景仰崇拜，也发展出另一种“夷夏之辨”，更影响了此群体中的思想竞逐。由此学生们的生活世界、知识世界乃至感觉世界在辛亥前后都发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变化。[③]
[①]瞿骏：《国何以教——清末民初江浙地方的现代国家观念普及》，载《历史教学问题》2017年第3期。
[②]瞿骏：《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常识建构：转型时代“读本”中的国家与世界观念》，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③]瞿骏：《辛亥前后的学堂、学生与现代国家观念普及》，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