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可能之道
作者：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本文原载《哲学分析》，2023年第2期。
在“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这一表述中，“哲学的知识体系”可以看作是哲学领域的观念系统；“自主”则意味着不依傍于其他思想构架而形成自身特有的概念、理论体系。这种体系如何可能？或者说，要达到这样一种系统，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前提和条件？这里简要地从若干方面对此作一探讨。
就其历史起源而言，哲学通常被视为“科学之母”，从这一方面看，谈“建构哲学知识体系”似乎与历史趋向不太一致：哲学既为各个学科之所从出，则应早已存在，不需要现在去“建构”。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里所说的，是“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其重要之点在于“自主”。哲学固然古已有之，中国虽然没有“philosophy”之表述，但相关的观念也同样早已出现。不过，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人们往往习惯于接受并非源于自身创造性活动的观念、理论，并以此为主导的思想，所谓“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首先意味着通过独到的探索，以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哲学系统。这一意义上的“建构”，以创造性的思维为其前提。从历史上看，以往的思想家们都是通过创造性的探索过程，以建构各自的理系统，他们成为独领风骚的哲学家，也是基于这种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及其成果。也就是说，他们首先是具有引领意义的思想家，然后才成为历史中的研究对象。以中国哲学史而言，先秦诸子中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两汉哲学中的董仲舒、王充、扬雄，魏晋玄学中王弼、嵇康、郭象，宋明时期的北宋五子，包括张载、周敦颐、二程、邵雍，以及南宋的朱熹、陆九渊，明代的王阳明以及明清之际的王夫之、黄宗羲，等等，都是以自己创造性的成果而形成独特的哲学观念系统。从今天看，这些观念系统实际上也就是当时的哲学知识系统。每个时代都有自身的哲学知识系统，以上哲学系统都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家创造性的探索过程的结果。
以往的思想发展过程是这样过来的，当代中国也并不例外：新时代中国哲学领域的学人同样需要为形成当代中国的哲学知识系统而不懈努力。在这里，重要的是超越标语口号式的“创新”或“自作主张”，进行扎实的创造性研究，由此形成具有积累意义的建设性成果。中国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是通过创造性的探索做出来的，不是靠口号、主张获得的，只有通过空无依傍的创造性思考，才能形成为中外学术共同体所承认、所尊重的成果。真正要使当代中国的哲学系统在国际哲学界获得一席之地，显然不能依赖抽象的意象或自我亢奋的情绪，而是需要进行脚踏实地的建设性的研究。仅仅提出某种响亮的要求和主张是比较容易的，而扎实的研究则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然而，只有基于这种研究工作，才能积累和展示知识文化的深层内涵。所谓自主的知识系统，主要就是指形成于这种文化系统中，被其他的文化系统所确认的创造性成果。相关知识系统要在世界学术之林中独树一帜，离不开真切的文化创造活动。如果不能提出一套有创见的理论、无法对历史中的问题作出自己独特的回应、仅仅停留在观念层面傲视天下的气势，那么，与之相关的口号与“主张”固然华丽铿锵，但可能只有浪漫自乐的外在意义。
任何创造都不能从无开始，而是需要以过去的思想成果为出发点，后者构成了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的另一方面。前面提到创造性思考主要以独立、自主为旨，然而，无所依傍并不是无视以往的思想成果。中国思想和中国哲学经过几千年的演化，已经积累出丰富的成果，其中包含了不少创造性的见解。这种成果内在的意义之一，在于为哲学思想进一步的发展提供新的出发点。通过总结反思已有思想成果，当代的哲学建构可以获得多重的理论资源。这里包含史和思之间的互动：一方面，思想的发展以回溯、反思以往的思维发展成果为前提，另一方面，理解哲学史中已经有的观念、概念、理论的意义，又以已经形成的深层理论积累和开阔的哲学视野为前提。从中国哲学来说，其中不少文献、经典所具有的概念、理论、命题，无疑包含着深层的哲学智慧，但是如果诠释者没有相当的理论积累和开阔的视野，这些哲学意义就很难被真正地揭示出来。当然，在研究的具体进路上，个体可以有所侧重：根据不同的学术积累和性之所趋的理论旨趣，有的可能侧重于历史，有的则更为注重理论，这些多样的探索都是有意义的。冯友兰先生曾区分两种讲哲学的方式，即照着讲与接着讲，照着讲可能更多地接近于历史的进路，接着讲则与理论进路有更多的相关。尽管进路不同，但是都属于广义的哲学思考。从总的哲学研究过程来看，需要注重历史和理论之间的交融，但是对具体个体来说，则难以实现面面俱到：形成不同的注重之点，属自然而然。
在对以往思想文化成果的继承、总结的过程中，需要特别避免一种偏向，即所谓“以中释中”。关注以往的思想成果，并不意味着把自己限定在单一的传统之中。事实上，每一个时代在理解以往思想之时，都无法单纯地囿于线性的视域。历史地看，佛教传入后，中国思想不仅获得了多元资源，而且逐渐形成丰富的形态，其中包含外来的文化，宋明时期的理学之所以在哲学上别开生面，相当程度上与吸纳东渐的佛学相关。从总的思想进路看，理学对佛学是相拒而又相融，后者显然不同于“以中释中”。在创造性的思维过程中，应当超越狭隘的眼界。
这种超越，意味着形成世界哲学的视野，其具体进路涉及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应当关注的又一方面。从哲学的研究和探索来说，不仅需要将中国传统思想视为重要的资源，而且应该把视野扩展到整个人类文明的演化过程。从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来看，在历史已经进入世界历史的时期，现在所见各种思想成果，并非属于某一种传统，为其所专享或独有，而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可以为今天的人们所共同运用，也就是说，它们可以成为当代思考世界哲学中的共同的理论资源。20世纪初，王国维曾经提出：学无中西，中西之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从哲学的角度看，王国维所说的学无中西，本质上体现了世界哲学的眼光，其中蕴含着运用人类思想发展的多重资源来丰富中国哲学之意。学无中西的具体指向在于：吸取多重的智慧资源，形成开放的哲学视野，这也是世界哲学视野的实质意义。
从中西哲学的关系看，这里包含几个方面。其一，中西哲学的彼此参照。如前所述，中国哲学中的很多观念、概念、理论，等等，确实包含深层的哲学智慧，但是如果解读、回顾以往思想时缺乏理论积累，没有开阔的视野，那么，以往哲学中隐含的哲学意义，便很难被真切地把握。在理解、诠释、反思中国古典哲学之时，需要以开放的视野来吸纳人类文明创造的各种成果，包括西方哲学的成果，由此进一步从传统哲学中读出更多的东西。基于这一过程而建构的思想系统，不仅可以获得创造性的学术内涵，而且将形成广泛的哲学影响。质言之，回顾以往思想需要一定的理论出发点并具有丰富的哲学思想背景，后者以接纳世界文明中多样思想和学说、不同文明传统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成果为前提。
中西哲学之间的相互作用，还包括克服各自潜在的问题。中西哲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都是在各自文化传统中发展，二者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影响。这里既体现了中西独特的思想进路，也可能存在着其特有的历史限定。从今天来看，对于以往思想传统中的历史不足，可以用开放的视野，以中西哲学的互动为背景加以扬弃或克服。就中国哲学来说，其中的明显特征，是对形式逻辑的相对忽略。冯友兰先生曾区分哲学的实质体系和形式体系，以此为划分标准，则中国哲学更多地注重实质体系，对形式体系往往有所忽略。在比较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哲学对形式逻辑确乎未能给予充分的关注。尽管在先秦之时，中国已经形成了《墨辩》的逻辑，后者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系统、印度的因明，构成了传统的逻辑体系之一。但是，《墨辩》很快被遗忘。魏晋时期，随着名辩思潮的复兴，鲁胜曾注《墨辩》，然而，他的《墨辩注》的正文不久便佚失，现在只能在《晋书》看到其序文。隋唐以后，印度的逻辑系统因明学随着佛教而传入中国，但主要存在于唯识宗之中，从宗教系统看，唯识宗由于其思辨繁琐而影响不大，其中的因明学也因此而不彰。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主要是中国化的禅宗，后者的特点之一在于主张不列文字，并相应地对逻辑疏而远之。相形之下，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开始，便比较注重形式逻辑，柏拉图的主要著作虽然是用对话方式写作的，但是其中包含着比较严密的逻辑形式，《理想国》即以正义问题为主线而层层展开，包含内在的逻辑脉络；亚里士多德更形成了系统的逻辑思想，后者在西方文化中影响深远，直到现代分析哲学，依然延续了这种注重形式逻辑的传统。中国哲学在走向现代、取得现代形态的过程中，需要吸取西方哲学注重形式逻辑的传统，以此克服自身存在的历史限定。
从西方哲学来说，也同样存在不少问题，包括本体论中形上与形下之间的脱节、伦理学中形式和实质之间的分离，等等。以伦理学而言，康德具有形式主义趋向，其道德哲学学常常被称为形式主义伦理学，对实质的价值问题，则往往有所忽略。现代现象学中的舍勒，则比较注重实质的方面，并由此批评康德忽视实质内容。不难注意到，形式和实质在西方的伦理学中常呈现出相互分离的状况。反观中国哲学的传统，从早期开始，中国便比较注重仁和礼、仁和义之间的相互沟通。仁更多地表现为实质层面的价值关切，礼和义则在不同意义上呈现规范性：礼表现为一套外在社会规范系统，义则可以看作是内化的规范意识。中国哲学，特别是其中的儒学强调仁和礼、仁和义的统一，其中包含着对伦理学中实质内容和形式方面之间的沟通。这一哲学进路对扬弃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中形式和实质的对峙，无疑有其积极意义。可以看到，中西哲学各有自身的理论成果，也存在其历史限定。通过兼容不同的哲学传统，可以在吸纳各自积极的思想成果的同时，扬弃和克服可能存在的不足。
以开放的视野对待中西学术传统而不限于一端，意味着范围古今中西而进退之，由此自成一家之言，形成自主的哲学系统或者学说，后者既有历史的价值，又呈现世界性意义。基于这种创造性的哲学系统，中国哲学可以进一步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通过走进世界的哲学舞台，以不同方式就共同的哲学话题与国际哲学界的同人展开对话、讨论以及相互批评，由此，一方面开阔自身眼界，另一方面又作为哲学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介入世界性的哲学事业。
在中西哲学的以上互动中，需要警惕与“以中释中”相对的另一极端，即对西方文化亦步亦趋，将西方的思想学说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标准，以此来评判和裁剪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中的观念。这种偏向具有人云亦云、拾人牙慧的特点，它与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格格不入，同样需要加以抑制。
在建构自主的哲学领域中的知识系统过程中，需要注意源和流之间的统一。这里所说的“流”，主要指观念层面的思想演进：思想的衍化同时表现为思想之流。与之相对的“源”则更多地表现为社会的变迁、历史的演化以及时代的发展，后者更多地展开为一个现实过程。哲学的发展既不能离开对观念流变过程的回溯、省思，也需要关注社会领域的实际变迁。从中国哲学来说，先秦时代的礼法之争，更多地表现为社会历史层面的变迁，后者为先秦哲学衍化提供了历史背景。明清之际，社会发生了多方面的历史剧变，黄宗羲将当时的历史格局概括为“天崩地解”，这种剧变构成了当时思想发展的重要社会根源。到了近代，社会进入新陈代谢的历史演变中，在这一过程中，哲学的衍化表现为“哲学革命”：冯契先生对中国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作区分，相对于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过程，中国近代哲学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革命进程”，而近代社会的历史变迁、新陈代谢，又为后者提供了内在的根据。
今天，建构自主的哲学领域中的知识系统，依然需要关注社会的历史变迁，包括现时代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变局无疑是重大的历史变迁。在进行哲学层面的创造性思考的过程中，同时需要对人类普遍面临的历史问题以及现代存在的各种困境作出回应，提出应对之道，后者既为哲学演进提供了现实之源，也构成了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从科学领域来说，随着信息科学、生物技术（包括基因工程），以及与之相关的人体增强、人工智能等等的发展，一方面，人类的生活变化面临新的前景，另一方面，人类又需要回答以下问题：现代科学究竟走向何方？如何使之尽可能给人类的未来带来正面的意义？解决这些问题既离不开哲学层面的思考，也需要正确的价值引导。
进一步看，在社会领域中，面对各种极端的意识形态偏向，如何对国际政治中复杂的政治伦理问题作出深入的分析和合理应对？怎样既吸取近代以来注重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又指出现有形态下将这种观念当作工具来划分阵营、拉帮结派的历史局限，以一种真正体现人类历史发展的视野，超越以上观念，这同样是通过创造性的哲学思考以建构自主的哲学领域中的知识系统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民主、自由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念，但现代西方的政治势力和文化又对其作了种种片面化的理解，这种视域无疑需要超越。福山曾提出历史的终结论，其前提是将西方式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终极化，这种看法显然是非历史的。与之相对，哲学的思考应着眼于历史的大尺度、长时间段的演化，以此梳理近代以来各种纷繁复杂观念，扬弃其中的各种偏见。这是今天所面临的又一现实问题。
引申而言，哲学领域中的知识系统与更广意义上的近代知识体系具有相关性。从近代知识体系看，其基本核心包括两个方面，即：逻辑与实证。对逻辑的注重与自觉运用，使知识体系呈现条理化、形式化的特点；实证的视域，则使知识体系始终面向现实世界，避免了反身向内以及玄虚趋向。以上两个方面同时体现了近代自然科学的特点：对逻辑的注重与近代科学的数学化一致，实证的立场则表现了基于实验的近代科学趋向。然而，在以上两个方面（逻辑与实验科学），中国传统思想都显得比较薄弱，这也导致了一般意义上的近代知识体系未能在中国形成的重要根源。如果说，以关注“流”为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系统的前提之一，意味着在考察思想流变的同时注重其中的形式（逻辑）之维，那么，指向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系统之“源”，则意味着将注重之点同时置于现实世界之上，二者对于克服传统思想的以上趋向，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要而言之，哲学的发展既关乎观念层面的流变，需要反思中西哲学历史的变迁过程，也应站在现实的社会背景之中，正视时代所提出的政治、科学等不同领域的问题，并对此作出深层的回应。当代的中国哲学将在这样的创造性思维过程中逐渐地丰富自身，自主的哲学领域中的知识系统也将由此形成并不断取得新的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