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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贡华南:酒令人远

发布日期: 2023-06-30   作者:   浏览次数: 10

论文题目:酒令人远

作者贡华南,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本文原载《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摘要:酒以辛热之力作用人的身心,让人融化、突破身心之限,提高人的能力,开阔其心胸,使人远恐惧、烦闷、孤独,远离此时此地,由当下到远古,由眼前到天际,由有限到无限。酒也让人超越此在,消除隔阂,拉近甚至消解与他人、万物的距离,打开一个变形了的自由新世界。醉能醒不能,醉去乾坤亦小,但远人世的醉乡却不失其价值。

关键词:酒;远;醉乡;自由

 

在中国传统味觉中心文化中,性味被理解与规定为事物的本质。具体到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阴阳交用、收发互济。至于酒,其味甘辛、大热,在五味中占据阳位。酒进入人体,让气血升腾,生理、心理向上、向外发散,可谓在人之“乾”。作为在人之乾的酒对人自身,乃至人群的谐和不仅必须,而且必要:为人的行动提供动力与目的。事实上,酒在中国思想史中早已确立了自己相应的位置。饮酒于身体有发散之功,亦可拓展内在心境。饮酒至醉,把味觉无距离的追求荡开,悬置与人物纠缠、裹挟而独游万物之表、尘世之表,实现精神的不断超越,此之谓“自远”。

 

一、酒,正使人自远

 

“酒令人远”之说出自明代陈继儒的《小窗幽记》。此说承继东晋王蕴的“酒,正使人人自远”,而落实于人生“韵味”。这两种表述都注意到了以下现象:饮酒能让自我超越尘俗,让自我向上突破、飞腾,远离此时此地,由当下到远古,由眼前到天际,由有限到无限。对于意欲与当下拉开距离的文士来说,能令人自远的酒无疑最有神韵。

“远”是传统文人极尽赞赏的艺境与意境。皎然的《诗式》对此有精辟的界定:“远:非谓渺渺望水,杳杳看山,乃谓意中之远。”“远”不是指实存的异地、异世,另一个此地、此时,非谓视觉性的远——看得远,或听觉性的远——听得远,而指意中之远、心之远。心意之远更像味觉性的远——另一种韵味。俗人饮酒,会到意中的远方一游。高士有远志、远量、远情、远鉴,饮酒而可至玄远、清远、高远、旷远、深远、遐远、广远、幽远。

饮酒动人情意,调动人的想象力,心意自远,饮者的时空由此改变。“浊酒一杯家万里。”(范仲淹的《渔家傲》)浊酒一杯,身在塞上,心却可到万里之外的家乡。心理距离被酒消弭,人与心意之所念相通而亲近。饮者从当下腾越而出,抵达耳目所不及处,就此而言,饮者远离现实的自我;就心意之所念与饮者相通而言,酒让饮者与物更近。令自己远,令物我近,此乃酒之玄妙所在。

“远”对人何以必要?初民时期,人饮酒多为乐己,醉酒多为与神相遇。诸神逝去,人们逐渐发现了酒的治疗功能,“酒为百药之长”说反映的就是这种观念。酒不仅对身体具有治疗功能,对心理、精神同样具有治疗功能。企慕“远”正是这种功能的体现。“远”非时空间距之谓,而是指一切不可及、求不得、理应归往之所等超越性价值的实现与自身存在的自由绽放。

日常生活世界注重当下,依仗经验、现象,沉溺于便利,忙碌、焦虑、烦躁却彼此拖累、连累。这些“切身近况”束缚着人,也让人更加向往“远”。俗人向往“远方”,以便透口气,重新回归日常生活世界。超越者则希冀不断升腾之高远、绝俗之清远、遗忘经验与现象之玄远、混俗之深远、避世之幽远、开胸之阔远、张胆之雄远……远而离,或远而返,都可说是对当下切身近况的超越。

视觉思想中的超越是不断超越肉眼的看,以及肉眼的看之所对。如追求以心眼看,包括用心眼看纯形式——理念(IDEA),用科学之眼看“事实”,用现象学之眼看作为本质的“现象”,等等。味觉思想超越表现为即味但拒绝陷溺于味:在品尝五味活动中既超越五味,也由尝味超拔至体味、味道。就五味而言,亦可超越。比如:利用五味阴阳交用互济原理,从“一味”超拔出来,实现五味调和;或以“乐”超越“苦”(宋儒);从“五味”之杂回归到本味之真,从厚味到平淡(之味)(道家);从物的“(滋)味”超拔至于“道(味)”,从品尝物味到味道,等等。“酒令人远”可以说是味觉思想具体的超越路径。

“远”之途不一:宗教超越日常,但止于神圣教条;艺术、哲学超越经验,但创作需要专业化训练。饮酒既不需要专业化训练,也不预设终极教条,即可致远:酒既会冲决一切束缚(包括规范与差异,如韩愈的“杯行到君莫停手,破除万事无过酒”),也能建构自由之境(如“醉乡”)。因此,宗教情结淡泊的中国士人往往选择酒来致“远”。

就中国文化而言,味觉思想使人近万物、近世界、近世俗,但太近物、近世界、近世俗也易陷溺其中。酒既可让饮者逃离当下的世界、世俗,也可让饮者远而不离世,即世俗而超越之。同时,饮酒把自我心意所属者带至近前,让心意所属之物到来。苏轼对饮酒后人与世界万物之间的远近关系有深刻洞见。他在《浊醪有妙理赋》中说:“惟此君独游万物之表,盖天下不可一日而无。”“独游万物之表”是说,酒让人从物我交合中暂时撤出,不再为物羁绊,而能够在物表自由伸展。“独游万物之表”为超拔物溺,远而不离物的自由之态。当然,苏轼所说的“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只能是中国思想中的“天下人”。事实上,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总是外在于人,对于其治外之民来说并非不可无。狄奥尼索斯承诺的是狂欢与新生,表现为攻击性的醉狂,但给予人的却是虚无。酒鬼单纯反抗当下世界、否定当下世界。中国传统饮者不必逃避当下的世界,却会在当下的人间世建构起新世界——醉乡。

道不远人,人自远道,其中主要原因是人陷溺于世俗利欲,形成故步自封的狭隘自我,从而使人隔绝于道。饮酒让人超越功名利欲,消解与道的人为隔阂,让人自觉体道、味道、通道、守道。由此,我们可以说,“酒令人远”乃实现“道不远人”的重要契机。

 

二、酒可涵养“远心”

 

商周以来,饮酒一直被当作快乐之事,饮酒总与礼乐之乐相伴。西汉焦延寿在《焦氏易林·坎之兑》中说:“酒为欢伯,除忧来乐。”其中虽提及“除忧”,但重点仍在“欢”“乐”。曹操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才将酒的“解忧”功能凸显出来。魏晋人嗜酒,发掘出酒的更多精神功用,如避人、自晦、遗忘、超越……“自远”是酒的精神功用之总概括。“远”是心远,是自觉的精神超越活动。“酒,正使人人自远。”在此,王蕴自觉地将(饮)酒作为思想活动、思想方法,这标志着,酒正式登上中国思想史舞台。陈继儒提出“酒令人远”之说,呼应魏晋以来的饮酒观念,自觉将饮酒归为思想之事。不过,陈继儒把酒与香、茶、琴、棋、剑、杖并列,显然没能准确确立酒的思想地位。正如他写道:“香令人幽,酒令人远,茶令人爽,琴令人寂,棋令人闲,剑令人侠,杖令人轻,麈令人雅……”其实,酒既可令人远,也可令人幽、寂、爽、闲、侠、雅;也就是说,“远”中已经包括了幽、寂、爽、闲、侠、雅等境界。如“玉壶买春,赏雨茅屋”之“典雅”;“如渌满酒,花时返秋”之“含蓄”;“如何尊酒,日往烟萝。……倒酒既尽,杖藜行歌”之“旷达”;“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会须一饮三百杯”之“豪迈”,等等。当然,“远”中不仅含有幽、寂、爽、闲、侠、雅等意境,它还直达天、理、道等形上境域。

人们也常说“酒令人近”。“远”是饮者自远,“近”是饮者与其他的人、物之亲近。人若不能自远,不能打破自我封限,与其他人、物有隔阂,也就不能与他们亲近。借助饮酒,人打破自我封限而致远,才能与其他的人、物相互通达,相互亲近。因此,“酒令人远”乃“酒令人近”的精神前提。

饮酒涵情性、养远心,显诸境则有形下形上的幽、寂、爽、闲、侠、雅、天、理、道等。“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陶渊明的《连雨独饮》)“百情远”即“远百情”,“百情”指清醒在世与人交接时产生的诸般缠绕人心的情绪、情感、情态,比如烦闷、忧虑、操心等。“远”即驱离,即“忘”。人生在世,为百情困扰,遂被束缚在尘世。酒涤荡心胸,消解百情,也就断绝了尘世之想。“酒能祛百虑”“对酒绝尘想”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晋人张载的《酃酒赋》对酒的精神功能有较为全面的揭示:“造甘醴以怡神。虽贤愚而同好,似大化之齐均。物无往而不变,独居旧而弥新。经盛衰而无废,历百代而作珍。……信人神之所悦。……宣御神志,导气养形。遗忧消患,适性顺情。”酒为贤愚所同好,为人神所共悦,其原因就在于可“怡神”,可消除忧患,可适性顺情。

酒能改变自我内在心境,后世诸多饮者也都能领会到此妙用。比如:“酒酣心自开”(李白)、“宽心应是酒”(杜甫)、“松醪腊酝安神酒”(杜荀鹤)、“破恨悬知酒有兵”(苏轼),等等。“解忧”“宽心”“安神”“破恨”“浇闷”“心开”从不同方面揭示酒对内在情绪的改变作用。情绪一时的改变为性情气质的变化提供了先导条件,饮者注重通过饮酒陶冶情操正基于此。陈白沙说:“直以酒陶情。”饮酒化解忧愁烦恼,更能让人遗忘世情,超越世人难以摆脱的俗见。世俗之人在名利权位之中经营,饮者则能以饮酒超越俗虑。“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李白的《行路难·其三》)“一醉累月轻王侯。”(李白的《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使来遗一尊,百金不愿易。”(陈白沙的《谢邓督府惠交藤酒至》)在真正的饮者看来,酒使人超越声利,它所开启的是世俗之外、价值自足的生活方式。“高人谢名利,良马罢羁鞅。……但忧村酒少,不充侬量广。醉即拍手歌,东西卧林莽。”“醉乡著我扶溪老,白璧黄金惠不如。”“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李白的《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酒杯中我自忘机。”“机”是机巧,即处心积虑地谋划、安排。“忘机”乃远离谋划、安排的自然生活。饮酒能忘机,超越名利羁绊,无处不自在,林莽亦为安乐窝。

傲视王侯、名利,遗忘机巧俗虑,既能够调理身体机能,也可以谐和生理、精神,实现身心之“和”。白居易在《酒功赞》中对此有精彩体悟:“麦曲之英,米泉之精。作合为酒,孕和产灵。孕和者何?浊醪一樽,霜天雪夜,变寒为温。产灵者何?清醑一酌,离人迁客,转忧为乐。纳诸喉舌之内,淳淳泄泄,醍醐沆瀣。沃诸心胸之中,熙熙融融,膏泽和风。”酒以其甘辛热力驱除寒邪而得温和,化忧愁为和乐,喉舌醇和,心胸融和。种放种秫自酿,自称“空山清寂,聊以养和”。饮酒“养和”,心性情因酒而得其正,古人称酒之和者为“养生主”,不无道理。

饮酒不仅使人远俗,而且能令人近道。李白的“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阐明了饮酒乃通达大道的思想方法之妙义。事实上,酒是一种超越性力量,其作用与道类似。苏轼对此有深深自觉,他写道:“浑盎盎以无声,始从味入;杳冥冥其似道,径得天真。……常因既醉之适,方识此心之正。”酒无形无声,却能以其“味”而使人得天真,也能通过醉而识心之正。苏轼的说法让人想起庄子与王佛大,庄子强调饮酒而可得神全,王氏则以饮酒而保持形神相亲。“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换言之,“形神复相亲”需要借助于酒才能实现。

饮酒不仅通大道,酒本身即近于道;饮酒不仅合自然,人愈醉愈自然;饮酒不仅使形神相亲,醉本身就是生命的大和谐。依照“以酒为命”说,饮酒就是在增强自己的生命,包括增强自己的精神生命;依照“酒中有理”说,饮酒就是“穷理”,就是以理净身的工夫,身与理合而如理而在;依照“酒近于道”说,饮酒则可使身与道合,与道为一。不妨说,一场酒就是一场精神修行,就是一场形而上运动。

质言之,饮酒并非狭义的口腹活动,属于思想之事。饮酒关联着忘机、超越名利等超越活动,并让人突破血肉之心以及自我的边界。同时,它可以激起血脉,让人与周遭事物一同兴起,共同进入生机氤氲之境。酒醉则能够打开各种限制而呈现出无间的广大世界,使人融入天地万物之中,成就万化自然。我们可以说,酒一直参与并推动着饮者的思考与修行。

 

三、醉能醒不能

 

酒令人远百情,使自己远离清醒的自己。在甘辛热力涌摇下,饮者不断突破各种身心量的规定。酒后便如换了个人,包括知解能力、动手能力、胆识等都会大大异于往常。朱肱在《酒经》中论述道:“与酒游者,死生惊惧交于前而不知。其视穷泰违顺,特戏事尔。……善乎,酒之移人也。惨舒阴阳,平治险阻。刚愎者熏然而慈仁,懦弱者感慨而激烈。”很多事饮酒后能做,不饮则不能,很多事醉能醒不能。在艺术创作方面,酒醉的作用多为人所熟知。张旭醉书狂草,醒则写不出。“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醉而能诗、醉而能画的现象很多,比如:“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吴道子)好酒使气,每欲挥毫,必须酣饮。”唐明皇曾让他画嘉陵三百里山水,吴道子酣饮后,一日而就。酒醒后,气血(包括胆气)平复,超能消失,“远行”显得不可思议,甚至会后怕。

按照中医说法,肝藏血,酒入肝,气血加速,人会兴奋。大碗的酒使血流加快、神经亢奋。在古代,将士们上战场前,都会大量饮酒。我们熟知的王翰《凉州词》无疑反映了千古不变的人性:“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喝酒时肝气旺盛,肝胆互为表里,因此刚喝完酒人胆气壮,英勇无畏。壮行酒(或出征酒)说白了就是壮胆酒。当饮酒壮胆成为周知的现象,无酒之饮也能发挥壮胆作用,比如:

勾践思雪会稽之耻,欲士之致死力,得酒而流之于江,与之同醉。

秦穆公伐晋,及河,将劳师,而醪惟一钟,蹇叔劝之曰:“虽一米,可投之于河而酿也。”乃投之于河,三军皆醉。

有限的酒不管多醇厚,倒入江河都将被冲淡至无味。但在心理暗示下,将士饮的是江河之水,却也能醉人。这里的“醉”显然是指内在情志的改变,表现在外就是群情激愤、斗志昂扬。这种“伪醉”现象之发生,必然基于将士们的醉酒经验。以或真或假的酒来调动将士们的情绪,克服对死的恐惧,提升战斗力,勾践、秦穆公等深谙人性酒性的统帅无疑深知这一点。

世人对“生”多贪恋,对“死”就多害怕。按照儒家说法,怕是心中无主宰。饮酒后,酒主宰着人,人也就不再怕。黄宗羲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无疑大有道理!常人如此,历史中的英雄人物亦如此,酒后豪气干云,无畏无惧。比如刘邦:

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

醉而无畏(“何畏!”),自做主宰也。“(酒)爱移人性情,激发其胆气,解释其忧愤。”(秦观的《清和先生传》)酒不仅会改变人的性情,也会改变人的知解能力、决断能力、行动能力。按照传统观念,人的决断直接与“胆”或“胆气”相关。“胆”或“胆气”既指人的脏腑之一种——作为血肉的胆,也指其功能——决断。《素问·灵兰秘典论》记载:“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有胆量者勇于决断、行动,无胆量者犹疑不决。“胆”也有其“量”,胆量大者自己决断,自己做主;胆量小者决断力不够,有些事能做主,有些事则不能决断,不能做主。“酒酣胸胆尚开张。”(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胸开胆张指心胸开阔,胆气开张。如我们所知,人之胆皆有其量。“张胆”即不断打破其量的限制。对于平常人来说,知性水平、自身能力决定了胆量的界限,甚至胆量之有无。饮酒时,酒的辛热之力不断突破胆之量。醉酒,人完全为酒占据,胆量的界限被彻底突破。

 

四、醉乡之远

 

“心远地自偏。”随着心境改变的是看待外物方式的改变,后者直接促成外在世界的改变。与酒相融的人主宰这个由酒打开的新世界,后者尽管广大,却也大不过醉胆。韩偓诗“且将浊酒伴清吟,酒逸吟狂轻宇宙”;陆游诗“醉胆天宇小”。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醉胆之大,以及醉胆映照下宇宙之“小”。这里的“小”不是指量之小——空间之小,它的意思与“轻宇宙”之“轻”一样,指醉胆超越现实的宇宙,比现实的“天宇”更大、更重要、更自由。

酒改变饮者的能力、胆量,直接体现在饮者观物之眼远离正常的眼睛。酒眼、醉眼观世界,世界因此而变形。

醉眼青天小。(李洞的《赠唐山人》)

醉眼朦胧万事空。(陆游的《醉中到白崖而归》)

醉眼无疆界。(陆游的《雨中登安福寺塔》)

醉眼每嫌天地迮。(陆游的《予行蜀汉间道出潭毒关》)

少年醉眼傲王侯。(陆游的《信笔》)

醉眼与正常的眼睛不同,醉眼之所见乃变形之物。正常人的眼睛视力有限,饮者之眼被酒不断突破,醉眼之能无限。醉眼之所见随着醉眼无疆界而广大无边。在此无限之眼中,青天变小,万事为空,世俗之名利被看轻。

醉意弥漫,眼前卑微的这这那那、形形色色被无视,饮者所处的物理空间被转换成新的世界。酒令人远怕、远忧愁、远烦闷、远孤独,酒让人能力提高、心胸开阔、让人远离现实的自我与世界;沉淀在心中的往事、沉积在历史长河中的万古乾坤都会在酒醉中呈现:“往事空因半醉来”,“万古乾坤半醉前”。“千山”可在醉舟瞬间度过,遥远的“江南”在醉中轻松来到,所谓“醉中不觉度千山,夜闻梅香失醉眠”。“梦里似曾迁海外,醉中不觉到江南。”酒改变着人,移易着世界,可谓神奇的变形剂。

万古乾坤随着酒意而到来,酒的世界无穷而广大。对于酒醉世界,饮者们根据自己的体验描绘出来,其内涵不断被充实、被丰富。刘伶在《酒德颂》中描绘饮者的世界:“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这个世界打破了人世间狭隘的分割、限制,每个人都能够从现实局促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直面日月天地。饮者自由往来,不相妨害。王羲之“酒正引人著胜地”之说将新世界定性为“胜地”,其中充满向往之意。王绩在《醉乡记》中提出“醉乡”的概念,为饮者确立了安身立命之所:

醉之乡,去中国不知其几千里也。其土旷然无涯,无丘陵阪险;其气和平一揆,无晦明寒暑;其俗大同,无邑居聚落;其人甚精,无爱憎喜怒,吸风饮露,不食五谷;其寝于于,其行徐徐,与鸟兽鱼鳖杂处,不知有舟车器械之用。

“醉乡”是一个远离现实的“远方”,为一价值独立的世界。它消解了“中国”土地之有涯,山林之险隘,四时之气之落差,以及人群之等差。醉乡之人远离功利、效率、欲望,保留了人性之素朴与世界之纯净。这个类似《庄子》“至德之世”的世界一经提出,便成为饮者趋之若鹜之地。醉民们也纷纷以自己的心得体会不断充实着醉乡的内涵。“醉乡路稳不妨行。”(苏轼的《哨遍·睡起画堂》)“醉乡广大人间小。”(秦观的《醉乡春》)“酒是短桡歌是桨。和情放,醉乡稳到无风浪。”(辛弃疾的《渔家傲》)“醉乡深处,不知天地空阔。”(辛弃疾的《念奴娇·妙龄秀发》)较之现实人间,醉乡广大、空阔、无风险、充满自由,具有随时召唤人的魅力。一句“只合终身住醉乡”(陆游的《岁未尽前数日偶题长句》)道出了古往今来多少饮者的心声。

“醉乡”与现实世界具有质的差异,“醉乡路与乾坤隔”(徐夤的《劝酒》)。“醉乡无迹似闲云。”(温庭筠的《赠李将军》)“华胥别是一天地,醉乡何曾有生死。”(杨万里的《行路难五首·其一》)这些说法都表明,“醉乡”并非现成的、物质的世界;毋宁说,它是一个纯粹的精神世界。但是,醉乡亦有乾坤,所谓“乾坤入醉乡”是也。而且,醉乡它并不遥远,“醉乡虽咫尺”(白居易的《和微之春日投简阳明洞天五十韵》)。“一枝藜杖一壼酒,何处人间无醉乡?”(陆游的《道室试笔》)“独醒公子去沉湘,未识人间有醉乡。”(刘克庄的《湖南江西道中十首》)“不知今日是何时,醉乡城郭无关钥。世路风波太崄巇,且看相枕烂如泥。”(释德洪的《雨中闻端叔敦素饮作此寄之》)这些都表明,醉乡并不封闭,它向每个人开放。在此意义上,醉乡还是属于人间。更重要的是,自唐代始,“醉乡”代替了天庭、西天,成为饮者希望之所在与自觉归往之所。

醉乡向人开放,但世俗之人却多与醉乡“隔绝”。因为,醉乡不是空间地域,而是一种精神境界。因此,醉乡之呈现需要特殊的精神修养与精神境界,也需要特殊的精神准备与机缘。“羲皇迹已远,三酌呼可还。”(张耒的《次韵渊明饮酒诗》)酒与心不违,酒后所生乃基于心之所有。心中有“羲皇”者,三酌“羲皇”可还;心中无“羲皇”,不管怎样醉,“羲皇”都不会呈现。李煜说:“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乌夜啼》)后主为帝王时,虽饮酒,却贪恋人间春花秋月,而无须到醉乡。国亡人为囚徒,春花秋月逝去不返,回首浮生如梦,才与醉乡相遇相知。人生无路可逃,他才会留恋醉乡。

当然,在现实中失意者众,醉乡因此从不会空。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进入醉乡者都是失意人。事实上,随着醉乡观念深入人心,不少饮者为得酒中趣,亦以醉乡来涵养性情。比如,陈白沙说:“屠沽可与共饮,而不饮彭泽公田之酿,古之混于酒者如是……安得见古醉乡之逃以与之共饮哉。”陈白沙欣赏醉乡是因为他领略到酒醉对涵养性情之妙用。在《赠胡地官次韵吴明府献臣·其二》中,陈白沙谈及自己醉酒的感受:“引满花下杯,延缘坐中客。醉下大袖歌,孰云此门窄。”醉、舞不仅表现陈白沙知足知止的精神修养,同时也都在不断突破空间之封限——向内拓展自由天地。对于普通人来说,醒来则回归世俗生活,重新开始计算安排,也就再次远道矣。醒来后,自我回归,人、物、我界限重新显现,相互通达的广大世界重新被隔开,世界因此呈现出逼仄、狭隘,道也被遮蔽,陈白沙说“醉去乾坤小”,可谓精彩绝伦!

 

五、余论:“远”与味觉思想

 

“酒令人远”的实质是饮酒、醉酒使人自身、世界改变,使人能够身入“醉乡”。“远”“醉乡”的实质是破除束缚,走向自由。杜甫的“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与张籍的“酒边多见自由身”从正反两方面道出了“酒令人远”的精神实质。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酒文化致远的途径是“味”,如朱敦儒的“天上人间酒最尊。非甘非苦味通神”(《鹧鸪天》)。从商周时期开始,人们已经将“甘”作为酒的基本性味,作为饮者,朱敦儒不会不知。他这里以“非甘非苦”表述酒的性味,显然道出了宋代酒的殊胜之处。如我们所知,酿酒先得甘,后得辛。朱敦儒的“非甘非苦”则表明,宋代人已经掌握了制造辛而不甘的烧酒技术。辛而不甘的酒之热力更盛,其通神之性更明显:既通天地鬼神,也通人的精神。朱敦儒言酒为天上人间最尊之物,正基于此。

神妙的辛热之酒让饮者获得“远”——自由,这是味觉文化的深沉妙义。不同于视觉文化向外求远,追求时空之“远”——物理与精神双重开疆拓土,味觉文化向内求远,追求心意之远。酒令人远,其实是令自己远,而无涉他人。狄奥尼索斯精神鼓动人信仰,允诺人狂欢,同时也会号召信徒(酒神狂女)对异见者排斥、攻击,以扩大自己的物理空间。味觉文化中的醉者往往酒醉而卧,安静内敛,独自在醉乡徘徊。在此意义上,离开味觉思想,我们无法理解中国酒精神,更无法理解中国酒文化。

饮者为了“远”而需要酒,在得“远”之后,酒也并非多余。酒并不是人们达到目的的工具,它与人相即不离。醉翁之意不在酒,但亦不离酒。不在亦不离,酒与人浑化。广而言之,人类与酒之间亦如此,人活着不是为了饮酒,但人类却也一直没有离开过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