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越来越多的机器，越来越少的人——NBIC时代儒家伦理面临的变局与机遇
作者：方旭东，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本文原载《周易研究》，2023年第3期。
摘要：“换心”“换头”曾是古代志怪故事的奇思妙想，当代科技让它们都一一变成了现实。NBIC时代，科技的作用日益凸显，它的一个发展趋向是用机器增强人体。从“脑机接口”到“人造子宫”，再到“护理机器人”，机器（人工智能）似乎一步步接管了人类地盘。未来人间，越来越多的机器，越来越少的人，人类将学会与机器共存。儒家对美好人生的规划不会因此失效，相反，这样的时代给儒家一个机会去除近代以来加在它头上的污名。
关键词：人机共存；儒家伦理；人工智能
所谓NBIC时代，是指以纳米技术（Nanotechnology）、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这四大前沿技术为标志的当代。【1】与以往相比，今天我们讲儒学，首先应当正视这些科技的发展。当代社会固然有所谓“文明的冲突”，但不同文明中的人类其实有一个共同处境，那就是都生活在科技的笼罩之下。几乎可以说，科技文明就是当代文明的代名词。关心儒学的未来，不能不关注科技的进步及其带来的各种问题。
以下，笔者将结合个人近年来所做的一些工作，探讨当代科技对儒家伦理可能产生的影响。论文从古代志怪故事的“换心”“换头”带出当代一些前沿科技，进而分析，包括“脑机接口”在内的当代最新科技蕴含着一个用机器增强人体的趋向。从“人造子宫”到“护理机器人”，机器（人工智能）似乎一步步接管了人类的地盘，在这样一个“人机共存”甚至“机进人退”的时代，人类要如何自处？儒家伦理又何去何从？
一、“换心”与“换头”：从志怪小说到当代科技
清人蒲松龄（1640-1715）的《聊斋志异》集神鬼狐怪故事之大成，其中《陆判》一篇，讲述阴曹地府的一位陆姓判官与书生朱尔旦之间的传奇交谊。故事虽荒诞不经，但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人鬼之间的情义真挚感人。
从科技的角度解读，我们会省悟到，其中涉及人体器官移植（organ transplant）。作者蒲松龄想象力之丰富与超前，让人不能不啧啧称奇。书中的陆判，除了掌管阴间事务，竟然还是身怀绝技的外科大夫，他给朱尔旦夫妇一共施行了两次器官移植手术。一次是为朱尔旦本人换心，一次是为朱尔旦妻子换头。
蒲松龄写这个故事是作为奇谭记录（即所谓“志异”），但今天，一个熟悉NBIC时代科技最新进展的人会发现，故事中的那些神异，已然成为科技攻关的课题，人类正朝着实现这些目标大步迈进。
不过，从现代科技来看，《陆判》当中的换心与换头，都跟今天的用法不尽相同，首先我们来看“换心”。
众所周知，中国古人把心脏当作思维器官，所谓“心之官则思”（《孟子·告子上》）。看来蒲松龄也不例外，他在书中为朱尔旦安排了一个“换心”情节。朱尔旦的换心，其实是换思维器官。换心后，原本鲁钝的朱尔旦变得“文思大进”，很快科场题名。
既然陆判对朱尔旦实施的“换心术”旨在改善其心智（mind），那么，它与现代医学当中的“心脏移植”名同而实异。【2】就改善心智这个目标而言，今日人类已经找到也许更好的捷径，其中之一就是方兴未艾的“脑机接口”技术。
所谓脑机接口，专业说法叫“脑机介面”（brain-computer interface，简称BCI），有时也称作direct neural interface或brain-machine interface，是在人或动物的大脑（或脑细胞的培养物）与外部设备之间建立的直接连接通路。在该定义中，“脑”一词意指有机生命形式的脑或神经系统。“机”则指任何处理或运算的设备，其形式可以从简单电路到矽晶片。
对脑机接口的研究已超过30年。1990年代中期以来，从实验中获得的此类知识显著增长。在多年来动物实验的实践基础上，应用于人体的早期植入设备被设计及制造出来，用于恢复损伤的听觉、视觉和肢体运动能力。【3】
在当前所取得的技术与知识的进展下，脑机接口研究的先驱者们可令人信服地尝试制造出增强人体功能的脑机接口，而不仅仅止于恢复人体的功能。例如，脑深层刺激手术（DBS）技术可以用来治疗抑郁症和帕金森症（PD），将来也可能用来改变正常人的一些脑功能和个性。又例如，海马体神经芯片将来可能用以增强正常人的记忆。易言之，虽然脑机接口技术目前主要用于治疗疾病、恢复大脑机能，未来则可以用于人类增强（Human enhancement）。
如果陆判掌握了脑机接口技术，他就无需为他的朋友朱尔旦“湔肠伐胃”后换上一颗他从冥间千挑万选来的“慧心”，他可能只需要给朱尔旦植入一块硬币大小的芯片就大功告成。
正如我们不能把《陆判》当中的“换心”与现代医学当中的“心脏移植”混为一谈，同样，我们也不能把《陆判》当中的“换头”跟晚近沸沸扬扬的“换头术”相提并论。
当代热议的“换头术”，专业说法是头部移植（head transplant），其目的是将一个人或其他动物的头部嫁接到另一个人或动物的身体上。头部移植曾经在狗、猴子、老鼠等动物上做过实验。最近几十年，科学家开始尝试将此技术应用于人类。换头术的关键是脊髓移植，即把受者和供者的脊髓切断再吻合起来。由于重新联接受损脊髓的医疗技术难度很大，长期以来进展甚微。2017年，意大利都灵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塞尔焦·卡纳韦罗（Sergio Canavero）宣布，世界第一例“人类头部移植手术”已经在一具遗体上成功实施。【4】消息传开，在学者与大众中间引起强烈反响。
“换头术”给人文社会科学带来一系列挑战【5】，就儒学对伦理的关切而言，“身份同一性”问题可能尤其受到重视。然而，多少让人有些意外的是，这个问题在蒲松龄原著那里几乎不构成困扰。《陆判》结尾，吴侍御夫妇将换了头的朱妻认为义女，两家结了亲。换了头的朱妻，其伦理身份如何认定的难题就这样得到了解决：她既是朱尔旦之妻，又是吴侍御之女。这正是我们常见的中国式大团圆结局。
我们不能抱怨蒲松龄对问题轻易做了打发，毕竟，他是小说家，不是哲学家。哲学家可能会发现其中有一些不容易含混过去的地方。比如，既然朱妻被换了吴侍御之女（以下简称吴氏女）的头，那么，按照常识：一个人的头脑决定其意识，她的意识应该是吴氏女的，但在小说中，换头之后，朱妻“引镜自照，错愕不能自解”，这说明，此时她的意识依然是换头之前的那个人。这就形成一个古怪的组合：换头后的这个女人，脸面是吴氏女，躯干以及整个意识却是朱妻。【6】
我们也许可以为蒲松龄做一点辩护：换头后的女人，其意识之所以是朱妻而不是吴氏女，是因为，在故事中，吴氏女已死，身首异处，是陆判趁人不备将其头颅取来移植的。
这个解释，如果深究，似乎亦难成立。吴氏女诚然已死，故其头颅已非活体，但朱妻之头不是被陆判为了换头而先从其颈上切离了吗？换言之，朱妻同样身首异处。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吴氏女死亡的时间更早一些。莫非离开躯干的头颅在短暂的时间内还能保持它的活力？【7】
抛开这些医学上的细节不谈，让我们姑且接受《陆判》原著之说，换头之后的女人，意识是朱妻，头面是吴氏女。那么，对朱妻而言，实际上陆判对她做的，就不是真正意义的“换头”，而只是“换面”，相当于现代医学所说的医疗美容（（Medical Cosmetology）。它跟卡纳韦罗等人所说的“换头”，完全是两回事。
不过，卡纳韦罗等人所说的“换头”，就意识依然是头颅所有者这一点而言，与其说是“换头”，不如说是为这个头颅寻找一个合适的躯体。因此，站在需要实施换头手术的病人角度，这个手术的实质是帮他或她换身。对病人来说，不是头出了问题，而是身出了问题。【8】
相比之下，在陆判所实施的换头术中，作为主角的朱妻，她要换掉的，正是自己的头颅。因此，她是货真价实地被换了头。就这一点而言，《陆判》当中的“换头”倒符合“换头”的字面含义。
尽管有这样的不同，但《陆判》的换头术与卡纳韦罗的换头术，有一点却是相同的：手术之后，病人的自我意识依然是连续的。在后者那里，这一点不难理解，虽然有学者提出同一性问题，但如果大脑决定意识，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在这里，自我同一性并没有遭到破坏。令人不解的是，朱妻明明已经被换上吴氏女之头，为何她的自我意识还能延续？这个纰漏，也许只能归咎于蒲松龄对思维器官的误解：他错误地以为意识来自于“心”而不是“头”（脑）。【9】
看来，蒲松龄仅仅考虑到“心”代表“心智”，掌管所谓文思，却没有想到“心”其实应该连接着“自我”。朱尔旦换了心之后，其自我认同并没有发生改变，这说明，按照蒲松龄的理解，人的自我其实并不受制于心，离开心，它依然可以独立存在。这样一种自我，套用赖尔（Gilbert Ryle）“机器中的幽灵（Ghost in the machine）”【10】之说，或许可以将其称为“肉身中的幽灵”（ghost in the body）。
这样，对蒲松龄自我观的追问，就把我们带到了中国古代的灵魂论那里。按照这种理论，人死灵魂不灭，肉身只是灵魂暂时的居所。所谓死，就是肉身停止了呼吸、运动，而灵魂就从肉身游离出去，飘荡在空中。有理由认为蒲松龄相信这样一种灵魂论。【11】
灵魂论似乎可以将蒲松龄从科学与哲学的双重拷问下拯救出来。无论是换心还是换头，这些肉身器官的移植都不触及灵魂，而灵魂才是真正的自我，所以，朱尔旦换心之后除了变得聪明并没有变成另外一个人，而朱尔旦妻子换头之后除了变得漂亮也没有变成另外一个人。正是在这一点上，这些手术跟现代的脑机接口、医疗美容在性质上可以相提并论，它们都是对主体的一种增强，而不牵涉到改变主体自身的同一性。
当然，《陆判》中的手术因为用到他人器官，终究难免伦理身份（identity）之争，虽然蒲松龄是以一种两全其美的方式做了调解，但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想象，必然会有多种可能，从而无法将纷争彻底消弭。【12】
相对来讲，卡纳韦罗的换头术，虽然遭到多方质疑，但由于一开始病人与要换的身体主人已经做好知情同意，反而不会引起事后纠纷。
如果考虑潜在的伦理风险，移植人体器官可能就没有开发无生命体以增强人体机能那样的方案更能得到科学家的青睐。事实上，当代科技发展的一个趋向就是更多地利用机器。在这个趋势中，脑机接口也许还只是一个开始。毕竟，脑机接口技术的实质在于用电脑（人工智能）加强人脑。机（机器）在脑机联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机还没有最终取代人（脑）。尽管如此，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当代科技发展的一个端倪，那就是：机器扮演的角色将越来越重要，人类将不可避免地走向“人机共存”的时代。说“人机共存”，表面听起来，好像是人允许机器越来越多地介入人的生活，机器（人工智能）在这里充当的是发挥辅助功能的工具角色，顶多只是一个配角。但完全存在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机器在未来占据主导，人沦为配角，乃至逐步出局。这是一种杞人忧天吗？让我们来看两项科技：人造子宫与护理机器人。
二、“人造子宫”的伦理后果：且行且观
早在1924年，英国遗传学家霍尔丹（J.B.S.Haldane,1892-1964）就预言，到2074年，将有七成婴儿通过体外孕育并诞生，这是关于体外培育的最早设想。一直到21世纪初，医学上对人造子宫的相关研究，实验对象都还是动物。【13】晚近，科学家加快了针对人类的人造子宫的研发，如欧盟的“地平线2020计划”，在2019年10月，拨款29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320万元）支持人造子宫的研究。这意味着，研究一旦获得成功，不用依靠女性也能生出孩子。
虽然，从技术层面看，人造子宫现在还很不成熟，很多实验装置都是一个简单的“孵化器”，只能在孕育的最后阶段，发挥子宫的部分功能，提高早产的存活几率，现有技术尚不足以支撑整个生育过程。然而，按现有科技的发展趋势，人造子宫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针对人类的人造子宫技术一旦取得决定性的突破，女性怀胎十月一朝分娩的时代就会终结，男性独自就可以完成生育工程。对此，人们的第一反应可能会认为，它对儒学将带来巨大冲击。因为，传统儒学对世界的认识是建立在阴阳（男女）的基础之上，《易传》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敦颐《太极图说》所谓“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张载《西铭》所谓“乾称父，坤称母”，这些古典文本无不指向一种二元性别结构。而儒家对人伦的理解，夫妇是最根本的一伦，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兄弟，再有君臣、朋友，《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出自无名作者的《诗经·蓼莪》则喊出了所有人感恩父母的心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可是，现在“人造子宫”使得孕育过程可以摆脱女性身体，这对儒家的性别认知以及基于这种认知而建立的婚姻家庭秩序无异于一次地震。因为，“人造子宫”技术的直接后果是母亲这一伦理角色被改写，进而唇亡齿寒，父亲这一伦理角色也岌岌可危。既然准妈妈的工作现在可以交给一台机器完成，那么，维护这台机器的任何人（甚至机器人）实际上取代了传统的陪伴在准妈妈身边的准爸爸角色。
但是，问题并不如此简单。首先，人造子宫对女性来说究竟是福是祸，尚未易料；其次，人造子宫对儒家来说，是否就是釜底抽薪之举，亦需放眼长观。
诚然，只要女性愿意，从此就可以借助此项技术从怀孕生产的种种苦楚当中解放出来，这对女性来说无异于一个福音。尤其是当代，随着女性自我意识越来越强，怀孕生产给女性生理心理带来伤害这个话题也正式浮出水面，很多做妈妈的女性控诉，怀孕生产使自己的身材走形、胸部下垂、妊娠纹难以消退、小便失禁、产后抑郁，等等，简直是血泪斑斑。
而且，相比代孕，“人造子宫”的优势在于它不会牵涉复杂的人际伦理问题。等到将来技术成熟，“人造子宫”可能就像一个“孵化器”，买来放在家里，然后就等着胎儿一天天长大。它的原理跟一般的家电没什么不同：洗衣机让人不用亲手洗衣；面包机让人摆脱了和面烘焙等一系列工序，“人造子宫”（也许可以形象地称为“代孕机”）让人免除怀胎分娩的辛劳。
但这可能只是对女性有利的一面。在女性为告别怀胎分娩之苦而欢欣鼓舞之时，她也许没有想过，这是否也意味着女性从此失去了自己生理上的优势？解除了生育对女性的依赖，在做妈妈这件事上，女性是否因此就被机器替代而“自由”了呢？在社会层面，它是否会引发女性人口的锐减？如果科技让“人造子宫”的胎儿就像大棚里的蔬菜一样长得既快又好，谁还愿意让人（女人）冒着各种风险去漫长地孕育胎儿呢？到那时，女性恐怕连抱怨怀孕生产受伤的机会都没有了。
而对儒家来讲，“人造子宫”的出现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儒家由于强调婚姻与传宗接代的关联，曾被一些人批评为不尊重女性，认为儒家是将女性作为生儿育女的工具看待。尽管儒家不承认女性在其性别认知中处于这样一种工具地位，但儒家孝道的前提是子嗣的存在，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原因造成，“无后”这件事都被视为“不孝”，甚至是最严重的“不孝”，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而两性之中，只有女性才拥有子宫，这就意味着，抱着传宗接代目的的两性结合，女性在其中充当的就是一个子宫携带者的角色。在中国古代，“无子”作为离婚的依据，被堂而皇之地列在所谓“七出”或“七去”之中。【14】有了“人造子宫”，儒家所讲的夫妇之道就可以摆脱娶妻是为生儿育女的嫌疑。
可能有人会说，如此一来，强调传宗接代的儒家是否就无意娶妻呢？既然“人造子宫”可以解决孕育的问题，儒家为男子娶妻准备的理由还剩下什么？
这个假设对儒家可能并不构成压力，因为，在古代，纳妾制度的存在，早已使得不能生子的正妻成为一个合法存在。换言之，儒家完全容许妻子不能生育。我们甚至可以设想，一对认同儒家信念的夫妻，非常恩爱，但女方由于生理原因不能生育，可是两人又非常渴望有自己的孩子。他们渴望孩子，不仅仅是出于对孩子的喜爱，而且，有理由相信，这也是他们的儒家信念使然，儒家关于“无后”与“不孝”的教导让他们觉得有责任生育后代。现在，有了“人造子宫”技术，这个难题就迎刃而解。也就是说，“人造子宫”技术并没有让他们的婚姻解体，因为，他们婚姻的意义本来就不是单纯为了传宗接代，虽然传宗接代是他们理解的婚姻的重要内容。
对人造子宫怀有疑虑的人，还可能担心：人造子宫培育出来的胎儿，与自然子宫的胎儿相比，是否会存在某种先天不足？不从娘胎里出来，这件事，谁能保证它不会给胎儿日后的人生带来阴影？人造子宫的胎儿成年之后在身心方面是否健康？等等。
支持人造子宫的人可能会说，这种怀疑是不必要的，因为现代农业已经做出回答：借助于生物工程，人类成功地制造出比自然当中的谷物、蔬菜、瓜果更优质的品种。作为胎儿生长的外部环境，科学家可以让“人造子宫”比人类真实的子宫在各方面都达到理想的指标。对胎儿本身细胞、组织的生长，科学家可以借助基因改编（gene editing）技术使其朝着完美的方向发展。
目前，基因改编已大量应用于基础理论研究和生产应用，其中，植物基因改编是基因改编应用最广泛的领域。针对人类的基因改编，目前主要限于治疗疾病，比如，2021年8月，由时任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叶玉如领导的团队研发出一种新型全脑基因编辑技术，在小鼠模型中证明可改善阿尔茨海默病的病理症状，有潜力发展成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的新型长效治疗手段。2018年11月，有中国科学家宣布，通过对一对双胞胎的基因进行修改，可以使她们出生后就能天然抵抗艾滋病。
既然科学家可以通过修改某个基因而使胎儿出生后可以天然对阿尔茨海默病、艾滋病产生抵抗力，那么，完全可以设想，将来科学家可以通过修改基因而使得胎儿出生后对很多疾病产生抵抗力，乃至于，科学家可以通过修改基因使未来人类变得更聪明。总之，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来改造基因，人类可以更接近完美。
很多人对基因改编抱着一种不信任的态度，这种不信任，从积极的方面说，是对目前技术本身不够完善而持的一种必要的审慎；从消极的方面说，则是出于对技术可能会被不当使用的担忧，无异于因噎废食。其实，基因改编技术的初衷跟人类任何科技发明一样，都是为了造福于人类，既然人类从未停止新技术的发明，那么，又有什么理由阻止人类在基因改编技术上的前进呢？
也许真正值得忧虑的是，出于经济成本的考量，“人造子宫”最后培育的不再是人类的胎儿。在未来，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巨大的胎儿制造工厂，它隶属于某个超级生物医学集团，科学家负责研发，医护人员负责日常维护与“生产”，市场部负责销售。而顾客甚至不仅仅是人类。如果结合基因改编技术，最后生产出来的胎儿越来越趋向完美。但是，这些“完美”胎儿长大之后将会从事什么工作？也许，到那时，碳基人反而不如硅基人更符合市场需要。毕竟，培育一个碳基人耗时漫长，而这种脆弱的血肉之躯，容易为情感左右的生物，在很多事务上没有机器人（人工智能）出色。比如，与其千辛万苦地培养一个儿子来照料其年迈的父母，不如制造一个高级的护理机器人，也许更高效同时也更低成本。这不是异想天开，具有高级智能的护理机器人已经站在人类门口。
三、孝道的曙光？——关于“护理机器人”
人口老龄化【15】已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社会趋势之一，几乎所有社会领域都受其影响。据《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修订版）》，到2050年，全世界每6人中，就有1人年龄在65岁以上。也就是说，老年人口占到16%，这意味着，到2050年，整个人类社会进入老龄社会。中国的情况也不乐观。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60岁老龄人口已达2.64亿，占总人口的18.7%;65岁人口1.9亿，占总人口的13.5%。按现有趋势，到2025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比重将超过20%,65岁以上人口将超过14%。2040年前后，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30%。也就是说，未来三个中国人里面就有一个老人。
老龄社会首先考验的是医疗、养老等公共财政支出和社会保障体系。虽然目前中国尚未进入老龄社会，但社保收支已经开始出现缺口。【16】存在缺口的不只是社保基金，公办养老院床位以及养老护理人员同样存在巨大缺口。据民政部、国家卫健委等部门统计，2021年中国患有慢性病的老人约有1.9亿，其中，失能失智人数约为4500万。护理行业对轻度失能老人的护理配置一般是4比1，即4个老人配置一个护理人员；中度失能老人的护理配置是3比1，重度失能老人的配置是2比1。按3比1的比例计算，我国目前对养老护理人员的需求近1500万。而民政部的数据显示，2020年仅有50余万名养老护理人员，连实际需求的百分之四都不能满足。
一方面，老年人群对于医疗保健、康复护理等服务的需求日益突出；另一方面，由于行业劳动密集属性和社会认同感缺失，专业护理人才相对匮乏且流失严重，这是护理行业在全世界都共同遇到的困境。那么，出路何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和成熟，通过智能设备解决失能老人的护理刚需，利用科技缓解沉重的护理负担，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不二选择。
作为养老服务机器人的一大分支，护理机器人（nursing robot）的研究与应用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最初由美国TRC公司研发，用于辅助医院护士移动病人、运送药品等工作。历经多年发展，护理机器人已逐渐从传统的附加各项功能的护理床迭代为人型机器人，其功能也趋于多元化，涉及临床护理、生活照料、排泄洗浴、安全监护、健康管理等多个领域。目前，护理机器人已广泛应用于日本、欧美等国家的医院及居家、社区等养老场景。
得益于高精尖的研发技术和官方层面的资金扶持，日本、欧美等国的智慧养老起步较早，护理机器人行业发展较久，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以日本为例，作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日本很早就开始布局研发智能养老设备和多功能机器人。自2013年10月起，日本政府原则上不再批准增建养老院，而是启动“机器人护理器械开发与引进促进事业”，并对参与研发的企业补贴投入成本的三分之二。为进一步鼓励老年人家庭使用生活服务类机器人，2015年日本财政方面对护理机器人的使用费用报销9成，并将这一补贴纳入公共性健康保险范畴。预计到2035年，日本护理机器人市场将高达34亿美元。近年来，中国政府也不断出台相关政策，向智能护理领域倾斜，推动老年护理服务发展。【17】
目前，护理机器人主要用于辅助失能、半失能、残疾或无家属照料的老年患者，以半自主工作或全自主工作的形式提供护理服务，提升老人的生活质量和自主能动性。不同类型的护理机器人，均依托人机交互、自动感应、语音识别、语音合成、人体姿态评估、计算机视觉、机器深度学习、多传感器融合等技术，通过可移动装置、柔性机械臂等外部设备完成工作。日本电子公司NEC相继研发可提供互动交流的生活辅助机器人，以及可远程监控老年生命健康的联网机器人。Toshiharu Mukai公司研发的Robear机器人，甚至可以模拟人类的怀抱感，帮助老人站立、坐下。汽车制造企业丰田则推出人型机器人“巴士男孩”，可执行复杂的家务工作。此前，丰田就发布护理机器人“HSR”（人类支援机器人）和“T-HR3”，通过躯干、手臂的铰链设计，可给卧床不起的老年人送饭送水。美国Desin公司研发的自动喂饭式机器人OBI，可全程自动将饭碗移动到使用者嘴边。由新加坡Aitreat公司开发的按摩机器人“艾玛”，通过传感器和3D视觉测量人体肌肉硬度，识别压力点，继而为患者提供精准按摩，帮助他们缓解疼痛、释放压力。以色列Intuition robotics公司开发的老年机器人伴侣“Elli.Q”，基于机器学习和计算机视觉技术，可语音为老人提供娱乐交流，并监测健康状况和居住环境。中国科大讯飞推出两款可服务老年人的康护机器人，集“测、诊、疗、管、陪”于一体，具有体征测量、智能诊断等实用化功能，可实现人体安全看护、环境安全监测、健康闭环管理、精神娱乐陪护等功能。2022年1月，科大讯飞启动“讯飞超脑项目”，旨在依托AI技术积累，让每一个老年家庭能够拥有端茶送水、陪伴服务、护理健康的机器人。
尽管护理机器人目前在精巧以及交流方面还远远不及人类，但护理机器人也有它自身的优势。“可以完全信赖、24小时守护、尽职尽力、不闹情绪、相处简单、无虐待，让家人放心、省钱”，这是很多用户的评价。
与平时相比，护理机器人的优势在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期间又增加了一条：机器人不呼吸不讲话，不用担心新冠病毒经由空气传染。用护理机器人照顾患者，不仅可以避免真人护士受感染，从而减少真人护士的患病和死亡，同时也减少了由受感染的真人护士传染给其他患者的机会。2020年的新冠疫情让美国老人饱受其苦，因为他们不仅是新冠肺炎的高危人群，而且因为养老院护工死亡以及害怕感染而引发的辞职潮使得护工短缺的情况雪上加霜，其直接后果是养老院内群体感染、虐待和意外事故激增。很多老人谈养老院色变，宁愿孤独死在家中也不愿去养老院。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护理机器人快速流行，销量飙升。【18】
随着护理机器人性能不断提高、价格日益亲民，以及未来老龄化现象愈发严重，可以预期，护理机器人将走进千家万户，成为老人必备的家电产品。
有学者提出，护理机器人的应用，可能导致老人和抑郁症患者脱离和逃避人类现实社会，而沉浸于虚拟的机器人社会。在这个虚构社会中，机器人对他们言听计从，百依百顺，让人再不用担心传统的医患矛盾、人际紧张。但一旦让被护理者养成单向发号施令的习惯，会导致他们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人类，更加无法适应现实社会，失去同人类沟通和相处的能力。
这种担心有一定的道理，但对护理机器人来说并非不可克服，只要设计人员修改机器人的程序，设置一些基本规则，适当地对照护者说“不”，而不是一味“宠溺”，从“用户中心”走向“人—机共生”，这种情况就能得到一定的改善。【19】
护理机器人的出现是人类应对老龄化社会的一个积极举措，从现有表现来看，它也的确造福了人类。从一个更长的时段看，护理机器人的出现对人类社会将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这是人文学者应当思考的问题。护理机器人对儒家的孝道会产生什么影响，这可能是儒家学者首先关心的问题。有人认为，护理机器人的出现意味着传统的孝子让位给机器人，儒家的孝道终结了。是不是这样呢？
笔者并不认可这种悲观论调。护理机器人在很大程度上将现代人从投入自身事业以及照顾下一代与照护年迈（尤其有病）的父母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提升了现代人的幸福感。也许可以说，护理机器人使得现代人比古人在“尽孝”这件事上变得更容易了。俗语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在传统社会中，长期照顾卧病在床的年迈双亲，对子女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在日本，就有很多老人因为怕给成年子女添麻烦，宁可选择独居，最后以“孤独死”而告终。而在中国的一些农村，贫困老人因为不堪老病折磨，选择自杀。这诚然是一种人间悲剧。我们不能轻易指责这些老人的子女，说他们没有尽到为人子女对父母应尽的孝道义务。将养老完全交由个人承担，而忽略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既不合理也不现实。儒家宣扬的孝道是中华传统美德，但孝道不应当是解决养老的唯一途径。
这当然不是说护理机器人的出现对人的观念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如果人们认识到，在自己步入老境之后，漫长的几十年，最可靠、最得力的照护来自机器人，他们也许会重新思考生儿育女的意义，至少，“养儿防老”这样的古训已变得过时。如果他们仍然选择结婚生子，“养儿防老”这样的实用考虑肯定不会占上风。也许，那个时候，生孩子这件事变成一种类似于爱好的行为，就跟有的人喜欢养花，有的人喜欢养宠物一样。在某种意义上，它将彻底回归到“爱”上来。而子女对父母的孝，可能也变成主要是一种情感需要，而不是某种强制义务。人们不再因为没有亲自照护其年迈的父母而要背上道德乃至法律的重负。生养子女而成为父母，与作为子女而照顾父母，都将是个体自由的选择。
可能有人会怀疑，这是否还符合儒家对婚姻对孝道的理解？我们的回答是：正如人造子宫的出现，让儒家主张男女结合时，可以不用再理会那种说它把女性视为传宗接代工具的批评；护理机器人的出现，让儒家主张生儿育女时，可以不用再在意那种说它把生育当作一笔投资的挖苦。对于儒家，这难道不是极好的去除污名的时机吗？
结语
古代志怪故事《陆判》有关“换心”“换头”的奇思妙想，让我们联系到当代科技的“人体器官移植”“脑机接口”，进而分析出当代科技越来越多引入“机”（人工智能）的趋势，讨论了“人造子宫”“护理机器人”这两项技术，前者改变了自古以来生育对于女性的依赖从而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女性，后者则将人从照护老人的繁重活动中解放出来，从而让尽孝这件事变得更容易也更富于成效。如同人类的很多发明创造，这些科技在主观与客观上都是造福人类的。现有的一些疑虑多是基于无知以及惯性思维。就儒家关切的伦理问题而言，人工智能在未来人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并不影响儒家对美好人生的规划，相反，它给了儒家一个机会去除近代以来加在它头上的污名。
未来人间，越来越多的机器，越来越少的人，人类将学会与机器共存。在与机器共存过程中，人类要放弃自我中心，才能与机器彼此完善。虽然人类的数量变得稀少，却不会濒危，而是更加珍贵。就像海子（1964-1989）的诗所写的那样：
活在这珍贵的人间
人类和植物一样幸福
爱情和雨水一样幸福
——《活在这珍贵的人间》
注释：
1.关于NBIC，笔者在《NBIC时代的修身问题》（载《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56-62页）一文中有具体解释，可参看。
2.邱楚媛从中国古代身-心交关论的角度对《聊斋志异》这个换心故事做了分析，参见邱楚媛《“换头术”的迷思：儒家生命伦理学的视角》，载《中外医学哲学》（XV:1),2017年，第63-80页。
3.目前，人类已经能够修复或正在尝试修复的感觉功能包括听觉、视觉和前庭感觉。人工耳蜗是迄今为止最成功、临床应用最普及的脑机接口。
4.卡纳韦罗称，这次手术地点在中国，哈尔滨医科大学教授任晓平参与指导了这次手术。但任晓平在随后的媒体采访中提出，“人类第一例头移植”“换头术”等说法不妥，他的团队只是完成了第一例头移植外科实验模型，这次实验是在遗体上做了临床前的手术设计，跟“换头术”还有一定距离。
5.关于换头术的伦理争议，可参看《中国医学伦理学》编辑部组织的笔谈（范瑞平等《“换头术”的挑战》，载《中国医学伦理学》2017年第12期，第1473-1481页）。
6.说它古怪，意思是它违背我们理解的科学。按照科学，换头后的女人，脸面以及意识是吴氏女，躯干则是朱妻。
7.这个猜想也许可以从心脏移植的例子中得到一定的支持。据说，供体心脏在冰中可以保存4到6个小时。通常用做供体的心脏都是仍在跳动的心脏，它们一般是脑死病人捐出的活体心脏。2014年10月24日，澳大利亚医生使用已经停止跳动的心脏成功进行了心脏移植手术，这是世界上首次“死亡”心脏移植。
8.在卡纳韦罗大张旗鼓宣扬的换头术病例当中，作为主角的俄罗斯计算机工程师斯皮里多诺夫，天生患有脊髓性肌肉萎缩症，从小全身伤残，骨骼畸形。成年后，每年身体都在恶化。因不堪忍受病痛折磨，他想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便同意接受卡纳维罗的头部移植手术，即将自己的头移植到捐赠者健康的身体上。捐赠者是一位脑死亡的病人。
9.这个解释会给蒲松龄造成新的麻烦：假如意识来自于“心”，何以被换了心的朱尔旦，其自我意识依然能够延续？毕竟，换心之后，那个心已经不是他本人的心，而是一个不知道什么人的所谓慧心。
10.[英]吉伯特·赖尔著，徐大建译《心的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83页。
11.蒲松龄在书中安排了这样的桥段：为了使朱尔旦摆脱杀人嫌疑，陆判让吴氏女“自言之”，亦即托梦给其父母。作为人的吴氏女明明已死，那么，向其父母报告真相的，就只能是吴氏女的鬼魂了。
12.比如，假设吴侍御之女不是待字闺中，而是已经许配人家，结果在迎娶之前被杀，那么，顶着吴侍御之女之头的朱妻，一旦男方听说之后上门要人，朱家又当如何是好？
13.1969年，法国科学家首先将早产羊置于人工子宫内培育，羊羔存活了两天。1992年，东京大学研究人员利用人工子宫诞生下一个羊羔。2017年，美国费城儿童医院的研究人员，将早产的羊羔放置在人工子宫内继续培育，其后又进行剖腹产，小羊发育良好。2020年，中国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首次取得人造子宫胎羊体外培育的成功。
14.唐人贾公彦在为《仪礼·丧服》“疏衰裳齐，牡麻绖，冠布缨，削杖，布带，疏屦，期者，父在为母，妻，出妻之子为母”这段话当中的“出妻”一词作疏时，提到所谓“七出”：“七出者：无子，一也；淫佚，二也；不事舅姑，三也；口舌，四也；盗窃，五也；妒忌，六也；恶疾，七也。”而《大戴礼记·本命篇》则有“七去”之说，与“七出”大同小异：“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不顺父母去，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盗窃，为其反义也。”古代虽有“七出”“七去”“七弃”，但同时又有“三不去”的规定：“妇有三不去：有所取无所归（无娘家可归的），不去；与更三年丧（曾为公婆守孝三年的），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大戴礼记·本命篇》）“七出三不去”还被写进法律。《唐律疏议·户婚》：“有三不去而出之者，杖一百，追还合。若犯恶疾及奸者不用此律。”明、清法律也有类似规定。明人刘基对无子而休妻极表反对：“恶疾之与无子，岂人之所欲哉？非所欲而得之，其不幸也大矣，而出之，忍矣哉！夫妇，人伦之一也。妇以夫为天，不矜其不幸而遂弃之，岂天理哉？而以是为典训，是教不仁以贼人道也。”（《郁离子》卷九“七出”）
15.所谓老龄化，根据联合国的标准，是指：一个社会，如果65岁以上老人占人口的比率超过7%，就是老龄化社会；超过14%，就是老龄社会（又称中度老龄社会）；超过20%，则是超老龄社会（又称深度老龄社会）。
16.财政部提交给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审议的《关于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披露：2020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为7.21万亿元，下降13.3%；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7.88万亿元，存在基金缺口6219.17亿元。这是有历史数据以来首次出现当年收支缺口。
17.2021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发布《“十四五”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要求增加高端产品供给，面向医疗健康、养老助残等领域需求，重点推进服务机器人的研制及应用，推动产品高端化智能化发展。2022年5月，国家卫健委印发《全国护理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其中要求有效增加老年护理服务供给，推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与卫生健康服务深度融合，创新护理服务体系，提高护理服务效率。
18.参见[日]鞠川阳子《美国护理机器人广受欢迎机器人会取代人类护工吗？》，载https：//www.yicai.com/news/101044493.html,2021年5月9日。
19.这里其实涉及人类与机器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问题。机器人的发展催生了一个新兴研究领域：机器人伦理学。2005年“欧洲机器人研究网络”就开始专门资助研究人员进行机器人伦理学研究。英国西英格兰大学开设包括人文学科在内的机器人学系，并于2016年研究发表首个机器人伦理标准。2017年5月，中国首次机器人伦理标准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同年7月，在“WRC2017世界机器人大会标准化专场”中机器人的伦理标准化成为重要议题。2018年由北京大学哲学系领衔着手《中国机器人伦理标准化前瞻》的编写。2019年11月，《中国机器人伦理标准化前瞻》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提供了一整套中国机器人的伦理标准--“中国优化共生设计方案”（COSDP）。与此前西方发布的机器人相关伦理文件相比，这个方案的一个独特视角是“去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意味着伦理价值评判的对象范围仅限于人的权利和人的利益，而“去人类中心主义”需要考虑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关系，以及当把人工智能制品包括智能机器人制品纳入到整体关系当中时它自己所应该承载的价值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