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后新冠政治哲学的好消息与坏消息
作者：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原载《山东社会科学》 2020年第10期，转自超星期刊。
摘要：2020年初暴发的波及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全体当代人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消息。疫情大流行在人际层面造成了“社会距离化”，而在国际层面则造成了“全球距离化”，这次疫情深刻地改写了当代世界的面貌。政治哲学的介入性思考当然并不能改变这个坏消息，但却具有在坏消息中重新定位到诸种冲出当下态势的潜能。不同于医者与病毒学家以逆行的方式同新冠病毒直接展开“战疫”，哲人通过在思想层面朝向坏消息的“逆行”，从不同角度同它建立分析性的关系。经由其介入性实践，哲人能够为开启全新的“历史序列”贡献力量。
关键词：新冠病毒；生命政治；逆全球化；否定面；阿甘本；黑格尔
2020年初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pandemic)，对于全体当代人(不分国籍、种族、性别……)而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消息。“大流行”在人际层面造成了“社会距离化”(social distancing)，而在国际层面则造成了“全球距离化”(global distancing)，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地改写——甚至在很多面向上重塑——了当代世界的面貌。
不同于医者与病毒学家以逆行的方式同新冠病毒直接展开“战疫”，哲人通过在思想层面的“逆行”，从不同角度同坏消息取得分析性的关系。让我先从以乔治奥·阿甘本(Giorgio Agamben)为代表的当代政治哲人晚近围绕新冠肺炎疫情所作出的一组激起巨大争议的思想介入(intellectual interventions)入手，开启对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下哲学实践的讨论。
一、重思生命政治：政治哲学的“下降”
自2020年年初以来，全球各个角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入隔离状态——用晚近的术语来说，开始被迫进入那看不到尽头的“社会距离化”。人长久处在这种隔离状态中，会产生各种焦躁、恐慌、抑郁等心理问题，换言之，尽管我们身体可能还是健康的、未被感染的，但其实我们在精神层面上已然陷入一种深层焦灼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我们也已经被病毒“感染”了。
从辩证法的视角来看，坏消息换个角度总意味着某种好消息：这一场新冠肺炎疫情所导致的“社会距离化”，让被隔离、在焦灼状态中的人们都有了思考和检视自己生活的时间，而这正是苏格拉底当年所界定的作为“生活形态”的哲学。专业从事哲学实践的当代哲人们，则更是深度思考并踊跃发声，对由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全新状况做出了诸种分析——尤其是“分析哲学/欧陆哲学”这个区划中的属于欧陆哲学这边的思想家。我们可以看到，有“西方最危险哲人”之称的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在全球疫情尚未恶化、只集中在中国的时候便积极介入、撰文发声，并于4月推出专著《大流行/恐慌！——新冠病毒撼动世界》。(1)紧随其后，一向不参与公共讨论的阿甘本也针对新冠肺炎疫情连续发表评论，并于7月推出专著《我们在何处？作为政治的流行病》。(2)疫情期间，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罗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马库斯·加布里埃尔(Markus Gabriel)、韩炳哲(Byung-Chul Han)等等当代有影响的欧陆哲人几乎是排着队地出场，有的甚至写了一篇又一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介入性的思想实践，是哲人抗拒隔离状态的最有效手段。
然而，我们却惊讶地发现：哲学名宿们这一次的集体出场，很意外地，迎来的不是世人的尊敬与掌声，而是极为尴尬的无视乃至激烈的反感与怒斥，过去的这半年甚至被认为是哲学的至暗时刻。(3)阿甘本可谓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位一直受到学界与公众尊重的意大利政治哲学家，接连遭到同时来自两个场域的抗议乃至嘲笑。阿氏《由无端的紧急状态带来的例外状态》一文在《宣言报》发表后，其学界老朋友南希第一时间出来发难，多位学者随即接连跟上，批评阿甘本——尽管这些批评在措辞上不乏尖锐言语，但至多还只是学术界的内部风暴。紧接着，记者保罗·达凯斯(Paolo Daquez)以《哲学与病毒：阿甘本的幻觉》为题撰写了一篇措辞激烈的批评文章，该文章被广泛传播，逼得阿甘本打破向来
回应的传统，在该文发表的第二天即发布了一篇《声明》予以自辩。但阿氏在《声明》中寸步不让的立场进一步激起更强烈的反弹，被认为其人已从一个左翼思想家沦为一个保守的、面目丑陋的人，“理论已经堕落为偏执狂”。“反对阿甘本”、“忘记阿甘本”的标题，散布于各学术网站与公共媒体上。(4)其他哲人的情况也大抵如此，他们的分析文章要么无人关注，要么嘘声一片。于是，我们需要提出如下这个问题：在这场疫情中集体出场的哲人们，为什么会集体走下神坛？
要思考这个问题，首先有必要引入如下这个概念：“幸存者偏差”(survivorship bias)。实际上，绝大多数学术研究的轨道都受“幸存者偏差”的宰制。研究者们所聚焦与关注的，总是已经存活下来的、仍然在场的、经验性可见的，而那些消失的则彻底地永远地消失了——他们没有生命、没有力量。这里尤其要提出的是：作为当代政治哲学一大显学的“生命政治学”(biopolitics)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幸存者偏差”的牵引——不论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关注的针对人口的“安全技术”，还是阿甘本所聚焦的被剥夺社会-政治饰物的“赤裸生命”，抑或奈格里所心心念念的诸众的“非物质性劳动”与“生命政治生产”。传播学中有一个重要概念：“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生命政治学几经发展与变化，但其“议程”的设置者皆是(a)受政治影响以及(b)影响政治的生命及其实践：人口、赤裸生命、诸众……而我们知道，“幸存者偏差”所造成的那些“看不见”的消失者，则没有设置“议程”的力量。
这些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出场发言的哲人们，并没有推翻“议程”重新进行思考，而大多是将其自身原有的学术分析“拓展”到当下疫情情境上，如阿甘本就是把他在《神圣人》中对至高权力的分析直接用到了意大利政府的防疫政策上。而新冠病毒的一个特殊性就在于它改变了学术分析的“议程设置”。新冠病毒“大流行”把人们——不管身处哪个社会阶层、具有何种知识——直接拉到同一个平面上，在这个平面上蔓延与盛行的，便是最底层的对死亡的生物性恐惧，致使深层学理分析和晦涩哲学术语在这个平面上直接就会遭到反弹——因为存活(survival)是这个平面上唯一的逻辑。哪怕提出“恐惧本身是最可怕的”这种声音在这个平面上都过于“精英化”，没人会理睬。这就是为什么哲学会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中陷入了“至暗时刻”。通过让每个人都曝露在其看不见的攻击下，新冠病毒激进地改写了公共话语的“议程设置”：要么讨论存活，要么免谈。现在，生命政治学必须要面对在其研究聚焦之外的“无生命者”——在疫情大流行中被新冠病毒夺去生命的不在场者(他们既无法在人口意义上被治理，也无法在主权结构中被赤裸化，同时也无法成为在帝国秩序中进行反抗的诸众)，成为影响每一个存活者的支配性力量，并强有力地改变对“议程”的设置。而有意思的是，这种生物性的“最底层平等”本身恰恰是生命政治学的一个起点，蕴含在福柯、阿甘本、奈格里的生命政治分析前提中。
当下，新冠病毒的致死率大致可以得到定位，数据差别只是各国的医疗资源所导致。尽管致死率本身不算太高，但是该病毒的传染性却很强大，尤其是现在已经确认无症状者也能传播。这就使得它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把所有人都一起拉到对死亡的生物性恐惧平面上，而这个平面对哲学分析相当不友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人诚然也是这个时代的“逆行者”——哲学研究者尽管做不了逆行医者的工作，但在疫情状况下展开思想的逆行，抓住这个机会来思考这个状况到底意味着什么，又是什么让人们倏忽之间都认为存活才是最重要的，如此轻易地让生物性的恐惧成为支配人们生活和行动的最关键因素。这构成了当下最核心的哲学问题，而政治哲学恰恰为思考这组问题贡献了思想资源。
存活意义上的生命从一开始就那么重要吗？政治哲学史考察所给出的答案是：并非如此。古典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是卓越(arete)，不是生命(zoē)。是以卓越为中心还是以生命为中心，这构成了古今政治哲学的一个关键性的差异。卓越是往上看，不是往下看——不是在生命的基本层面去跟别人比，而是“见贤思齐” (《论语·里仁》)，跟上面的贤者、圣人比。中国先秦以及古希腊、古罗马都是如此，倾向于往上看。为什么会那样？这里面实则有一个文明性的大背景。因为在古典时期，人的生命真的很脆弱——换句话说，人很容易死去。且不说洪水猛兽让人横死，随便感染个风寒、划破伤口得个破伤风、常年喝没有烧开的水、不干净的污水，都是致死的重要因素，更不要说今人也很担心的各种病毒或癌细胞所导致的死亡……再加上灾年凶年、食物短缺，抑或是碰上战乱，那就真是死无葬身之地！并且，即便你能活到中年，但各种病痛、各种症状乃至牙齿松动掉落、眼睛近视，如此种种基本上皆无计可施(大文豪韩愈四十多岁就两眼茫茫睁眼瞎……)——一个人尽管仍然存活着，但生命质量急剧下降。所以，古时只是活着、只是有一条命，没有那么了不起。在这个背景下，生命无法成为政治哲学的核心。并且，恰恰是因为人会死于各种原因，甚至是(在当时人眼里)莫名其妙死、无缘无故死，在那随机化、运气化的生命长度里追求卓越，便变得比生命本身更有意义，更具吸引力。(5)
在这个意义上，古典时代人们所关注的不是生命政治而是卓越政治。中国古人以前在乎立德立功立言，即便说修身，也不是以“身”为核心或者基础，正相反，“身”是要被提升和超越的对象。要到圣贤那里去找寻“安身立命”的基础，恰恰是因为自己当下即有的身体、自己当下的存活都构不成基础。能用以安身立命的必须是向上的东西(德、功、言、卓越……)，而绝不仅仅只是在生命与存活的意义上来安和立——那纯粹是动物性生活。向上与向下的差别，便是人之所以异于动物的那个“几希” (《孟子·离娄下》)。
问题在于，我们猛然间发现，我们已经离那个时代非常远。这个变化的关键人物就是霍布斯。霍布斯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文明路向的一个根本性拐点。他对政治秩序的论证方式是：对死亡的恐惧是人最大的激情，对存活的渴求是人最大的欲望。既然你不想死、我也不想死，大家彼此之间的威胁太厉害，那么我们就契约性地赋予“利维坦”以力量来把所有人管理起来吧。(6)对于霍氏而言，当生命遭受无法存续的威胁时，人总是愿意为了维系生命运动而牺牲自主运动。(7)就这样，生命构成了霍布斯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霍布斯所开启的政治哲学革命其内核便是从卓越到存活的“霍布斯式下降”。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霍布斯式下降”其实有一个唯物主义基础，那就是在他生活的时代，人的生命质量开始提高，人们对生命的期待在攀升(霍氏本人就活了九十多岁)。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就建立在每个人对存活的关注与期待上：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自然权利”交出去，交给主权者来负责我的存活，让我活得更长久。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霍布斯式下降”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现代政治哲学的一个根本性前提就是政府对所有人的生命要负责任。今天的生命治理(life administration)就是主权者对所有人在存活乃至生命质量意义上所做出的一个承诺，而这个承诺也是当代生命政治学者尤其是阿甘本所最为担心的。阿甘本最担忧的正是当年霍布斯所开启的后门的漏洞：现代人把这个生命治理权力给了主权者，给了“利维坦”这个人造怪物，但完全不知道它能干出什么事情。阿甘本甚至有一个非常激进的论断，认为所有西方政治全部都是纳粹集中营的典范式的扩展,“集中营是一个当例外状态开始变成常规时就会被打开的空间”(8)。阿氏对所有政治装置都不信任，然而，这种不信任在今天尤其是在病毒扩散的时代似乎忽然出现了某种尴尬。对于普通人来说，病毒是看不见的，我只有信任一个有力量的、能够做出全局性规划的政府机构来帮助我隔离，保证我不受病毒侵犯。在这样的思维下，人们很难对阿甘本的抽象术语、对他的词源学分析、对他回到古书中的引经据典有耐心地听下去，而是只在乎你有多少力量保证我的存活。其实，这就是人们在“例外状态”中的真实状况——研究生命政治的哲人同期盼生命治理的民众这两个层面之间并没有对话的接口。
对于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例外状态”，阿甘本的分析是：“‘发明’一场流行病可以为无限拓宽例外状态提供一个理想的借口。”(9)阿氏提醒其读者，“在所谓的‘新冠病毒’瘟疫中，人们极尽传播恐慌之能事”，而这种恐惧以并不美好的方式揭示出“我们的社会除赤裸生命之外一无所信”(10)。阿甘本的这一观点迅即引起轩然大波。尽管他是基于其《神圣人》系列著作对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的分析，才得出主权者很可能会通过“发明”流行病的手段来制造例外状态。然而这样的充满学究气且同现实格格不入的论断，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所导致的生物性恐惧面前，实在太像是诡辩式的夸夸其谈或心怀鬼胎的阴谋论。连其学界老友南希在《病毒性例外》这篇短文中都直接表示“要是当初听了他，我可能已经死了”(11)，更遑论当下身陷生物性恐惧之中的普通民众了。
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政治学实则有一个结构性悖论：一方面，生命政治学的关注点落在最底层的生命上；而作为当代政治哲学的前沿话语，生命政治学又有相当高的门槛——对进入者有一个很高的智性与阅读要求。这就构成了内在于生命政治学的一个裂口，即其本身关注的点是一个最底层的东西，但是其介入的姿态又是一个相当精英的姿态，并且要求一个相当高的进入门槛。当生命政治学在学术思想层面被讨论的时候，因为参与者已经是学术思想共同体中的个体，这个裂口一直没有被触及。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之后生命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焦点时，恰恰生命政治学这种高高在上的学术话语不再有人倾听。也正因为如此，以阿甘本为代表的当代政治哲人，在疫情状态下迎来其学术生涯的“至暗时刻”(12)。
二、重思世界秩序：新冠肺炎疫情导致“逆全球化”？
让我们在政治哲学层面上进一步推进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思考。新冠病毒带来的并不只是“社会距离化”，同时更是“全球距离化”——它带来整个世界的深刻的撕裂。这半年多来所有当代人都在见证着世界的撕裂，甚至体验着这种撕裂感。《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甚至声称：这个世界可以分成“新冠前”(BC, Before Corona)和“新冠后”(AC, After Corona)两个纪元；“新冠前”我们见证的是一个全球日益互联的越来越“平”的世界，然而这个高度全球化的世界图景却被新冠病毒一举击破。(13)2020年3月21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封面图案直接就是在象征全球化的地球上挂了块牌子，上书“关闭”(closed)，以此提示人们注意“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正在走向终结”。新冠肺炎疫情正在被视为构成了人类文明史的一条分界线。
在我看来，这其实是过度拔高了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影响：它当然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我们需要看到，“逆全球化”浪潮其实远远不是今天这个时刻才启动的——并不是在2020年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突然之间发生了逆全球化，逆全球化早已经被开启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早在2008年就提出：就我们所知的这种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言，它已经结束。(14)2008年我们遭遇了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迅即引发全球金融的整体崩溃。有意思的是，在那个时刻点上，少数思想家已经感觉到势态的变化，并判定全球化已经结束。但是大部分人可能还没有感觉，认为只是一次普通的金融震荡而已，甚至有很多思想家认为经济危机之后的复苏更加值得期盼，即所谓的破坏性发展，重新洗牌，带动新一轮发展。(15)那个时候没有人想到跳出来说美国搞出次贷危机，让整个世界经济都失序，各个国家都蒙受巨大损失，我们要你赔款、我们要向你追责……没有出现这种声音。整个世界好像仍能够按照原来的方式往前走，只是被小小绊倒了一下而已，挺过去就行了。
但是实际上，这个世界已经在发生深层的变化。随后我们就接连看到英国脱欧，再后来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一个又一个标志性事件，标识出了世界范围的逆全球化浪潮。(16)可以说，特朗普胜选本身是个偶然性事件——有充分材料显示连他本人及其竞选团队都很惊讶。其实在量子物理学的视野下，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概率：所谓“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甚至违反“物理学规律”的事情，只是发生的概率特别特别小而已。在逆全球化浪潮已然启动的背景下，特朗普胜选尽管仍然有各种偶然因素，但却并不是一件概率十分小的偶然性事件。然而，它一旦“偶然地”发生之后，对世界的逆全球化进程影响很大：过去这三年半特朗普政府的种种举措(各种“造墙”，在全球范围的各种“退群”，启动各种“贸易战”……)，强劲地、深层次地推动了整个世界的逆全球化进程。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2019年年底新变异的冠状病毒经由某种目前仍未知的中间动物宿主进入人体，并在2020年引起世界性的疫情大流行。这个时刻点极为关键。前文已提及政治哲学史上的“古今之变”——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之间的转折。除了从卓越政治转变到生命政治之外，“古今之变”还有一个重要面向，那就是“时刻”的凸显。古典政治哲学关注的是永恒的问题、不会随时代而变化的问题。旨在诊断与应对永恒问题——这些问题今天在这边会出现，在另一个时间、在别的地方也会出现——的古典政治哲学，自是不在乎“时刻”的问题。而现代政治哲学恰恰很在乎“时刻”，它构成了现代性的重要尺度：不管是黑格尔还是海德格尔，时间是一个关键问题。(17)病毒本身，对于人类文明而言实属于永恒的问题；然而，我们今天来思考新冠病毒，特别需要去关注的是它到来的那个时刻——特朗普政府所挑起的对华贸易战，已经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影响；2020年1月中美刚刚就经贸问题签订了第一阶段合作协议，很多相关参与者都多少松了一口气，在这个时刻上却出现了新冠肺炎疫情，漩涡式地激发出更深层次的一轮逆全球化。在今年2月发表的文章《重思信任：从中导危机、新冠疫情到区块链》中，我提出增强信任是当下世界格局的重中之重。(18)但是这几月来世界的变化让我们一起看到，建立信任在具体实践中是如此艰难。(19)仔细想一想，如果新冠肺炎疫情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发生，会不会对话也那么艰难？不一定的。只是在2020年这个时间点上，它才成为了一个撼动世界格局的大事件。学者们可以给它各种定性，但与其把它视作为“例外性事件”，不如将它看作一个已经长期处在推展中的序列的最新一个爆裂点。
所以，有必要看到这样一个时间性的序列：自本世纪发生“9·11”事件、“金融危机”、“伊斯兰国”、“英国脱欧”、“特朗普胜选”(以及一路伴随而来的各种大大小小的事件)以来，一个逆全球化的进程被开启，并不断加深加剧。到2019年年底，在人类文明史中始终会以一个概率出现的新变异病毒，在这个特殊时刻刺了出来，一下子成为压倒骆驼的那根致命“稻草”——成为上世纪九十年代那一片玫瑰色的全球化浪潮被最终压“垮”的那个否定性力量。现在，连当年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都开始宣称新自由主义秩序已经回不来了，“如今我们看到了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彗星尾巴，它已经死了”(20)。新冠病毒的刺出乃至其所引起的世界范围内的汹汹疫情，由一系列偶然性因素叠加而成，但是这个事件到来的时刻点，则恰恰使得它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它使得几乎所有学者、政治家乃至公众，都忽然发现我们陷入了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时代，一个逆全球化的时代。
这里的关键点是：这个“逆全球化”局面并不是今天新冠肺炎疫情忽然之间造成的，其实这个进程早就已经开启，只是人们选择没有看到。如果我们不做阴谋论讨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这个时刻是没有人选择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能预计到在这个时刻点会有一个病毒出来，像计算机病毒那样完完全全能被提前种下然后在某个时刻激活。但是，新冠病毒到来的这个时刻点，恰恰使它有力地改写了人们关于当代世界的认知，包括福山在内的这样的学者都已经承认，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回不去的时刻。
进而，值得指出的是：病毒本身，在人类文明史上并非是一个前所未有、全无历史经验的事件——一件事发生过，就能进入概率学的“样本空间”中，就能对它再次出现的概率(即便它是个非常小的数字)进行计算。(21)当下，应对新冠病毒别无它法，只有在科学(生物医学、病毒学、免疫学……)层面上通力合作，从各个角度、各种路径设法争分夺秒地寻找应对之方。在这个意义上，新冠病毒本身恰恰是召唤更广泛的全球合作。《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 Harari)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信息与合作是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22)赫拉利呼吁，现在恰恰正是建立全球信任的时刻，恰恰是我们放弃意识形态成见建立团结的时刻。他本人在特朗普声称切断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WHO)资助时，拿出一百万美元来资助它，呼吁推进全球在防治疫病上的合作。(23)比病毒本身更可怕的危机实则是：那些未能做到有效应对疫情的大国领导人，将病毒同各种经济、政治面向问题打包在一起，整个归结到某个特意制造出的污名(如“中国病毒”)上，并频繁经由“例外状态”而推行各种撕裂世界的举措(譬如，特朗普政府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等国际公约强行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24)正是这些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无能又短视的政客，为了其选票和“面子”而把逆全球化推向悬崖、把全球运势赌了进去。
这半年多来人们都在惊讶于自己所见证的——一个致死率并不特别高的病毒，怎么竟然就把这个世界搅动成这个样子。但其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新冠病毒”带来的种种撕裂效应，是因为(a)该病毒在十多年逆全球化进程堆积起的伤口处突然刺出来，使得它一“役/疫”成名；同时更是因为(b)有一些大国领导人把经济与政治问题打包进“病毒”，促使它蜕变成改写世界格局的撕裂性力量。后者才是“后新冠世界”(post-corona world)真正危机之所在。
三、重思共同体：“逆全球化”并非终局
就其哲学内核而言，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从黑格尔历史哲学演绎而来——福山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个时刻点上，认为我们已经抵达了历史的终点，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标识了世界历史自身的“目的”(end)。(25)他晚近则开始说，那只是他对历史的一个判断，而不是在价值层面上对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的认同。(26)但如果我们绕开福山自己对历史的判断而直接从黑格尔视角来考察的话，今天逆全球化的格局在黑格尔主义历史哲学框架里面，其实并不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对于黑格尔而言，在抵达“最终统合”(final synthesis)之前，推动历史辩证前进的马达并不会关闭。(27)换句话说，任何历史的潮流都始终会有一个否定面——不管这个大潮如何汹涌澎湃，都会“等待”其否定面的到来。所以，当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们见证了一股浩浩荡荡的全球化潮流的时候，其实已经可以想像(只要不采取福山现在自己也放弃的观点)它势必会迎来一个逆转——这个逆转已经结构性地潜伏在整个昂扬挺进的高光时刻。从“9·11”事件、“伊斯兰国”反映出的文明冲突，到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再到脱欧、造墙、贸易战、新冠病毒，这个序列一层层地推出全球化的否定面。
然而，如果我们从黑格尔主义视角出发来持续地对世界格局进行考察，那么，其实我们可以获得一种思想性的力量：尽管在当下这个时刻，逆全球化趋势波涛汹涌，然而这个潮流恰恰酝酿着它自身的反面。历史会开启新的进程，而我们在实践层面可以去做的，就是去改变它到来的时刻，去增加它尽早到来的概率。所以，在当下这个时刻，整个世界似乎都陷入了撕裂性的焦灼状态，到处都是沮丧与困顿，但是黑格尔主义辩证法的洞见便是：坏消息里面总是包含着好消息。而哲人的责任就是去引领人们转换视角，在困局中看到结构性的隐藏在当下格局中的好消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必要闻病毒胆寒、听新冠色变。哲人尽管无法像病毒学或生物医学专家那样对它进行直接研究，但却能够通过转换分析视角，诊断出符号性地附加在病毒上的各种内容(被某些政客打包塞进去的东西)，并从新冠病毒到来的坏消息中去定位对于构建共同体(一项文明性-符号性的事业)而言的可能的好消息，进而去促使后者的现实化。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包含着如下理念：“必要的恶”。对于黑氏而言，历史是合乎理性的，“合理的便是现实的，现实的便是合理的”(28)。历史上某些时刻会发生非常残忍的事，甚至会出现杀气很重的某些煞星，但是这种“恶”在历史上发挥了否定性的功能——换言之，其历史性的作用就是阻断当时正在流行的那个主导性潮流，从而辩证地推动历史实质性地向前展开。故此，在黑格尔眼里，尽管各个个体乃至民族都按照自己的利益或计划在行动，甚至历史上曾经也出现了很多“伟大的恶人”，但这些混乱乃至灾难，却汇成为一个合乎理性的进程。这就是黑氏所说的“理性的狡计”(cunning of reason)(29)。作为否定方面的“必要的恶”，便是黑格尔主义辩证法的内核。
然而，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就不会为当下那困顿至极的撕裂性格局而深感沮丧。我们应该看到，上个世纪的全球化大潮尽管汹涌，但存在偏颇和片面(如在某种意义上它仅仅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包含各种结构性问题，倘若顺着这个潮流任其自行澎湃奔流，甚至把它定位为“历史的终点”，对于历史而言那才是最糟糕的事情。各种逆全球化的残忍(伊斯兰国的残忍、次贷“金融创新”的残忍、新冠病毒的残忍……)，否定性地打断了这个潮流伴生的不可收拾的自行其“势”(自行其是、自行其事)，使历史有机会发展出更加充分的全球化，作为当下逆全球化浪潮的否定力量。诚然，黑格尔关于历史的这个视角，确实十分“形而上学”或者说“玄学”——他认为历史就是这样辩证地前进的，前一种秩序的卫道士眼里的“恶”一定会到来。但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可以提醒自己：我们在抗击这个“恶”的时候，千万不要再回到它之前，而是要走到它之后。这就是拉图尔最近的号召，人类联合起来抗击新冠病毒后，不要再回到原来的人类纪。(30)拉图尔尽管不是黑格尔主义者，但此处他实际上是在调用黑格尔的框架。
在这个逆全球化的历史序列里面，人们只可能越来越感到困顿、感到无能为力，甚至是感到被“天意”捉弄(新冠病毒在中美经贸第一阶段协议刚刚签订后刺出)……然而，历史不会只顺着一个态势往前走，它会开启新的序列——开启出针对前一序列的新的否定性序列。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完全有理由期盼，新世纪二十年来不断汹涌翻腾、逐浪高涨的逆全球化态势里面，会出现一个否定性的力量，它以激烈澎湃的方式涌出。齐泽克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辩护就在于：整个糟糕到极点的坏消息背后，可能恰恰是治愈性的力量。辩证性的思维实质上就是去捕捉本体论层面上的“视差之见”(parallax view)——否定本身就蕴含着肯定，创口本身就是自身的解决方案。(31)换言之，任何坏消息本身，若转换视角，它本身就是好消息，一如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危中之机”(“危机”本身亦蕴含着新的“契机”)。这即是黑格尔笔下的“绝对反弹”(absolute recoil)。正如同荷尔德林在《帕特默斯》诗中所云：“危险之所在/亦是拯救力量之所兴。”(32)最危险的并不是危险本身，而是对危险的遮蔽。好消息就在坏消息自身之中，而哲人所肩负的使命，就是在表面的好消息中发现坏消息，而在坏消息中开出好消息。哲人不是魔术师，凭空变不出东西来，但他能够用全新的分析性视角，去定位到拯救性的力量，提示人们在“危”中看到“机”。(33)
在当下这个时刻，至少有一个坏消息里的好消息，那就是任何人到一定时刻都没办法否认的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在生物层面上已形成一个共同地基：我们同等脆弱。这份同等脆弱，就蕴含着在否定面上建立一种新的共同体的潜能。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说，任何的共同体其实都是共同免疫体——“community”，恰恰指向“co-immunity”。对人类学的考察一再证明：早期两个智人族群正面发生遭遇，不管厮杀也好，或者如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描述的作为“礼物”交换各自的女人也好，你这边的病毒传给我，我把我这边的细菌带给你，双方各自死掉些人(当然也有全部死光的可能性)，剩下的，就有形成“共同(免疫)体”的基础了。换言之，在人类文明史上，在最初的各种碰撞带来的创伤之后，就有形成彼此之间共同发展、共同演化的基础——(a)文化-符号的基础；以及，(b)生物-免疫的基础。“地理大发现”后美洲印第安人人口锐减、文明灭绝，这当然部分原因是欧洲人的残忍屠戮，但更为残忍的是欧洲人身上的病菌，造成美洲大陆上没有抗体的人大批死亡。(34)大量的创伤之后，共同抗体才建立起来，“共同(免疫)体”才会有生成的可能性。
对照开启最初全球化进程的“地理大发现”，我们当下所处的这个时刻同样是一个创伤性的时刻。随着新冠病毒的骤然刺出，尤其是随后一些大国领导人的污名化操作，我们希望的各国普遍团结抗疫的局面没能形成，我们看到的却是各种不信任、指责、谣言、阴谋论……越来越多的人不知不觉地陷入(抑或主动进入)某种面目狰狞的状态——对于一个受排外情绪煽动的普通民众而言，他看不到病毒，看到的只是“外来的人”(aliens，“异形”)，我不知道你身上有没有病毒，总之我没有抗体，我不想看到你……在人际与国际的交往上，本来的文明礼仪迅疾转换成狰狞的面目。这种状况其实在历史上早已反复出现过，但是通过辩证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状况背后存在着建立新的共同体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生物学层面是真切实在的：通过文明的方式(共同合作开发疫苗)抑或野蛮的方式(让一批人死去的所谓“群体免疫”逻辑)，人们会共同形成抗体。真正可怕的危险是：把经济与政治问题打包进“病毒”(“中国病毒”是纯粹政治性的而非生物科学性的)，刻意地使其蜕变成改写世界格局的撕裂性力量。(35)
口罩、“社会距离化”、族群撕裂(36)、“全球距离化”、国与国(人民与人民)撕裂……，可能会驻留在这个世界图景中很久，但是新冠肺炎疫情也给我们带来新的可能性——在政治哲学层面上打开构建新共同体的一个可能。同生态变异一样(但以更剧烈的方式)，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我们意识到：我们具有同等脆弱的生物学基础，只能无可逃避地面对着相同的风险。就疫情而言，新冠病毒不同于之前的“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包括“MERS”在内的不少病毒此前皆造成了疫情，但均为区域性的疫情，很多人对发生在世界一角的事情是不关心的——在中东闹的事情，影响不到我。然而，具有无症状感染能力的新冠病毒，却把全球拉到了同一个平面上，在这个平面上不再有人可以自期能够置身事外,任何人都无法说“这与我何干？”。也正因为如此，它激进地激活了政治哲学的重新阐述(re-articulation)——如若我们仍立足于黑格尔的“否定面”来进行考察，那么疫情能够激发出针对它自身的否定性的力量，使我们能够重新定位到重建共同体的基础。较之意识形态基础(亦能导致意识形态撕裂)、文明-文化基础(亦能导致“文明冲突”)，生物性基础在整个人类演化史上是最牢靠的。“确认过的眼神”是没有什么用的，“确认过的身体”很关键：我们经历过共同的病毒直接的威胁，我们拥有共同的抗体。
在这个意义上，当下我们所经历的各种剧痛、各种残忍，正是因为我们仍处在一个下滑轨道上(下滑针对上一波“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言)，一个接一个浪潮卷起的汹涌力量，铺陈出一个让人充满无力感的逆全球化态势，并带来各种各样令人痛彻心肺的撕裂性事件。(37)但是，这个下滑轨道结构性地蕴藏着它的否定性力量，我们要去做的，就是去推动开启一个新的序列。共同免疫体给予这样一个新序列以生物性基础，这也许需要若干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努力，但是共同免疫意义上的全球连接，从演化史上来看是非常扎实可靠的，它具有开启出全新历史序列的潜能。
四、结语：“后新冠世界”的哲学实践
在这个“后新冠世界”中，通过厘清新冠病毒的生物学内核、从而剥除其推动逆全球化进程的各种附加符号性力量，哲人的分析性-介入性实践能够为开启全新的历史序列而贡献力量。当然，不少思想家做得更多。前文提及，学者赫拉利反对特朗普政府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制裁”，个人拿出一百万美元来资助后者。即便作为畅销书作家，一百万美元对于赫拉利绝对不是小数目。这个世界仍然有大量像赫拉利这样的普通但又不普通的人——普通在于他说到底只是一个学者、作家，并无政治权势，但不普通在于他让自己参与进了开启新的历史序列的进程中。尽管一部分权势人物顺着逆全球化的势流已经做并且仍在做各种各样撕裂性的事情，但相反的努力一直在持续，他们正在寻求让自身更加强大有力、更加澎湃发展的机会。
这，就是人类文明之光的一个标识。
注释：
1. Slavoj Žižek, Pan(dem)ic! COVID-19 Shake the World, New York; London: OR Books, 2020.
2. Ciorgio Agamben, A che punto siamo? L’ epidemia come politica, Macerata: Quodlibet, 2020.
3.参见诗婷：《阿甘本的坚持：哲学家们在瘟疫中爆发，但是哲学呢？》，“澎湃新闻” ，< http://www.thepaper.cn/ newsDetail_forward_6757201>；王悦：《欧洲哲学家们因疫情吵翻：各国措施是否合理、有何政治后果？》，《南风窗》新媒体，<https:// www.thepaper.cn/ newsDetail_forward_6798301>。
4. See Panagiotis Sotiris, “Against Agamben: Is a Democratic Biopolitics Possible?”, View Point, <https://www.viewpointmag.com/2020/03/20/against-agamben-democratic-biopolitics>; Gordon Hull, “Why We Are Not Bare Life: What’s wrong with Agamben’s Thoughts on Coronavirus”, New APPS: Art, Politics, Philosophy, Science, https://www.newappsblog.com/2020/03/why-we-are-not-bare-life-whats-wrong-with-agambens-thoughts-on-coronavirus.html>;以及[英]阿纳斯塔西·伯格：《阿甘本在新冠病毒上的无知和愚蠢》，吴万伟译，“腾讯快报”，https://kuaibao.qq.com/s/20200402AZPVKW00? refer=spider; [意]赛吉欧·本维纽托：《忘记阿甘本》，谢廷玉译，“欧陆思想联萌”公众号，2020年7月23日。
5.参见吴冠军:《从精神分析视角重新解读西方“古典性”——关于“雅典”和“耶路撒冷”两种路向的再思考》，《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6.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88-89.
7. See Leo Strauss,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 Its Basis and Its Gene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8. C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trans. Daniel Heller-Roazen, Stanford: Sd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68-169.
9. Ciorgio Agamben, “L’s invenzione di un’ epidemia”, Quodlibet, <htttps://www.quodlibet.it/Giorgio-agamben-l-invenzione-di-un-epidemia>.
10. Ciorgio Agamben, “Contagio”, Quodlibet, <http://www.quodlibet.it/giorgio-agamben-contagio>; Ciorgio Agamben, “Chiarimenti”, Quodlibet, <http://www.quodlibet.it/giorgio-agamben-chiarimenti>.
11. Jean Luc-Nancy, “Eccezione Virale”, Antinomi, <http://antinomie.it/index.php/2020/02/27/eccezione-virale >.
12.参见虞昊、吴冠军:《生命政治的“至暗时刻”？ ——一个思想史重疏》，《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4期；吴冠军：《“坚持”代表了一种知识上的尊严》，《社会科学报》2020年5月14日。
13.[美]托马斯·弗里德曼：《新冠肺炎是新的历史分期的起点》，田好奇译，《文化纵横》公众号，http://www.sohu.com/a/382455776_232950
14. [美]沃勒斯坦：《2008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死亡》，“实践与文本”网，<https://ptext.nju.edu.cn/ba/36/c13495a244278/page.htm>.
15.对次贷危机与全球化危机的进一步分析,请参见吴冠军：《“全球化”向何处去？——“次贷危机”与全球资本主义的未来》，《天涯》2009年第6期。
16.参见吴冠军：《从英国脱欧公投看现代民主的双重结构性困局》，《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6期；吴冠军：《阈点中的民主：2016美国总统大选的政治学分析》，《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2期。
17.参见吴冠军：《施特劳斯与政治哲学的两个路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18.吴冠军：《重思信任：从中导危机、新冠疫情到区块链》，《信睿周报》第20期，2020年2月。
19.美国国务卿甚至在2020年7月23号的公开发言中提出，对中国要“不信任，并核查”。参见《蓬佩奥在尼克松故居宣称对华接触失败，华春莹反击》，“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0_07_24_558833.shtml>。
20.【美】福山：《中国模式应对疫情很成功，但很难被复制》，“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FuLangXiSi-FuShan/2020_04_21_547632.shtml>。
21.巴迪欧意义上的“事件”，则是彻底不在集合内（样本空间实质就是一个集合）：人们完全不知道它存在的可能，也就无从计算其发生的概率。参见吴冠军：《在黑格尔与巴迪欧之间的“爱”——从张念的黑格尔批判说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吴冠军：《绝对与事件：齐泽克是一个怎样的黑格尔主义者》，《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22.【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信息与合作是战胜新冠疫情的关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在线”，<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1818303611918164>。
23.《赫拉利向WHO捐款，比尔·盖茨也援助世卫》，《地球时报》，<http://news.dqtimes.com/china/202004/164824.html>。
24.对现代民主国家的领导人经由“例外状态”而获取至高权力的分析，请参见吴冠军：《再探代议民主的规范性困局》，《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3期。
25.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26.福山本人的原话是：“并不能说因为我描述了一个体系(自由主义者将国家视为主要敌人的体系)的绝对地位，就意味着我赞同该体系的价值观”。前引福山：《中国模式应对疫情很成功，但很难被复制》。
27.参见吴冠军：《辩证法之疑：黑格尔与科耶夫》，《社会科学家》2016年第12期。
28.G. W. F. Hegel,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ed. Allen W. Wood, trans. H. B. Nisb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0.
29.Hegel,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 trans, H. B. Nisb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89.
30.【法】布鲁诺·拉图尔：《健康危机是气候危机的一次预演？》，苏子滢译，“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721254>。
31.Slavoj Žižek, The Parallax View,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6.
32.Friedrich Hölderlin, “Patmos,” in Friedrich Hölderlin: Selected Poems and Fragments, ed. Jeremy Adler, trans. Michael Hamburger, London: Penguin, 1998, p.243.这句诗深深影响了从海德格尔到阿甘本的欧陆思想。
33.参见吴冠军：《齐泽克的“坏消息”：政治主体、视差之见和辩证法》，《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3期。
34.参见【美】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224页。
3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府对于新冠病毒源头调查的态度是十分妥切的：欢迎基于科学的严肃公正的调查，反对带有政治目的的对中国进行有罪推定的“调查”。参见《中方：愿和世卫组织合作调查病毒源头，反对美国“有罪推定式的国际调查”》，“中国新闻网”，<http://news.sina.com.cn/o/2020-05-07/doc-iircuyvi1819561.shtml>。
36.关于晚近席卷西方世界的“黑命攸关”运动的讨论，请参见许纪霖、刘擎、白彤东、吴冠军：《谁无法呼吸？美国反种族主义抗议运动的观察与思考》，“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104789>。
37.2020年4月22日，瑞典城市哥德堡突然中断同上海的友好城市关系。这样的事件比大国领导人的口出恶语更会令人难受、令人无力。让很多人感到，忽然不认识这个世界了。参见《瑞典哥德堡市宣布中断与上海的友好城市关系》，百度新闻，<https://baijiahao.baidu.com/s? id=1664933727596884780>。
本文编辑：侯嘉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