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在刺猬与狐狸之间——我的知识分子研究之路
作者：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原载《检察风云》2020年第6期，转自超星期刊。
历史上的两种哲学家
英国大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在分析俄国思想家的时候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他引用了古希腊一位诗人的话：“狐狸有多知，刺猬有一知。”以赛亚·伯林引用古希腊这个寓言，是说历史上有两种思想家，一种思想家称为刺猬型，这是创造体系的思想家，刺猬只对自己所关心的问题有兴趣，他把所有的问题都纳入他所思考的一个中心架构里面，最后他创造出一个很严密的理论体系，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康德、罗尔斯、哈贝马斯，这些都是刺猬型的思想家。另外一种是狐狸型的思想家，狐狸对什么问题都感兴趣，东张西望，没有一个中心点，没有兴趣要构造一个严密的体系，他的思维是发散型的，他的思想在很多领域都有光彩，虽然彼此之间可能有点矛盾，帕斯卡尔、尼采，包括以赛亚·伯林本人，都是狐狸型的思想家。思想家中的这两种气质，没有高下之分，但彼此存在着紧张。以赛亚·伯林在分析托尔斯泰时，说托尔斯泰本人按其本性是只狐狸，但他老是想做刺猬，想创造一个体系，一生追求的是刺猬，但最后毕竟还是一只狐狸。
我虽然不是什么思想家，只是一个思想者，但我发现在自己身上也有一种刺猬与狐狸之间的紧张。从我个人的气质来说，应该更接近狐狸，对很多问题都感兴趣，过去也安于当狐狸，知识分子、思想史、中西文化比较、现代化、当代中国文化评论，等等，都涉猎过，也小有成就。这两三年可能是我读了太多狐狸型的书，像罗尔斯、哈贝马斯他们的著作都是以思维严密、逻辑严谨而见长，我就特别羡慕和敬佩这些刺猬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理性的时代，你要说服别人接受你的观点，你就必须有一套理，而且将它表述清楚。虽然我的兴趣是狐狸型的，但是我的思维是以理性见长，通常喜欢把道理说得比较清楚，即使思考当中有矛盾，也希望清清楚楚地将自我的困境表达出来，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用文学的语言、修辞的方式将这些逻辑上应该说清楚的问题跳过，朦胧地处理掉。在这几位思想家的影响下，我近年来开始有意识地摆脱狐狸式的研究方式，这并不是说我要创造一个体系。
迷恋刺猬的建树
我不是一个有原创性的学者。我追求的只是一套严密的逻辑论证，一种规范的表述。过去，我通常用一种经验或个人的方式来叙述，虽然火花四起，但彼此之间多有矛盾，或者说意识不到内在的矛盾。如今，我对思维中逻辑上的自洽性有了相当的理论自觉。不过，我发现，这样一来也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文章写出来不如过去那样好看了，可能也只有专业的读者才会有兴趣，一般的读者看起来会觉得比较头晕。另一方面，因为事先反复咀嚼，在写作的过程中自我感觉缺少以前那样的激情，飞扬的激情没有了，只剩下冷冰冰的理性。是否激情与理性本来就是内在冲突的？我不知道。但我的确感到其中有这样的紧张。
这两年我过多地迷恋于刺猬，现在已经不满足甚至也不会写这些狐狸型的文字了。首先我觉得这些东西连我自己都通不过，不过瘾，如今当我思考问题的时候，总是把问题往深层去挖，不想个通透，决不落笔。我一直记得王元化先生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文章不要在充满激情的时候去写，而是要放到心情平静下来以后再动笔。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冲动过后理智才会浮现，才有足够的能力自我反思，拥有长久的理性力量。
也许，会有人批评我说：过去的许纪霖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如今已经变成“学院派”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承认我有一些变化，就是开始注重厚实，注重专业的理性。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承担着启蒙的使命，是面向公众，背对学院发言。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出版了那么多的翻译书，热爱思想的知识大众读的书，未必比自命为启蒙者的学者少多少，你从网络中的讨论中就可以看出来。那么，所谓的启蒙者凭什么再来担当思想导师的使命？凭道德良知？大众的良知未必就比你差，甚至在某些场合比你表现还好。凭得天独厚的知识？如今在一个知识高度分化的时代，不说不再存在一种所谓普遍化的“元话语”，即使有，也解决不了复杂的具体问题。因此，过去那种自认掌握了全能知识金钥匙的启蒙者，到21世纪已经日益显现出其虚妄性。要继续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首先必须是一位一流的专业学者，在专业领域有所建树。用法国著名思想家布迪厄的观点，知识分子必须从专业（知识）进入公共（空间），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从公共（普遍的“元话语”）进入公共（空间）。在我看来，要在专业领域成为一流学者，必须要有点刺猬的气质，在本专业之内拥有刺猬的建树。如果还有余力的话，在非专业领域，充当一个狐狸。这样说吧，刺猬为体，狐狸为用，在刺猬与狐狸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以专业的刺猬之道，在公共空间发挥狐狸的功用。
从蝙蝠的困境反思狐狸气质
之所以到了21世纪，我开始反思狐狸气质，乃是我意识到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时代，学术已经高度分工，现在不要说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这两种文化不可通约，就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也关系紧张。很多人批评经济学有“经济学帝国主义”，似乎没有量化就不成为科学；而也有人指责搞文学的人有“文学帝国主义”，好像文化研究管的领域也太宽了，什么都敢发言。在这样一个学科高度分工化的时代，作为一只狐狸是很不幸的。因为学科化时代都是要求有“一知”的刺猬，而如果有“多知”的话，可能哪个专业都不欢迎你。在我看来，在目前文史哲学科分割的大趋势下，思想史的地位有点尴尬，几乎成为一种蝙蝠类的学科。蝙蝠最大的一个困境就是：鸟类开会，鸟类不欢迎蝙蝠，说你是哺乳动物；哺乳动物开会，哺乳动物不欢迎蝙蝠，说你是鸟类。蝙蝠很孤独，缺乏归属感。思想史也是这样。从学科来说，思想史属于历史学科里面的三级学科，但目前历史学的主流是社会史，特别注重史料、论从史出。主流史学认为思想史应该是一个史料学思想史。但我所理解的思想史却是一个阐释的思想史。史料虽然很重要，但史料是死的，要激活史料，取决于如何理解它，放在什么样的解释空间里面。阐释的思想史曾经在史学中风光过，一度占据主流。以美国为例，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研究中国的一流学者都在做思想史，与费正清齐名的列文森是研究思想史的。接下来，哈佛领军的中国史研究权威史华兹也是这样，他的学生张灏、林毓生在思想史领域的建树众所周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魏斐德教授也研究过从王阳明到毛泽东的众多人物。太多的一流学者都有思想史的研究经历。
那么思想史是否属于哲学？哲学学科中有哲学史，它与思想史在研究对象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在旨趣和方法上差别很大。倒是文学界的同行，特别是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史的，这些年对思想史的兴趣大增，从文学史扩张到思想史，汪晖的研究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阐释的思想史在某种意义上说，本身是跨学科的，它在气质上既与历史，又与文学和哲学都有姻缘关系，可以说它是狐狸之学。从表面来看，好像思想史既然是狐狸，谁都可以来谈。虽说是冷门，但思想史这一行当清客又很多，许多人都在那里夸夸其谈。这是一个思想过剩的时代，但很多清客对思想史都缺乏真正的深入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按照布迪厄的说法，它应该有其学科的自主性。既然有其独立性和自主性，我们就要研究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是什么？目前已经形成了几种研究风格和传统？各自背后所预设的理念又是什么？思想史如果在历史学，乃至整个人文学科还要有一席之地的话，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有理论上的自觉。如此才能形成思想史多元的研究范式以及内部的评判标准。
本文编辑：侯嘉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