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与秩序——中国哲学的现代追寻与转向（1895-1995）
书名：《动力与秩序——中国哲学的现代追寻与转向（1895-1995）》
作者：高瑞泉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9-11
页数：372
ISBN：9787549593330
·内容简介：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9世纪晚期，中国文化精神发生了历史性转变，表现出对社会发展“动力”的强烈追求，至20世纪末则转向对“秩序的重建”的关切，并探问“新轴心时代”的前景。围绕社会哲学的双重焦点，中国现代三大哲学派别分别从客体、主体和主客体交互作用出发提出其社会动力学；又分别以平等、自由和历史连续性为基点，各自提出其社会秩序原理，并为其理想做出哲学辩护。基于宏阔的历史背景，本书围绕对“动力与秩序”的哲学论辩作深度的分析，提供了理解20世纪中国哲学史的新视角和新方式。
·作者简介：
高瑞泉，哲学博士，国家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至1988年师从哲学家冯契攻读中国哲学硕士、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任教至今，现兼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ECNU Review(《华夏学术》)主编，中国孔子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心理事，复旦大学中华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副院长。曾赴挪威卑尔根大学科学论研究中心、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从事合作研究，任日本大阪市立大学等数所高校的客座教授。曾经主持并完成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出版著述十余种，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二十余篇。其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目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作为时代之自我理解的哲学史研究
第二节 中国现代哲学的书写方式
第三节 文化精神的历史性转向
第四节 观念史的社会哲学考察
第二章 救亡与求道
第一节 失序的危机与儒家的分化
第二节 “天演哲学”与中国道路的探寻
第三节 “不忍人之心”与大同世界
第四节 “仁以通为第一义”与“以心力挽劫运”
第三章 革命世纪的社会动力学
第一节 革命世纪
第二节 动力的追寻
第三节 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开展
第四节 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线与秩序原理
第五节 哲学激进主义的兴起
第四章 现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
第一节 从“意欲论”“心本论”到道德理想主义
第二节 秩序的重建
第三节 儒家社会主义还是儒家自由主义
第五章 后启蒙时期的理想世界
第一节 启蒙的遗产与反思
第二节 大陆新儒学：从心性儒学到政治儒学
第三节 “主体性”及其分化与消隐
第四节 重建“信德”
第五节 新轴心时代与世界秩序的重构
索引
后记
·《动力与秩序》序
本书是以问题为中心的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项尝试。跟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说的“掐头去尾的20世纪”即从1914年到1991年不到一百年有些类似，笔者在此处所说的20世纪，则可以谓之“伸头去尾的20世纪”；确切地说，本书研究的主要时段是从1895 年到1995年的一百年。1895 年是中国现代思想激进化的开端，1995年不但出现了若干重要的社会思潮转向的信号，而且海峡两岸最重要的两位哲学家相继离世，堪称一个哲学世纪结束的标志。当然，哲学史或者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和思潮史，并非都可以因某个历史事件而完全框定。为了说明某些趋势或共性时，我们常常不得不超出预定的时段，不过这种“超出”会是相当有限的。与一般着重于详尽地描述哲学史进程的著作有所不同，本书的宗旨是站在时代自我意识的高度，对现代中国思想和中国精神如何围绕着时代和社会的内在期待而展开的复杂历程，做出进一步的哲学反思；将中国哲学在近现代的演变，从“现代化取向”（冯友兰）、“政治革命—哲学革命”（冯契）等叙事方式做进一步的推进。尤其注意如下问题：从前现代到现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迁，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的，涉及我们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样态。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不能不回应这一历史巨变所带来的挑战。以往人们注意到的历史观、认识论、价值观和方法论甚至逻辑学，它们在近代以来所发生的革命性变化，涉及哲学变革的不同层面或某些视域。本人的工作则主要从社会哲学的视角集中考察19 世纪末以来，围绕着“动力”和“秩序”两大核心观念，前辈和时贤做了何等有深度的思考并发生了什么样的论辩，同时探寻观念史的进程如何传达了文化精神的转向，考察它对于世人理解历史、认识今日中国的现实以及我们的未来，有何值得注重的意义。作者希望能够从社会哲学这一新的视角，开拓研究近现代中国哲学史的新空间。这样的研究当然基于强烈的现实感：我们意识到，尽管“中国崛起”是一个确定的事实，但是贯穿近现代乃至当代将近一百八十年文化上的“古今中西”之争并没有最终结束。
本书对自19世纪末以来有关中国哲学观念史的研究所采用的社会哲学视角，其最初的焦点，是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文化精神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表现出对社会发展之“动力”的强烈追求，因而对于原先固有的秩序之态度以及秩序的基本原理之辩护也必定随之发生波动。
从农业文明转变为工业文明，以及从中央帝国突然被拖入高度竞争的国际环境，是“中国意识的危机”之所以产生的根本原因。1895年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特殊的意义，这一年可以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主流激进化的起点：从社会史的视角看，正是由于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严复、康有为等相继登场、危言高论惊动视听，原先在“中体西用”论的文化共识基础上儒家共同体所保持的社会团结，再也不能维系下去。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共同组成的儒家——士大夫共同体——分化了。它是20世纪之所以成为“革命世纪”的原因之一，也在观念世界开启了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三角关系。“救亡—富强”是当时中国人的共同追求，问题是：第一，如何达到富强？第二，中国需要何等样的富强？由此转到社会哲学的向度，第一个是“社会动力学”问题，追问如何获得“动力”；第二个是“社会静力学”问题，关系到“秩序”的基本原理。19世纪末开始儒家知识共同体的解体，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人们在这两个问题上未达成基本的共识。
在“社会动力学”问题的论域中，现在的人们承认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变革的重大作用。但是，在中国人普遍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之前，甚至在中国刚刚酝酿制度变革之际，知识精英的观念世界的变化，特别是价值观念的变化，预示着中国文化精神正在转向对动力性的追求。正是这一追求，成为大规模社会变革的前导。它表示现实生活中对“富强”的追求，需要哲学的辩护。因此，对“动力”的追求成为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内在期待。中国哲学有悠远的“变”的哲学，但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既有儒家强调“生生之谓易”之“刚健”的一脉，也有与释道两家类似的另一种强势诠释，即以虚静为本体的哲学。古代哲学有繁复的“动静”“ 道器”“力命”之争，进入近代以后，中国人积极应对时代的拷问，要从古训“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模式中转变出来，促成中国转变为足以与“普罗米修斯—浮士德”式的西方文明相竞争的现代社会。本书特别集中于研究从1895年到1995年这一百年间，因应中国社会变革的内在期待，围绕着“动力”和“秩序”两大核心观念，活跃在中国思想界的各派代表性人物如何提出理论主张、展开学术论辩，从而形成了一个观念史的脉络：在总的趋向上，适应社会急剧的变革要求，依托进化论广泛传播的文化背景，又经过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飞跃，前卫思想家们提出各种不同的理论，表明“动力的追寻”曾经是这个“革命世纪”的强主题；当然其中亦蕴含了“秩序的焦虑”或者“何谓秩序”的争执，但相对而言，“秩序”是个弱主题。这种状况到20世纪最后二十年发生了转向，它以“启蒙反思”为标志，与文化激进主义让位于文化保守主义相应的，是“动力的追寻”让位于“秩序的重建”，后者迅速上升为时代的强主题。或者说，从1895年到1995年这一百年中，在较长的时段里，“动力的追寻”压倒了“秩序的焦虑”，而从20世纪最后二十年开始，在现代性批判中对“动力”之盲目性的清算，使得“秩序的重建”趋向于将“动力的反省”综合于其自身。
“动力的追寻”改变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气质，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动员、推动中国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或曰“中国崛起”，其作用可用“哲学革命成为社会革命的先导”来比拟，因而居功至伟。在经过长期的曲折，中国真正成为现代化强国以后，人们将会认识到，20世纪发生的这场转变具有深远的意义。不过，我们对这场“动力的追寻”决非无条件地加以肯定。这不但指对加入这场转变的各种理论的直接形态，我们需要一种批判工作（譬如对进化论传播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唯科学主义、唯意志论，等等）；而且指由于现代性有其内在的矛盾和困境，对“动力”的追求，注定了中国近现代哲学本质上具有某种激进的气质，它与被哈列维视为“哲学激进主义”的功利主义，构成了某种谱系关系。以欲望的解放为核心的“人的解放”，在带来新型的人格理想的同时，也曾经使许多普通人经历了心灵失序的迷茫。现代中国由于经历了传统的断裂——原有的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如何重建——而显得尤其严重。从前现代到现代，新的政治制度需要秩序原理为其做合法性辩护。如何安顿人的心灵、重塑社会秩序，这样的思考，虽然在“动力的追寻”呈现为主流时就已经存在，但就观念史而言，直到20世纪90年代激进主义让位于保守主义之后，尤其是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开始面临如何重塑世界秩序的问题时，“秩序”才真正成为思想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在研究工作的具体展开过程中，我们充分意识到，从历史的向度看，各派哲学的意见虽有派别的区分，但是在实际进程中又是有分有合。在看似针锋相对的争论中，其实有某些“隐蔽的共识”；反过来，即使在总趋势上趋同的时刻，也不等于具体方案会始终雷同。从1895年开始形成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三大思潮之间的三角关系，以一种不稳定的组合方式，或隐或现地存在于革命世纪之始终。在哲学领域，一开始也可以看到中国现代哲学中有马克思主义、现代新儒家和实证主义的三大流派与其遥遥相对。无论是在“动力”问题，还是在“秩序”问题上，它们都各有自己的观点和方案。
从严复（政治上有自由主义倾向、哲学上则受实证主义影响）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描绘一个“质力相推”的机械论宇宙观，并由“推天理以明人事”的方法来论证“进步”的信念，以及“竞争”和“创造”何以成为进步之动力和源泉。后来的自由主义者并不缺乏“求道”的热情，对于他们而言，“道”既是一个动力性的观念，又包含了秩序的意蕴，他们中有更多的人在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同时，试图进一步论证“自由”和“理性”为秩序原理之所以然。
马克思主义坚持，“实践”作为主客体的交互作用，是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活动，因而将社会革命视为最重要的“动力”，并以此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它与通过认识论与历史观的辩证综合而成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有相互映照之功；同时认为变动了的经济结构决定了社会主义才是通达“大同”的道路，未来社会需要以“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相统一为理想的秩序。
从“中体西用”论的文化立场演化而来的现代新儒家，以“返本开新”的姿态，主要从创造性地阐发传统的“心学”义理，来解决主体的能动性问题。从梁漱溟的“意欲”论、熊十力的“心本论”到牟宗三的“道德的形而上学”，他们实际上都主张彰明道德主体意识、安顿现代人的心灵，才可能——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开出”科学与民主，重建现代中国的社会秩序。
在处理现代社会的基本秩序的过程中，一方面有基于“平等”的激进主义的方案和实验；另一方面有更强调法治、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秩序，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方案，理性化（韦伯）和市民社会（黑格尔）受到关注。后者在接受外来的思想的同时，也渐渐倾向于传统的自然演变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哈耶克）。因而在经济起飞实现以后，以文化传统主义为特色的保守主义开始崛起，取代文化激进主义成为社会主流思潮。他们的运思方向，是将社会秩序、文化的连续性、人的实存三者视为内在一体的。以现代新儒家为主体的人文主义在这方面做出了引人注目的工作。在“秩序”建构上，虽然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在拒斥激进主义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但是自由主义视野中“秩序”的基础是“自由”和理性的多元竞争，保守主义认定“秩序”的基础是“权威”“ 等级”和“传统”。继（以港台新儒家为主体的）现代新儒家之后，晚近崛起的“大陆新儒家”则从“心性儒学”转入“政治儒学”和“制度儒学”，表现出积极干预现实社会生活的姿态。从“革命世纪”一开始，未来世界的秩序就为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所导引，20 世纪末在“中国崛起”成为一个公共话题时，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更积极地讨论世界秩序的重构，并开始思考：未来是否可能出现一个“新轴心时代”？在那样的时刻，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哲学的革命成果能够做出什么积极的贡献？在民族、国家之间纷争不断，全球化趋势与反全球化运动之间出现新的对抗等新形势下，中国学者积极地从事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工作，使得基于儒家王道政治的理想，与“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统一的愿景，有可能达到融合。
上述三大思潮的互相交集和论辩，构成了贯穿世纪的“古今中西”之争中极为丰富而重要的哲学内容。由于它们是在持续的争论中演变的，它也就表现出中国现代哲学如何在“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过程中，曲折地传达了时代精神。与那些专注于对重要哲学家个人思想的研究不同，本书注意对通俗哲学和学院哲学做辩证的综合。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希望更宽广地把握社会的精神现象，通过对于现代中国哲学如何围绕“动力”与“秩序”这一对观念而展开的历史做具体考察，提供理解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的新视角，同时也对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推进提供某种个案。通过考察广泛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思考的内在联系，来讨论中国现代哲学的重要侧面，希望这样的工作对认识这个时代、认识我们自己、规划未来能够有所裨益。
笔者深知，这样一种以社会哲学为视角、通过描述从思潮到观念以及诸多观点的争论的图景来书写现代哲学史的工作，既然是尝试，就一定还有许多不足与错漏，唯望方家不吝指正。
高瑞泉
己亥年大暑改定于沪西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