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瞿骏：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建设的“内外圆融”

论文题目：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建设的“内外圆融”

作者：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9期，转自中国知网。

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建设是一个超越笔者自身学力太多的话题,但在日常教学和研究过程中笔者常深切感受到不少与此相关的问题,在此将这些思考略陈述之,以求教于方家。

 1914年胡适在《非留学篇》中言"吾国之旧文明,非不可宝贵也,不适时耳,不适于今日之世界耳"。这句话虽不是近代中国从信奉到唾弃中国旧文明的开端,却是个显著的标识,说明了在20世纪初横亘在中国读书人心头的一大问题是:中国已在"世界"之外,如何才能进入"世界"之内。^①对此，胡适当时的答案是“先周知我之精神与他人之精神果何在，又须知人与我相异之处果何在，然后可以取他人之长，补我所不足，折中新旧，贯通东西，以成一新中国之新文明”。^②这个思路虽还有“折中新旧，贯通中西”一语，但明显已走向了“中学不能为体”。有趣的是，到了1928年前后，说类似话的是与胡适在表面上针锋相对的“学衡”诸人，而胡适的答案已变动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西洋的精神文明远胜于我们自己……（要）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③

这里的“人”“人家”“西洋”都是当时那个“世界”的组成部分，而“我们”既然事事不如，则意味着“我们”不属于那个“世界”，于是普遍的世界文明和“特殊”的中国就此产生。“特殊”的中国在推论中无疑又植根于其“特殊”的历史，于是世界史与中国史开始分野，并一直延续至今。尽管今日我们经常在说要打通中国史与世界史，但如中国本在“世界”之内，又何需打通？

因此今日言建设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就必须要“重识”世界，以反思中国“特殊”论和中国历史“特殊”论。此问题当然牵涉甚广，这里仅谈两点，一个是世界文明的普遍性来自何处？另一个是中国和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在何处？

就第一点说，马克思那一段谈论人们如何创造历史的经典语录，今日仍值得不断重温 ：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④

那么这些条件是什么呢，归根到底是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从古到今一直具有生命力的“文化”，钱穆就指出 ：

茫茫员舆，芸芸众生，我不知已历几何世矣！抑有始终未跻于抟成“民族”之境者，有虽抟成为一民族，而未达创建“国家”之域者 ；有虽抟成一民族，创建一国家，而俯仰已成陈迹，徒供后世史家为勾稽凭吊之资者 ；则何欤？曰 ：惟视其“文化”……举世民族、国家之形形色色，皆代表其背后文化之形形色色，如影随形，莫能违者。^⑤

从马克思的“历史条件论”和钱穆的民族、国家“文化论”出发，每个国家、每种文明都是“特殊”的，而这些“特殊”正能构成世界文明的“普遍”。“普遍性”决不是在“特殊性”中抽取公因子，或取数种某时某地强势的“特殊性”为“普遍性”，而是“以不齐为齐”，即只要保持和承认多样的“特殊性”，世界文明就自有“普遍性”。因为不同文明之间是会主动或不得不交流与互鉴的，在此过程中，每个国家、每种文明都在为世界文明的“普遍性”添砖加瓦，其添砖加瓦的力度与各个国家现实国力的大小强弱有一定关联，同时也与各个国家的历史长度和历史厚度有紧密联系，这就要谈到第二点——中国历史“独特”在何处？

中国历史的“独特”绝不在因为它有长度和厚度，就成了停滞的、僵化的和“前现代”的，恰恰相反，正因为它有长度和厚度，它对现代生活乃至人类未来都会产生大的影响，具有深远的意义。以爱国为例，目前国人之爱国不少受“权利、义务对等”之说的影响，常变为一种“商人之爱”和“农人爱牛之爱”，即其爱国虽为一种看重、不舍的情感，但其中总不乏成本的考量和利益的计算。其实爱国本应为一种真诚之深爱，与成本和利益无涉。在中国历史中这种真诚之深爱呈现于两条路径 ：一为对中华文化之深爱，孔子的政治活动是失败的，但孔子的教育事业却有绝大的影响。^⑥这种教育事业的绝大影响就在中国和中国人是由“后天所获，华人所独者”的中华文化所塑造，^⑦也由中华文化所维系。对家国天下来说，中华文化既是其具体的内容，又是其认同、保有和深爱的终极对象。二为对山河岁月之深爱。中国因历史中的疆域渐趋广阔而有大好河山和地域风情，因历史的风云变幻而出现许多伟大人物和可爱人物，这些都构成了历史中国带给我们的山河岁月，同样也会引发我们的真诚之深爱。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建设的基础在承认文明多样性对于人类世界的意义，然后需要认真切实，满怀温情与敬意地去学习、认知中国文明和中华文化的“独特”，而这又与发现“自己”密切相关。

在发现“自己”中建设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

建设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另一大任务在发现“自己”。这个任务之所以重要，第一在于中国历史和中国历史学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第二则在于自清末以来“尊西崇新”之风气仍未得到根本性扭转，中国历史学研究中“反认他乡是故乡”的例子比比皆是。

比如，今日历史学人好谈“档案中的虚构”，言此必溯源至美国新文化史代表人物娜塔莉·戴维斯。尽管娜塔莉 ·戴维斯所谓“档案中的虚构”有其自身独特的理论风貌，^⑧但就一些历史学人的简单化理解而言，他们似乎不知早在清代，章学诚已指出“史之为道也，文士雅言与胥史簿牍皆不可用，然舍是二者，则无所以为史矣！”因此要“簿牍之事，而润以尔雅之文，而断之以义，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⑨此言说明了在中国自身的史学脉络中，我们很早就懂得各种史料的使用限制，更有方法让“不可用”的史料变得“可用”，遂使得一方面“中国人之好做假书——就是制造假材料——是历代不断的”^⑩ ；但另一方面中国人会“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进行整理、综合与剪裁，并辅之以“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以补档案缺失与材料作假之不足。^⑪

又如今日在历史学界“如火如荼”的情感史，以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来看，学界的介绍和梳理似只有一个“西方渊源”，而无一个“中国传统”。其实，中国自身“情感史”研究的格局比欧美的“情感史”研究要大得多，在这大格局里讨论的问题也明显更为重要，内容更为丰富，且更能接上中国历史的主干。这是因为中国史学历来重视“人”，同时又重“古史”。从重视“人”这一面来说，人的历史岂能不涉及情感？而且中国史学写人、论人的一大特色为不那么“成王败寇”，失败者、小人物、无事迹者都在历史里面，且在历史里面发挥着重要影响。项羽自刎乌江千古流传，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为人传颂，管宁一生基本是逃跑和躲起来，但也史不绝书。这样的历史看重的是他们的悲情豪壮、风骨气节与生命格调，关乎纲纪、流品和坚守，处处都是大写的人和由大写的人所承载的宏阔且细腻的情感，所以“西方史常表见为‘力量’，而东方史则常表见为‘情感’……中国史之隆升污降，则常在其维系国家社会内部的情感之麻木与觉醒。此等情感一旦陷于麻木，则国家内部失所维系，而大混乱随之”。^⑫

从重“古史”这一面说，“古史”渺茫不可寻，往往缺少材料，三代尤其如此。这对研究者来说一方面是一种困局，但另一方面也成为了中国历史学家运用其“史学想象力”的好地方。如何在重重缺环中填补空白，如何给聚讼不休的问题以有力解释，如何穿透迷雾，只眼千年地重建极其遥远的过往，这些高难度问题要求游目骋怀、灵光闪现与同情的理解，即其与“情感”极其相关。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谈到殷周之间的“政治名分”就是一个极好的事例：

在夏时，已有所谓中央共主与四方侯国之国际关系。此种政治上名分之成立与维持，为考论中国古史文化演进一极端重要之问题，不可忽视。及至殷末周初，此等共主与侯国之政治演进至少已有七、八百年以上之历史。而且殷在安阳，周在丰镐，相去千里外，政治上能有此名分上之维系与分别，只据此点，即可推想当时一般文化之程度。^⑬

钱穆这段话并无太多直接史料可用，与今日讲求“实证”的、硬核的史学全不相似，但其极具通透情感性质的“政治名分”说，却能够为古史里殷周关系这一聚讼不休的问题拿出自成一说的历史解释 ；为中国大历史中政治如何影响文化，而文化又如何塑造政治立下一个起点 ；为当下历史学乃至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各方面研究提供能进一步深思的启发性资源。

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建设是一个紧迫任务，同时又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过程。“任重而道远”首先表现在正如毛泽东所言 ：“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⑭在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建设中亦可说 ：“不读书没有发言权，不读应该读的书同样没有发言权。”从知识体系建设的要求出发，最应该读的书主要有以下三类 ：一类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典特别是与历史学、与唯物史观相关的重要作品 ；一类是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先进者的著述 ；最后一类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胡绳、黎澍和吕思勉、李平心、吴泽、陈旭麓等史学领域“大师”的作品。综合这三类书，一方面可以探求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学的现代发展，另一方面也能看到中国历史学的现代发展如何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增添了全新的内容与活力。

 “任重而道远”还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性质之一是批判品格，即其本身产生于对其他对立学说的批判之中，然后其自身也在与其他对立学说的斗争中不断完善。对此鲁迅曾言 ：“我们看书，倘看反对的东西，总不如看同派的东西的舒服，爽快，有益 ；但倘是一个战斗者，我以为，在了解革命和敌人上，倒是必须更多的去解剖当面的敌人的。要写文学作品也一样，不但应该知道革命的实际，也必须深知敌人的情形。”^⑮因此知识体系建设应该是一个不断地审视对手、迎接挑战、自我批判，最后臻于完善的动态过程。在这一动态过程中，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在新世界的整体历史学知识体系中会占有愈来愈重要的一席之地，而其是否能愈加重要又取决于我们能否不断发现“自己”与切实地确认“自己”。在这样的交错互动中，中国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内外圆融”才具备了真正的可能性。

［本文系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与国际传播”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