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选取了杨奎松教授对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冲击、以及东西方冷战中的意识形态冲突因素的思考和研究。
《“问道于器”——辛亥以来国人着装“西化”的成因与经过》一文发表于《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12期。进入20世纪以来，国人着装日渐“西化”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但是，辛亥革命成功后，力主着装“西化”的孙中山，却并未实施“易服”的措施，反倒是继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发布了中国历史上最具“西化”特色的一个《服制》令。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服制条例》，竟又明显地意欲延续正统而拒绝“西化”。
《为民族续命：潘光旦与他的时代》一文发表于《清华社会学评论》2019年第1期。潘光旦理科训练出身。1926年回国后，虽然他较多地转到优生学、社会学，注重性、婚姻、家庭、教育等问题的研究，但他的这些研究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不离其生物学和遗传学的训练及其视角，主张“以生物为体，以社会为用，采遗传选择之手段，以达人文进步之目的”。其中的原因，是他一心想要运用最先进的科学方法，利用社会干预与社会选择的手段，以改善中华民族的体质和智力，从而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竞争力。
《为什么必须重视“冷战”背后意识形态作用的研究？》一文发表于《冷战国际史研究》2019年第2期。作者强调了必须重视“冷战”背后意识形态作用的研究。中国学者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是从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而不是从冷战、从外交、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考察研究冷战问题的。此种研究倾向，导致面对“新冷战”从危言迅速变成威胁的当下，人们几乎无法从我们的冷战史研究成果中找到足以用来判断“新冷战”发展趋势及其应对方法的历史教训或经验。
《如何认识历史人物的“历史问题”——以美国夏洛茨维尔事件和美国“改写历史”风波为中心》一文发表于《史学月刊》2018年第10期。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是否要重写美国历史，逐渐成了美国史学界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2017年8月12日，美国夏洛茨维尔事件爆发，更是将这一问题推到了公众舆论的风口浪尖。美国的历史叙事究竟应该基于国家的视角，主诉精英阶层的历史贡献，亦或应该基于民众的视角，强调黑人、印第安人、少数族裔、贫苦劳工和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史，已经成为一个极易触动不同社会人群情感和立场的大问题。
《公理与强权的博弈：从历史角度看战后国际秩序发展的前途与困扰》一文发表于《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6期。20世纪开始不过三四十年时间，就两度爆发大规模的世界性战争。然而，二战过后，霸权主义退出了历史舞台，就连极易导致大战的两极世界格局也不复存在。两次世界大战相隔仅21年时间，交战双方同为资本主义列强，当政者的国际政治观念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明显的差异和分化？这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和研究的历史现象。
本文编辑：侯嘉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