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概率、时刻与共同免疫体——新冠疫情的一个哲学分析
作者：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本文原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21年第1期，转自中国知网
摘要：2020年的新冠疫情深刻地改写了当代世界面貌。然而，一个致死率并不特别高的病毒，是怎样掀动这个世界，并被认为一举终结了全球化呢？辩证法分析与生物政治学分析能够使我们看到，新冠病毒的刺出，并不纯然是一个“例外性事件”，而是一个已经长期在推展中的序列的最新一个爆裂点。进而，辩证法分析与生物政治学分析能够使我们获得一种思想性的力量：尽管在当下这个时刻，我们满目皆是“逆全球化”的汹涌，然而这个势流，恰恰酝酿着它自身的否定面。历史会开启新的进程，而我们在实践层面可以去做的，就是去改变它到来的时刻，去增加它尽早到来的概率。
关键词：新冠病毒 概率 时刻 共同体 免疫体 生物政治
—概率与时刻：新冠病毒是如何掀动世界的？
自2020年初以来，全球各个角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入隔离状态——用晚近的术语来说，开始被迫进人那看不到尽头的“社会距离化＂（social distancing）。人长久处在这种隔离状态中，会产生各种焦躁、恐慌、抑郁等心理问题，换言之，尽管我们身体可能还是健康的、未被感染的，但其实我们在精神层面上已然陷人一种深层焦灼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已被病毒“感染”。[1]然而，新冠病毒带来的，并不只是“社会距离化”，同时更是“全球距离化”（global distancing）—它带来整个世界的深刻的撕裂，深刻地改写——甚至在很多面向上重塑—了当代世界面貌。这半年多来当代所有人都在见证着世界的撕裂，甚至体验着撕裂感。
《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甚至声称：这个世界可以分成“新冠前”（BC，BeforeCorona）和“新冠后”（AC，AfterCorona）两个纪元；“新冠前”我们见证的是一个全球日益互联的越来越“平”的世界，然而这个高度全球化的世界图景却被新冠病毒一举击破。[2]2020年3月21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封面图案直接就是在象征全球化的地球上挂了块牌子，上书“关闭”（closed），表示“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正在走向终结”。新冠疫情，正在被视作为构成了人类文明史的一条分界线。
我们要怎样来面对这个“后新冠世界”（post——coronaworld）？哲学又能带来怎样的力量？让我们先换个角度来进入我们所置身其内的当下这个世界—“全球化”真的正在走向终结，被“全球距离化”所取代了吗？三十年前，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出发，提出“历史正在终结”—终结于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3]这一次（2020年）的“终结论”，恰恰证伪了上一次（1989年）“终结论”。实际上，距离在福山敏感地看到“全球化”大浪潮（关闭了“冷战”这个大势流）的那个时刻点并没有隔太久，一个新的—然而是相反的—势流已然成型。换言之，“逆全球化”的浪潮，实则远远不是今天这个时刻才启动的—并不是在2020年突然之间发生了逆全球化。逆全球化早已经被开启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2008年就提出：就我们所知的这种全球化—沃氏直接称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言，它已经结束。[4]2008年我们遭遇了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迅即引发全球金融的整体崩溃。有意思的是，在那个时刻点上，少数的思想家已经感觉到态势的变化，并判定全球化已经结束。但是大部分的人可能还没感觉，认为只是一次震荡而已，甚至有很多思想家认为经济危机之后的复苏更加值得期盼，即所谓的破坏性发展，重新洗牌，带动新一轮发展。[5]那个时候没有人想到跳出来说美国搞出来次贷危机，让整个世界经济都失序，各个国家都蒙受巨大损失，我们要你赔款、我们要向你追责……没有这种声音。整个世界好像仍能够按照原来方式往前走，只是被小小绊了一下而已，挺过去就行了。
但是实际上，这个世界已经在发生深层的变化。随后我们就接连看到英国的脱欧，再后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一个又一个标志性事件，标识出了世界范围的逆全球化浪潮。[6]可以说，特朗普胜选本身是个偶然性事件一有充分材料显示连他本人及其竞选团队都很惊讶。其实在量子物理学的视野下，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概率：所谓“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甚至违反“物理学规律”的事情，只是发生的概率特别特别小而已。在逆全球化浪潮已然启动的背景下，特朗普胜选尽管仍然有各种偶然因素，但却并不是一件概率十分小的偶然性事件。然而，它一旦“偶然地”发生之后，对世界的逆全球化进程影响很大：过去这三年半特朗普政府的种种举措、施为（各种“造墙”、在全球范围各种“退群”、启动各种“贸易战”……），强劲地、深层次地推动了整个世界的逆全球化进程。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2019年底新变异的冠状病毒经由某种仍未知的中间动物宿主进人人体，并在2020年引起世界性的疫情大流行。这个时刻点极为关键。政治哲学史上有一个重要的“古今之变”论题：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之间的关键转折，就在于“时刻”的凸显。古典政治哲学关注的是永恒的问题、不会随时代而变化的问题。旨在诊断与应治永恒问题一这些问题今天在这边会出现，在另一个时间、在别的地方也会出现—的古典政治哲学，自是不在乎“时刻”的问题。而现代政治哲学恰恰很在乎“时刻”，它构成了现代性的重要尺度：不管是黑格尔还是海德格尔，时间是一个关键问题。[7]病毒本身，对于人类文明而言实属于永恒的问题；然而，我们今天来思考新冠病毒，特别需要去关注的是它到来的那个时刻——特朗普政府所挑起的对华贸易战，已经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影响；2020年1月中美刚刚就经贸问题签订了第一阶段合作协议，很多相关参与者都多少松了一口气，这个时刻上却出现了新冠疫情，漩涡式地激发出更深层次的一轮逆全球化。在今年2月发表的文章《重思信任：从中导危机、新冠疫情到区块链》中，我提出增加信任是当下世界格局的重中之重。[8]但是这几个月来世界的变化让我们一起看到，建立信任在具体实践中是如此艰难。[9]仔细想一想，如果新冠病毒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会不会对话也这么艰难？不一定的。只是在2020年这个时间点上，它成为了一个撼动世界格局的大事件。学者们可以给它各种定性，但与其把它视作为“例外性事件”，不如将它看作一个已经长期在推展中的序列的最新爆裂点。
所以，有必要看到这样一个时间性的序列：“9·11”、“金融危机”、“伊斯兰国”、“英国脱欧”、“特朗普胜选”（以及一路伴随而来的各种大大小小事件），一个逆全球化的进程被开启，并不断加深、加剧。到了2019年底，在人类文明史中始终会以一个概率出现的新变异病毒，在这个特殊时刻刺了出来，一下子成为压倒胳驼的那根致命“稻草”——成为上个世纪90年代那一片玫瑰色的全球化浪潮，被最终压“垮”的那个否定性力量。连福山本人在新冠疫情之后都开始宣称新自由主义秩序已经回不来了，“如今我们看到了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彗星尾巴，它已经死了”。[10]新冠病毒的刺出、乃至其所引起的世界范围内的疫情，由一系列偶然性因素叠加而造成；但是这个事件到来的时刻点，则恰恰使得它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它使得几乎所有学者、政治家乃至公众，都忽然发现我们陷人了一个完完全全的不同的时代，一个逆全球化时代。
这里的关键点是：这个“逆全球化”局面，不是今天新冠病毒忽然之间造成的；这个进程早已经在展开，只是人们选择没有看到。如果我们不做阴谋论讨论，新冠疫情爆发这个时刻是没有人选择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能预计到在这个时刻点会有一个病毒出来，像计算机病毒那样完完全全能被提前种下然后在某个时刻激活。但是，新冠病毒到来的这个时刻点，恰恰使它有力地改写了人们关于当代世界的认知：包括福山这样的学者都已经承认，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回不去的时刻。故此，这半年来人们都在惊讶于自己所见证的个致死率并不特别高的病毒，怎么竟然就把这个世界掀动成这个样子。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了新冠病毒带来的种种撕裂效应，逆全球化实则至少是十多年的进程了，只是该病毒在这伤痕累累、旧创未去的时刻突然剌出来，使得它一“役/疫”成名。
进而，值得指出的是：病毒本身，在人类文明史上并非是一个前所未有、全无历史经验的事件件事发生过，就能进入概率学的“样本空间”中，就能对它再次出现的概率（即便它是个非常小的数字）进行计算。[11]现下，应对新变异病毒别无它法，就只有在科学（生物医学、病毒学、免疫学……）的层面上来通力合作，从各个角度、各种路径来设法争分夺秒寻找应治之方。在这个意义上，新冠病毒本身恰恰是召唤更广泛的全球合作。《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Harari）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信息与合作是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12]赫拉利呼吁，现在恰恰正是建立全球信任的时刻，恰恰是我们放弃意识形态陈见建立团结的时刻。他本人在特朗普声称切断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WHO）资助时，拿出一百万美元来资助它，推进全球在防治疫病上的合作。[13]比病毒本身更可怕的危机实则是：那些未能做到有效应治疫情的大国领导人，将病毒同各种经济、政治面向问题打包在一起，整个归结到某个特意制造出的污名（如“中国病毒＂）上，并频繁经由＂例外状态”而推行各种撕裂世界的举措（譬如，特朗普政府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等国际公约强行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14]正是这些面对新冠疫情无能又短视、对概率与时刻缺少分析与判断的政客，为其选票和“面子”而把逆全球化推向悬崖、把全球运势赌了进去。
二 等待否定面：黑格尔主义的“恶”
就其哲学内核而言，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从黑格尔历史哲学演绎而来—福山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个时刻点上，认为我们已经抵达了历史的终点，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标识了世界历史自身的“目的”（end）。[15]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福山则改口说，那只是他对历史的一个判断，而不是在价值层面上对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的认同：“并不能说因为我描述了一个体系（自由主义者将国家视为主要敌人的体系）的绝对地位，就意味着我赞同该体系的价值观”。[16]在相隔三十年的两个时刻点上，福山实则已经实质性地转变了其论述—“历史终结论”宣告终结。
然而，如果我们绕开福山自己对历史的判断而直接从黑格尔视角来考察的话，今天逆全球化的格局在黑格尔主义历史哲学框架里面，其实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对于黑格尔而言，在抵达“最终统合”（final synthesis）之前，推动历史辩证前进的马达并不会关闭。[17]换句话说，任何历史的势流都始终会有一个否定面—不管这个大潮如何汹涌澎湃，都会“等待”其否定面的到来。所以，当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见证了一股浩浩荡荡的全球化势流的时候，其实已经可以想像（只要不采取福山现在自己也放弃的观点），它势必会迎来一个逆转—这个逆转已经结构性地潜伏在整个昂扬挺进的高光时刻。从“9·11”“伊斯兰国”的文明冲突，到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再到脱欧、造墙、贸易战、新冠病毒，这个序列一层层地推出全球化的否定面。
然而，如果我们从黑格尔主义视角出发来持续地对世界格局进行考察，那么，其实我们可以获得一种思想性的力置：尽管在当下这个时刻，我们满目皆是逆全球化的汹涌，然而这个势流，恰恰酝酿着它自身的否定面。历史会开启新的进程，而我们在实践层面可以去做的，就是去改变它到来的时刻，去增加它尽早到来的概率。所以，在当下这个时刻，整个世界似乎都陷人撕裂性的焦灼状态，到处是沮丧与困顿，但是黑格尔主义辩证法的洞见便是：坏消息里面总是包含着好消息；而哲人的责任，就是去引领人们转换视角，去看到结构性隐藏在当下格局中的好消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必要闻病毒胆寒、听新冠色变，哲人尽管无法像病毒学或生物医学专家那样投入对它的直接研究，但却能够通过转换分析视角，诊断出符号性地附加在病毒上的各种内容（被某些政客打包塞进去的东西），并从新冠病毒到来的坏消息中去定位对于构建共同体（一项文明性－符号性的事业）而言可能的好消息，进而去促使后者的实现。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包含如下这个理念：“必要的恶”。对于黑氏而言，历史是合乎理性的，“合理的便是现实的，现实的便是合理的”。[18]历史上的某些时刻，会出来非常残忍的事，甚至出来让滚滚人头落地的杀气很重的某些煞星，但是这种“恶”刺出来，在历史上起到了否定性的功能换言之，其历史性的作用是阻断流行当时的那个主导性潮流，从而辩证地推动历史实质性地向前进一步展开。故此，在黑格尔眼里，尽管各个个体乃至民族都按照自己的利益或计划在行动、甚至历史上充满“伟大的恶人”，但这些混乱乃至灾难，却汇成为一个合乎理性的进程。这就是黑氏所说的“理性的狡计”（cunning of reason）。[19]作为否定面的“必要的恶”，便是黑格尔主义辩证法的内核。
然而，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就不会为当下那困顿至极的撕裂性格局而全面沮丧。我们需要看到：上个世纪的全球化尽管汹涌，但却相当偏颇、片面（仅仅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包含各种结构性问题，倘若顺着这个潮流任其自行澎湃奔流，甚至把它定位为“历史的终点”，对于历史而言才是最糟糕的事。各种逆全球化的残忍（次贷“金融创新”的残忍、新冠病毒的残忍……），否定性地打断了这个势流不可收拾的自行其势（自行其是、自行其事），使历史有机会发展出更加充分的全球化，作为当下逆全球化浪潮的否定力量。诚然，黑格尔关于历史的这个视角，确实十分“形而上学”，或者说“玄学”也可以—他认为历史就是这样辩证地前进，前一种秩序之卫道士眼里的“恶”，一定会到来。但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可以提醒自己：我们在抗击这个“恶”的时候，千万不要再回到它之前，而是走到它之后。这就是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最近的号召，人类联合起来抗击新冠病毒后，不要再回到原来的人类纪。[20]拉图尔尽管不是黑格尔主义者，但此处他实际上是在调用黑格尔的框架。
在这个逆全球化的历史序列里面，人们只可能越来越感到困顿、感到无能为力，甚至是“天意”捉弄（新冠病毒在中美经贸第一阶段协议刚刚签订后刺出）……然而，历史不会只顺着一个态势往前走，它会开启新的序列—开启出针对前一序列的新的否定性序列。正如就在当年福山宣称全球化终结历史的那个时刻点的不远处，一个逆全球化的大势流却已悄然正在成型，今天包括福山在内的思想家纷纷宣称新冠疫情启动逆全球化的这个时刻点上，一个相反的势流亦将处于成型中：“全球距离化”的序列结构性地预见着新一轮“全球（去距离）化”的序列。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完全有理由期盼，新世纪二十年来不断汹涌翻腾、逐浪高涨的逆全球化态势里面，会出现一个否定性力量，以激烈澎湃的方式涌出。
有“西方最危险哲人”之称的斯拉沃热？齐泽克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辩护就在于：整个糟糕到极点的坏消息背后，可能恰恰是治愈性的力量。换言之，不要怕危险，正是在危险的裂缝中，我们才能定位到开启全新（“革命”）的潜能。正如同荷尔德林在《帕特默斯》诗中所云：“危险之所在/亦是拯救力量之所兴”。[21]最危险的并不是危险本身，而是对危险的遮蔽。辩证性的思维，实质上就是去捕捉本体论层面上的“视差之见＂（parallax view）—否定本身就蕴含着肯定，创口本身就是自身的解决方案。[22]任何坏消息本身，若转换视角，它本身就是好消息，一如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危中之机”（“危机”本身亦蕴含着新的“契机”）。这即是黑格尔笔下的“绝对反弹”（absolute recoil）。好消息就在坏消息自身之中，而哲人者所肩负的任务，就正是在表面的好消息中，去发现坏消息；而在坏消息中，去开出好消息。哲人不是魔术师，凭空变不出东西来，但能够用全新的分析性视角，去定位到拯救性的力量，去在“危”中看到“机”。[23]
三 共同免疫体：“全球（去距离）化”的生物政治学基础
在当下这个时刻，至少有一个坏消息里的好消息，那就是—即便再糟糕短视的政客到一定时刻都没办法否认—我们在生物层面上已形成一个共同地基：我们同等脆弱。现下，新冠病毒的致死率大体可以得到定位，数据差别只是各国的医疗资源所导致。尽管致死率本身不算太高，但是该病毒的传染率却很强大，尤其是现在已经确认无症状者也能传播。这就使得它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把全球所有人都拉到同一个生物性平面上。这份同等脆弱，就蕴含着在否定面上建立一种新的共同体的潜能。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说，任何的共同体其实都是共同免疫体“community”，恰恰指向“co-immunity”。
根据当代意大利政治哲学家、生物政治学当代代表人物罗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的词源学分析：“共同体”（community）一直和“免疫体”（immunity）互为关联：“共同体”确立免疫边界，使内部公民不受伤害。[24]埃氏写道：
无论那正等着到来的危险是一种威胁个体性身体（individualbody）的病症，一种针对政治体（body politic）的暴力入侵，抑或一种针对电子体（body electronic）的反常讯息，始终不变的，是危险所被定位的那个地点—该地点总是在内部与外部、自我与他者、个体之域与共通之域的边界上。[25]
换言之，每一种新到来的危险，都重新界定了“共同（免疫）体”的边界，让人们重新确定“内部与外部、自我与他者、个体之域与共通之域”。而新冠病毒的到来，则实际上确立起了那把当代所有人都囊括其中的“共同（免疫）体”的生物性－政治性边界。在2020年伊始新冠病毒刚刚刺出时，不少西方世界的政客（典型如特朗普）认定这只是亚洲人需要面对的病毒，他们无需担忧。正是这种思维，使得那些国家尽管有充足时间来准备相应措施以对抗疫情的爆发，然而却一再无所作为，坐视本国感染者人数的飙升。共同体的生物政治学基础，就是共同的免疫体。人类学考察一再见证：早期两个智人族群正面发生遭遇，不管厮杀也好，或者如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描述的作为“礼物”交换各自女人也好，你这边的病毒传给我，我把我这边的细菌带给你，双方各自死掉些人（当然也有全部死光、在演化史上消失的可能性），剩下的，就有形成“共同（免疫）体”的基础了。[26]换言之，在人类文明史上，在最初的各种碰撞带来的创伤之后，就有形成彼此之间共同发展、共同演化的基础——（a）文化－符号的基础；以及，（b）生物疫的基础。“地理大发现”后美洲印第安人人口锐减、文明灭绝，这也并非全部是欧洲人的残忍屠戮，更为残忍的是欧洲人身上的病菌，造成美洲大陆上没有抗体的人大批死亡。[27]大量的创伤之后，共同抗体才建立起来共同（免疫）体”才会有生成的可能性。生物政治学视角让我们看到人类文明史底下的各种创伤，而恰恰是这些创伤与撕裂，使得文明与共同体成为可能。
对照开启最初全球化进程的“地理大发现”，我们所身处的当下这个时刻，同样是一个创伤性的时刻。随着新变异病毒的骤然刺出，尤其是随后一些大国领导人的污名化操作，代之以各国各族的普遍团结，我们见证到的是各种不信任、指责、谣言、阴谋论……越来越多的人不知不觉陷人（抑或主动进人）某种面目狰狞的状态—对于一个受排外情绪煽动的普通民众而言，我看不到病毒，但看到的是“外来的人”（aliens，“异形”），我不知道你身上有没有病毒，总之我没有抗体，我不想看到你……在人际与国际的交往上，本来的文明礼仪，可以迅疾被撤下，转换成面目狰狞。这种状况其实历史上早已经有反复，但是辩证分析视角与生物政治学视角能够使我们看到，这种状况背后建立新的共同体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生物层面是真切实在的：通过文明的方式（共同合作开发疫苗）抑或野蛮的方式（让一批人死去的所谓“群体免疫”逻辑），人们会共同形成抗体。真正可怕的危险是：把经济与政治问题打包进“病毒”（“中国病毒”是一个政治学而非生物学语词），催使它蜕变成改写世界格局的撕裂性力量。[28]
口罩、“社会距离化”、族群撕裂[29]、“全球距离化”、国与国（人民与人民）撕裂……，可能会驻留在世界图景中很久，但是新冠疫情也给我们带来新的可能性——在政治哲学层面上打开构建新共同体的一个可能。同生态变异一样（但以更剧烈的方式），新冠疫情使得我们意识到：我们具有着同等脆弱的生物学基础，无可逃避地面对着相同的风险。就疫情而言，新冠病毒不同于之前的“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包括“MERS”在内的不少病毒此前皆造成了疫情，但均为区域性的疫情，很多人对发生在世界一角的事情是不关心的—在中东闹的事情，影响不到我。然而，具有无症状感染能力的新冠病毒，把全球拉到了同一个平面上，在这个平面上不再有人可以自期置身其外、于我何干。也正因此，它激进地激活了政治哲学的重新阐述（rearticulation）—如若我们仍立足于黑格尔的“否定面”来进行考察，那么疫情能够激发出针对它自身的否定性的力量，使我们能够重新定位到重建共同体的基础。较之意识形态基础（亦能导致意识形态撕裂）、文明——文化基础（亦能导致“文明冲突”），生物性基础在整个人类演化史上是最牢靠的。“确认过的眼神”是没有什么用的，“确认过的身体”很关键：我们经历过共同的病毒直接的威胁，我们拥有共同的抗体。
在这个意义上，当下我们所经历的各种剧痛、各种残忍，正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下滑轨道上（下滑针对上一波“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言），一个接一个浪潮卷起的汹涌力量，铺陈出一个让人充满无力感的逆全球化态势，并带来各种各样令人痛彻心扉的撕裂性事件。[30]但是，这个下滑轨道结构性地蕴藏着它的否定性力置，我们要去做的，就是去推动开启一个新的序列。共同免疫体，给予这样一个新序列以生物性基础：可能需要若干年的努力，但是共同免疫意义上的全球连接，从演化史上来看是非常扎实可靠的，它具有开启出全新历史序列的潜能。
注释：
[1]哲学状态反映了这种精神性的“感染”，请参见虞昊、吴冠军：《生命政治的“至暗时刻”？——个思想史重疏》，《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4期；吴冠军：《“坚持”代表了一种知识上的尊严》，《社会科学报》2020年5月14日。
[2]托马斯？弗里德曼：《新冠肺炎是新的历史分期的起点》，田好奇译，《文化纵横》公众号，〈htps：//www.sohu.com/a/382455776_232950〉。[3]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The National Interest，Summer1989.
[4]沃勒斯坦：《2008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死亡》，“实践与文本”网，＜https：//ptext.nju.edu.cn/ba/36/cl3495a244278/page.htm〉。
[5]对次贷危机与全球化危机的进一步分析，请参见吴冠军：《“全球化”向何处去？——“次贷危机”与全球资本主义的未来》，《天涯》2009年第6期。
[6]参见吴冠军：《从英国脱欧公投看现代民主的双重结构性困局》，《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6期；吴冠军：《阈点中的民主：2016美国总统大选的政治学分析》，《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2期。
[7]参见吴冠军：《施特劳斯与政治哲学的两个路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8]吴冠军：《重思信任：从中导危机、新冠疫情到区块链》，《信睿周报》第20期，2020年2月。
[9]美国国务卿甚至在2020年7月23日的公开发言中提出，对中国要“不信任，并核査”。参见《蓬佩奥在尼克松故居宣称对华接触失败，华春莹反击》，“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intemation/2020_07_24_558833.shtml〉。
[10]福山：《中国模式应对疫情很成功，但难以被复制》，“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FuLangXiSi-FuShan/2020_04_21_547632.shtml）。
[11]巴迪欧意义上的“事件”，则是彻底不在集合内（样本空间实质就是一个集合）：人们完全不知道它存在的可能，也就无从计算其发生的概率。参见吴冠军：《在黑格尔与巴迪欧之间的“爱”一从张念的黑格尔批判说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吴冠军：《绝对与事件：齐泽克是一个怎样的黑格尔主义者》，《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12]尤瓦尔？赫拉利：《信息与合作是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在线”，〈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1818303611918164〉。
[13]《赫拉利向WHO捐款，比尔·盖茨也援助世卫》，《地球时报》，〈http：//news，dqtimes.com/china/202004/164824.html）。
[14]对现代民主国家的领导人经由“例外状态”而获取至高权力的分析，请参见吴冠军：《再探代议民主的规范性困局》，《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3期。
[15]See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op.cit.
[16]前引福山：《中国模式应对疫情很成功，但难以被复制》。
[17]参见吴冠军：《辩证法之疑：黑格尔与科耶夫》，《社会科学家》2016年第12期。
[18]G.W.F.Hegel，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AllenW.Wood，trans.H.B.Nisbe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20.
[19]Hegel，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trans.H.B.Nisbe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p.89.
[20]布鲁诺·拉图尔：《健康危机是气候危机的一次预演？》，苏子滢译，“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721254〉。[21]Friedrich Hölderlin，“Patmos，”in Friedrich Hölderlin：Seleced Poems and Fragments,ed.Jeremy Adler，trans.Michael Hamburger，London：Penguin，1998,p.243.这句诗深深影响了从海德格尔到阿甘本的欧陆思想。
[22]Slavoj Žižek，The Parallax View，Cambridge，Mass.：MIT Press，2006.
[23]参见吴冠军：《齐泽克的“坏消息”：政治主体、视差之见和辩证法》，《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3期。
[24]Roberto Esposito,“Community，Immunity，Biopolitics”，in Greg Bird and Jonathan Short（eds.），Community，Immunity and the Propery,London：Routledge,2015,pp.82-83.
[25]Roberto Esposito，Immunitas：The Protection and Negation of Life，trans.ZakiyaHanafi，Cambridge：Polity，2011，p.2.
[26]从某种意义上说，尼安德特人在演化史上的消失，亦是因为他们最终没能在和智人的多次遭遇中成功地形成“共同（免疫）体”，尽管今天一部分欧洲人身上带有尼安德特人的少量基因（标识出了当年形成“共同（免疫）体”的努力）。
[27]参见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00年，第199-224页。
[28]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府对于新冠病毒源头调査的态度，是十分妥切的：欢迎基于真正的科学调査，反对带有政治目的的对中国进行有罪推定的“调査”。参见《中方：愿和世卫组织合作调査病毒源头，反对美国“有罪推定式的国际调查”》，“中国新闻网”，〈http: //news.sina.com.cn/o/2020-05-07/doc-iircuyvi1819561.shtml）。
[29]关于晚近席卷西方世界的“黑命攸关”运动的讨论，请参见许纪霖、刘擎、白彤东、吴冠军：《谁无法呼吸？美国反种族主义抗议运动的观察与思考》，“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104798〉。
[30]2020年4月22日，瑞典城市哥德堡突然中断同上海的友好城市关系。这样的事件比大国领导人的口出恶语更会令人难受、令人无力。让很多人感到，忽然不认识这个世界了。参见《瑞典哥德堡市宣布中断与上海的友好城市关系》，百度新闻，〈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4933727596884780〉。
本文编辑：陈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