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文字德性”与“人性谐调”——论《边城》的汉语诗学
作者：文贵良（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本文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11期，转自中国知网
摘要：尽“文字德性”以显“人性谐调”，可视为《边城》的诗学
肌理。具体说来，文白结合、以白为主的现代书面白话，呈现出边城茶
峒安静纯朴的境界。“大鱼来咬了你”和“摘虎耳草”的语言形象，
尽显傩送的情趣与翠翠的灵动，将翠翠与傩送的爱情之美嵌入纯朴的
边城。沈从文以叙事者的身份介入叙事，以“人事-人生”为中心的议
论，将边城人们的“人事”转化对“人生”的思考，彰显其生命的意
义，升华人性之光。而“处”字结构和替代法的结合，化虚为实，将叙
事和议论扎入实有的状态，从而使得叙事和议论不离人物的生命形式。
关键词：文字德性 人性谐调 《边城》 汉语诗学
沈从文论穆时英的作品时曾说：
一切作品皆应植根在“人事”上面。一切伟大作品皆必然贴近血肉人生。作品安排重在“与人相近”，运用文字重在“尽其德性”。一个能处置故事于人性谐调上且能尽文字德性的作者，作品容易具普遍性和永久性……[1]
沈从文认为能尽“文字德性”的作家有鲁迅、冰心、叶绍钧、废名等人，其中款曲在此不必细论。如果把这段文字作为沈从文创作《边城》的经验谈，也恰如其分。其核心观点就是“文字德性”与“人性谐调”在小说叙事中达到高度一致，让作品具备“普遍性和永久性”的艺术内质。“能处置故事于人性谐调上且能尽文字德性”这一说法，仿佛在告诉读者，“处置故事于人性谐调上”先于“尽文字德性”。实际上不必这么僵硬地看待这个问题，对作家来说视为两者同一也未尝不可。而对于阐释者来说，也许从“文字德性”进入“人性谐调”更为合理。
一 文白糅合、以白为主：呈现边城之境
《边城》语言的底色无疑是现代书面白话，但时不时会跳出些文言性词汇[2]或文言句式。先来看小说开头部分的一段文字：
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就将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差异。小溪宽约廿丈，长年水皆静静的，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故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小溪既为川湘来往孔道，限于财力不能搭桥，就安排了一只方头渡船，一次连人带马，约可以载二十位，人数多时则反复来去。[3]
描写茶峒边城的小溪的形状，采用了“若”“则”“故”“皆”“孔道”“即或”等文言性词语；而类似“宽约廿丈”“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的文言语句，使人想起柳宗元《小石潭记》中的句段。“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一句，整齐对称，简洁明白。整体而言，这段文字造成幽远静谧的韵味。司马长风曾经把沈从文的语言“未尽除文言的束缚”[4]作为缺点来看，其实不可一概而论，一是所谓“文言的束缚”很难界定，二是如果文言元素化入书面白话得当的话，反而能增强表达效果。
紧接着这段文字，描写渡船和老船夫就完全以现代书面白话为主色调：“一面口中嚷着‘慢点慢点’”，“自己霍的跃上了岸，拉着铁环，于是人货牛马全上了岸，翻过小山不见了”。尤其是突然冒出老船夫的“我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5]这句“认真神气”的话使整段文字一下子活泼灵动起来。老船夫的话，短小简洁，口语化，疑问语气与感叹语气兼备，词汇富有时代气息和地方特色；仿佛在绿水青山里安静的湖面突然跃出一条鱼来，鳞光闪闪，声音响亮。
有学者指出，《边城》描写湘川黔三省交界处的茶峒，采用了民族志书写的方式，写水、写城、写城市里的店铺行当以及各色人等，一一铺展。但是《边城》毕竟是文学书写，不是真正的民族志书写，只是化用了民族志书写的形式，因此更重要的是化用之后的形态与效果。文学文本中采用民族志书写，写地方写事物，不能没有“人”，人永远是重心。沈从文的语句吸收文言词语、文言句式，但底色是现代书面白话。诚如凌宇所指出的，沈从文成熟期的小说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凸出，少夸饰，不铺张”[6]。《边城》对“边城”之“城”以及“边城”之“边”的叙写形成独自的特色。先看一段文字：
那条河水便是历史上知名的酉水，新名字叫作白河。白河到辰州与沅水汇流后，便略显浑浊，有出山泉水的意思。若溯流而上，则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见底。深潭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与有花纹的石子，皆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皆如浮在空气里。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则总永远那么妥贴，且与四围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非常愉快。一个对于诗歌图画稍有兴味的旅客，在这小河中，蜷伏于一只小船上，作三十天的旅行，必不至于感到厌烦，正因为处处有奇迹，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无一处不使人神往倾心。[7]
这段话将现代书面汉语的美质推向一个很高的台阶。开头两句对酉水简单介绍，接着分三层描写酉水景致。第一层描写酉水上游的山水之美。第二层分四季描写酉水水边人家的风景。第三层用假设的方式表达了对酉水之美的赞颂。这段文字的语句，相对整齐，但参用“黄泥的墙，乌黑的瓦”等中心语为单音节词的结构，从而富有参差错落之感，不至于因整齐而过于呆板。化用古典诗文的意境于白话中，毫无斧凿痕迹。深潭的清澈，仿佛有常建诗中“潭影空人心”的禅意，同时也有柳宗元《小石潭记》中游鱼自由来往的快乐。酉水的春天，仿佛有杜牧“牧童遥指杏花村”的酒香，同时有张旭“桃花尽日随流水”的春意。这段文字称得上苏雪林所称赞的“句法短峭简练，富有单纯的美”[8]。
在此基础上，一一描述
兵处、厘金局、客店、理发馆、饭店、杂货铺、油行、盐栈、花衣庄、锅铺子，在介绍小饭店时，突然来一段顾客与老板娘的对话：
那边一个眉毛扯得极细，脸上擦了白粉的妇人，就走过来问：“要甜酒要烧酒？”男子火焰高一点的，谐趣的，对内掌柜有点意思的，必装成生气似的说：“吃甜酒？又不是小孩，还问人吃甜酒！”[9]
这段对话很有趣味。“甜酒”和“烧酒”的问法带有地方特色。“男子火焰高一点的，谐趣的，对内掌柜有点意思的”这一结构中，用三个逗号使得三个“的”字结构之间有语气的停顿，给人一种叮叮当当的声音之美。如果换成“火焰高一点的谐趣的对内掌柜有点意思的男子”，就完全失去了声音的这种响亮之美。
《边城》的民族志书写虽以写“边城”为主，但牢固的中心是“人”。边城的妓女、船总顺顺、天保、傩送、翠翠、老船夫都是镶嵌在边城上的珍珠。“边城”的风景也包括自然风景，自然风景中的人又是如何呢？《边城》中写自然风景与人的最美段落是：
为了住处两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来，故老船夫随便为这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作“翠翠”。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故天真活泼，处处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10]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万物生长靠太阳，人也是一样；尤其是春天一到，温暖的风一吹，万物就勃勃生长起来。湖南有一句俗语叫“见风长”，形容的就是“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生长机制。“长养”这个词语用得很好，表明翠翠在自然中获得的效果是身体发育向着健康美丽的方向发展；不然，就不叫“养”。养身朝着健康，养颜指向美丽。“而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这里的“长养”描写的是“自然”对翠翠的塑造功能，自然要赋予翠翠的效果。“翠翠……长养着”中，翠翠是长养的主体，而在“而自然既长养她……”中，翠翠是长养的客体。两者结合起来看，翠翠从自然中获得的状态，正是自然对翠翠要作用的状态，效果与目的达成完美一致。于是自然与人之间的对抗消失了，在自然与人之间真正实现了和谐共生的状态。
“皮肤变得黑黑的”，黑黑的不仅是一种健康，而且是一种美。沈从文创作《边城》时，与张兆和新婚不久；而张兆和有“黑牡丹”的美誉，也是翠翠的原型人物之一。“触目为青山绿水，眸子清明如水晶”，形容翠翠眼睛清澈明亮，像水晶一样；眼睛光泽的清澈明亮来自青山绿水。在春天或者夏天的早晨，尤其是雨后再晴朗的时候，青山绿水都有鲜亮的光泽。人看多了，这种光泽就移植到人的眼睛上，自然的美和人的健康美丽于是得以统一。翠翠如山里黄麂，形容翠翠的温顺、乖巧与纯洁。“光光的眼睛”不仅有光泽，而且毫无杂质，没有任何杂念，是浑然的一片纯洁。这一段总的说来是表现了自然美和人的健康美丽是和谐的，也刻画了翠翠天真活泼美丽纯洁，所以，自然美不仅能给人一种外表的美，也能给人一种人性的美。夏志清称沈从文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11]，善于勾画景物的神髄和人类微妙的情感，确有道理。
二 对话与语言形象：绽放爱情之美
翠翠对傩送的爱坚定而执着，那是怎么产生的呢？天保与傩送两兄弟在家世、人品上并无多大差异。自然，傩送人称“岳云”，估计比天保更帅一些。但从对话的角度观察，天保与傩送的差别就十分显著。天保与老船夫关于翠翠的谈论，朴实有理，天保从贤内助的角度看待翠翠。而傩送与老船夫的谈论，就更加灵活，富有情趣。傩送与翠翠在端午节傍晚那场“误会”的对话更是波光粼粼：
“是谁人？”
“是翠翠”！（疑为为排版之误，下同——引者）
“翠翠又是谁”？
“是碧溪岨撑渡船的孙女。”
“你在这儿做什么？”
“我等我爷爷。我等他来。”
“等他来他可不会来，你爷爷一定到城里军营里喝了酒，醉倒后被人抬回去了”！
“他不会这样子，他答应来找我，他就一定会来的”。
“这里等也不成。到我家里那边去，那边点了灯的楼上去，等爷爷来找你好不好？”
翠翠误会邀他进屋里去那个人的好意，正记着水手说的妇人丑事，她以为那男子就是要她上有女人唱歌的楼上去，本来从不骂人，这时正因等候祖父太久了，心中焦急得很，听人要她上去，以为欺侮了她，就轻轻的说：
“悖时砍脑壳的”！
话虽轻轻的，那男的却听得出，且从声音上听得出翠翠年纪，便带笑说：“怎么，你骂人！你不愿意上去，要耽在这儿，回头水里大鱼来咬了你，你可不要叫喊！”
翠翠说：“鱼咬了我也不管你的事。”
那黄狗好像明白翠翠被人欺侮了，又汪汪的吠起来，那男子把手中白鸭举起，向黄狗吓了一下，便走上河街去了。黄狗为了自己被欺还想追过去，翠翠便喊：“狗，狗，你叫人也看人叫！”翠翠意思仿佛只在告给狗“那轻薄男子还不值得叫”，但男子听去的却是另外一种好意，放肆的笑着，不见了。[12]
这段对话清新干净，如春夏的微风。在前半段的对话中，傩送问，翠翠答。翠翠的回答很有山野少女的童言稚趣。“是翠翠”的答语用“翠翠”的名字而不用“我”这一代词，类似儿童语言。而接下来的答句“我等我爷爷。我等他来”和“他不会这样子。他答应了找我，他就一定会来的”中“我”和“他”反复使用，指称代词一个也不省略，这种语句也是儿童式语言构造，以此凸显“我”的存在感。翠翠误会傩送的意思后，用湖南方言轻轻地骂了一句“悖时砍脑壳的！”“悖时”到掉脑袋，当然是很厉害的咒语。但是这句话最凶狠的语气要用“你这个悖时砍脑壳的”来表达，加上“你这个”结构，语气就非常凌厉凶悍，把人诅咒到极端，等于把人一锤子咒死了！但翠翠虽然骂人，也是轻轻地，也没有加上“你这个”强调结构，所以傩送才把翠翠的骂人当作一种可爱之处；如果真是凶巴巴的，只能让人讨厌。傩送之前的问话，只是表明他对人的关心与热情，也许他对每个人都会如此。而翠翠的一骂反而激发出傩送的喜爱与灵性。“回头水里大鱼来咬了你，可不要叫喊！”这一贴切又想象性的威吓，与翠翠的轻轻骂人相映照，但因是想象性的，在生活中不可能出现，所以又带着善意的情调与丰富的趣味。翠翠回答“鱼咬了我也不管你的事”中，“管”也可写成“关”，因为在湖南方言中这两个字的读音极为相近。
“大鱼来咬了你”这一突发奇想的恐吓，不经意中成为日后翠翠表达中最富有隐秘快乐的部分，也最富有言语的源生性。小说中有六次提及或化用这一语言意象。
第一次就在翠翠骂傩送的那天晚上，她被送回渡船码头，对老船夫没有回去接她还在生气，因此老船夫询问时她轻轻地埋怨：“不是翠翠，不是翠翠，翠翠早被大河里鲤鱼吃去了。”[13]这句话显然是对傩送“大鱼来咬了你”这一语言意象的改装化用。翠翠化用傩送的语言而埋怨祖父，可见傩送的这一语言意象已经对翠翠的言语表达发生了影响。“使翠翠沉默了一个夜晚”的“另一件事”的内涵，也许既有她对骂人的吃惊与害羞，也包括她对傩送“大鱼来咬了你”这一语言意象的咀嚼与回味。正是在这种咀嚼与回味中萌发了对傩送的爱意，这种爱意的萌生让翠翠从一个自然界中的小兽物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
第二次是在第二个端午节，第一个端午节晚上送翠翠回家的那个人，看到翠翠后一边笑一边说：
“翠翠，你大长了！二老说你在河边大鱼会吃你，我们这里河中的鱼，现在可吞不下你了。”
翠翠一句话不说，只是抿起嘴唇笑着。[14]
这个人对傩送的语言意象重复时有改动，比如“咬”改成“吃”和“吞”。重复表示强调，同时能唤起回忆。翠翠听后只是“笑”，内含着对“大鱼来咬了你”这一语言意象的喜爱。
第三次出现在第三个端午节前，翠翠和老船夫两人回忆前两个端午节的快乐之处：
祖父明白那话里意思，故又说：“前年还更有趣，你一个人在河边等我，差点儿不知道回来，我还以为大鱼会吃掉你！”
提起旧事翠翠哧的笑了。
“爷爷，你还以为大鱼会吃掉我？！是别人家说我，我告给你！你那天只是恨不得让城中的那个爷爷把装酒的葫芦吃掉！你这种记心！”
“我人老了，记心也坏透了。翠翠，现在你人大了，一个人一定敢上城看船，不怕鱼吃掉你了。”[15]
老船夫的误记，将傩送的话说成自己的话，引发翠翠的反驳。翠翠的反驳中，说到自己怎么告诉爷爷“大鱼会吃掉我”的故事时，多么兴奋喜悦，多么快乐无忧！
第四次是第三个端午节的当天早晨，傩送送来老船夫的酒葫芦，翠翠给他摆渡后，老船夫与翠翠的对话：
“翠翠，你不记得你以前在大河边时，有个人说要让大鱼咬你吗？”
翠翠明白了，却仍然装不明白问：“他是谁？”[16]
老船夫向翠翠提及傩送时，记忆符码就是傩送的语言意象。翠翠装着不明白，表明了她的害羞与聪明。
第五次是第三个端午节当天，翠翠坐在傩送家的吊脚楼上看龙舟比赛，她的心理活动：
翠翠眼见在船头站定摇动小旗指挥进退头上包著红布的那个年青人，便是送酒葫芦到碧溪岨的二老，心中便印着三年前的旧事，“大鱼吃掉你！”“吃掉不吃掉，不用你管！”“好的，我不管！”“狗，狗，你也看人叫！”[17]
此时的翠翠坐在傩送家的吊脚楼上，欣赏傩送划龙舟的情景：傩送头扎红布，摇着小旗，指挥着龙舟进退。这个年轻人早晨送酒葫芦到碧溪咀，热情邀请翠翠看龙舟，还派人去看守渡船。于是翠翠又想起两年前与这个年轻人的误会场景，在心里回忆着那场对话，其鲜明的印象就是“大鱼吃掉你”的应答。这个回忆与原来的对话语句虽稍有出入，但大致相同。可见“大鱼来咬了你”的语言意象多么富有诱惑力！傩送这个人的形象与那个语言意象紧紧捆绑在一起，仿佛一个硬币的两面，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第六次是第三个端午节当天，老船夫看完碾坊后与翠翠交谈：“祖父望着翠翠干笑着，‘翠翠，大鱼咬你，大鱼咬你。’”[18]老船夫的这句话避开了对翠翠“谁讨那个人家的女儿”这个问题的正面回答；或者说延宕了回答，因为紧接着老船夫回答翠翠的另一个问题“谁个人得到那个碾坊”时还是直接说出了“岳云二老”。那么叙事为什么不让老船夫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直接说出“岳云二老”呢？老船夫十分清楚，王团总以碾坊作陪嫁吸引傩送，傩送在讨那个人家的女儿。老船夫由此情此景不经意间想起了傩送与翠翠之间的故事，从而用“大鱼咬你，大鱼咬你”作答，一方面避免了正面回答，一方面也暗示了傩送与翠翠之间的隐秘关系，为接下来老船夫、翠翠与傩送三人见面做好铺垫。从诗学的角度而言，“大鱼咬你，大鱼咬你”这个语言形象，成为老船夫言说傩送与翠翠两人事情的最富有意味的表达。
翠翠与傩送因误会而种下爱的种子。这误会的内涵丰富而且意味绵长。它不只是包括翠翠骂傩送“悖时砍脑壳的”的羞惭，而且还包括“大鱼来咬了你”这一语言意象的不断回忆与不断阐发。翠翠心中只有傩送的影子，没有天保的影子，自然有傩送先入为主的因素。那么这种因素中有哪些是让翠翠萌发爱意而根深蒂固的呢？翠翠与傩送的这场误会中“大鱼来咬了你”这一语言意象显示了傩送的谐趣，这种谐趣是天保缺少的。“大鱼来咬了你”是否连带暗示了“鱼水之爱”的男女之亲，小说叙事中没有提供阐释的具体细节，暂不讨论。
“大鱼来咬了你”的语言意象，是傩送无意中送给翠翠最美的礼物，给了她不断进行语言生产的可能与快乐。而“摘虎耳草”这一语言意象是翠翠在傩送的歌声中自创的送给傩送的礼物：
老船夫做事累了睡了，翠翠哭倦了也睡了。翠翠不能忘记祖父所说的事情，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白日里拉船时，她仰头望着崖上那些肥大虎耳草已极熟习。[19]
翠翠在傩送的歌声中所做的梦，轻盈美妙，翠翠在梦中飘、上、下、飞一系列的行为目的只有一个：在悬崖壁上摘虎耳草！第二天翠翠对梦进行了解说：
“爷爷，你说唱歌，我昨天就在梦里听到一种歌声，又软又缠绵，我好像跟了这声音各处飞，飞到对溪悬崖半腰，摘了一大把虎耳草。得到了虎耳草，我可不知道把这个东西交给谁去了。我睡得真好，梦的有趣！”[20]
翠翠的解梦显示她在梦里从“又软又缠绵”的歌声中得到了趣味与快乐，这当然象征了翠翠灵魂中与傩送灵魂的相通与融合。翠翠提出了一个问题：不知道要把虎耳草送给谁，也就是说也许在湘西的世界中，摘了虎耳草，必定是送给某个人的。
老船夫在渡头遇见傩送，曾把翠翠的梦境告诉他：“她梦得古怪，说在梦中被一个人的歌声浮起来，上悬岩摘了一把虎耳草！”可见，“摘虎耳草”这个语言意象表达的是爱情向往。当晚上老船夫重唱傩送那晚所唱的歌时，翠翠自言自语说：“我又摘了一把虎耳草了。”翠翠并非在现实中摘了虎耳草，而是仿佛又重温那个梦境，在想象中摘了虎耳草。第十七章末尾处，翠翠无意中听到傩送与脚夫的对话，傩送对那脚夫说自己愿意得到渡船，翠翠本来要挖笋子的，可只是摘了一大把虎耳草。[21]这时翠翠的所听，证实了傩送对翠翠的爱；而翠翠摘虎耳草，表明了对傩送的爱。这就能解释小说结尾，为什么翠翠那么坚定地撑着渡船，等待傩送的归来。傩送与翠翠并无多少直接的交往，而中间又有天保的意外死亡，这种不可把控的人事的强行插入，很容易搅散年轻人的爱情。
翠翠的语言看似不脱童稚，但绝不幼稚。老船夫称赞顺顺一家人都好，翠翠顺便一问：“一家人都好，你认识他们一家人吗？”[22]看似普通，但很有机智性，含着翠翠对傩送二老的思念。又如：
“爷爷，你的船是不是正在下青浪滩呢？”[23]
这句话是对上文的照应，上文提到二老在下游六百里外青浪滩过端午。但妙处不只是在照应，而是在改装。翠翠不直接说傩送的船在下青浪滩，而用老船夫的船来代替。这一代替使得语句顿时熠熠生辉。翠翠具有天生的抒情气质。再如：
见祖父不再说话，翠翠就说：“我走了，谁陪你？”
祖父说：“你走了，船陪我。”
翠翠把眉毛皱拢去苦笑着，“船陪你，嗨，嗨，船陪你。”
……
“爷爷，我决定不去，要去让船去，我替船陪你！”[24]
翠翠的话，多么玲珑剔透！
华兹华斯曾说：“我又采用这些人所使用的语言（实际上去掉了它的真正缺点，去掉了一切可能经常引起不快或反感的因素），因为这些人时时刻刻是与最好的外界东西相通的，而要（疑为“最”之误——引者）好的语言本来就是从这些最好的外界东西得来的；因为他们在社会上处于那样的地位，他们的交际范围狭小而又没有变化，很少受到社会上虚荣心的影响，他们表达情感和思想都很单纯而不矫揉造作。因此，这样的语言从屡次的经验和正常的情感产生出来，比起一般诗人通常用来代替它的语言，是更永久、更富有哲学意味的。”[25]沈从文无意中实践着华兹华斯的主张，只是沈从文走得更远：他善于将这种从“微贱的田园”生活中的人们的语言凝聚成“语言意象”。“大鱼来咬了你”和“摘虎耳草”这种语言意象，从人物自身的生活中顺手采来，却生发出一片想象的空间，富有灵性，情韵绵长。在小说的叙事中不断重复出现，成为小说抒情的元素，也成为沈从文牧歌式文体的重要元素。
三 以“人事-人生”为中心的议论：升华人性之光
《边城》中叙事者与作家沈从文高度一致。美国学者布斯所说的隐含作者的情形几乎不适应《边城》的叙事，或者说小说的叙事者、隐含作者与现实作者三者一体。沈从文喜欢把作者当作“上帝”，小说故事的所有“人事”都由这位上帝亲自安排。《边城》里的叙事者完全承担着沈从文的声音，最典型的莫过于小说中的那些议论。结合着小说的叙事，叙事者会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显示作者的态度与思考。这里涉及一个问题：《边城》的叙事者与人物之间在态度上的关系问题。
沈从文在创作《边城》的期间曾回湘西一趟，旅途中写下《湘行散记》中的诸篇。其中有篇《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篇中这位多情的水手叫牛保。牛保在吊脚楼舍不得走，同伴催得急。他把吊脚楼妇人送给他的一些核桃给沈从文，沈从文送他四个苹果。牛保拿了四个苹果高兴地跑了。沈从文听到牛保的同伴又在喊牛保，觉得奇怪，原来牛保把四个苹果去送给吊脚楼的女人了。沈从文议论：
很显然的事，便是这些人从昨夜那点露水恩情上，已经各在那里支付分上一把眼泪与一把埋怨。想到这些眼泪与埋怨，如何揉进这些人的生活中，成为生活之一部时，使人心中柔和得很！[26]
晚上沈从文所乘的船停泊杨家岨，与一陌生的邮船水手到一家吊脚楼里谈天，遇见一位极年轻的妇人——夭夭。夭夭只有十九岁，却为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兵所占有，这个老兵还是一个烟鬼。她喜欢沈从文这种城里人，存着一份欲望和幻想，想和沈从文发生点关系。沈从文觉得这姑娘非常可爱，但是他不能满足她。那个邮船水手没有钱，于是沈从文有一个大胆的设想：送一些钱给那个水手，让水手去陪夭夭。当他们谈着夭夭命运的时候，自然也在思考自己的命运，于是大家有一阵陷入沉默。沈从文写道：
我呢，在沉默中体味到一点“人生”的苦味。我不能给那个小妇人什么，也再不作给那水手一点点钱的打算了，我觉得他们的欲望同悲哀都十分神圣，我不配用钱或别的方法渗进他们命运里去，扰乱他们生活上那一分应有的哀乐。[27]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作者舍不得给水手钱，但过于庸俗。这里暗含着作者与对象之间的态度问题。作家对其笔下的人物往往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仰视，取完全赞美崇拜的态度，如《圣经》对耶稣的叙事，佛经对释迦牟尼的叙事；第二种是俯视，往下看，取批判启蒙的态度，如鲁迅的《故乡》对闰土的态度；第三种是平视，取平等态度，放在同一价值的水平线上。但是平等平视的态度，却又有不同，有一类平视，可以称为陌生的平视，即作家与他笔下的人物很隔；另一类属于亲切的平视，即作家把自己化为他笔下的人物，一同感受苦乐哀怒，比如法国作家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时他自己就是包法利夫人；小仲马写《茶花女》时，他自己就是玛格丽特；曹雪芹写《红楼梦》时，他自己就是贾宝玉，就是金陵十二钗。沈从文看待夭夭、看待水手，虽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与幻想，但对他们的生活遭际十分同情，最后由同情上升为尊重。沈从文对他们不是道德伦理上的批判，不是命运意义上的悲悯，而是从生命个体的角度认同他们生活的严肃，从而尊重他们。
《边城》里的叙事者对小说中的人物甚至自然同样采取尊重的态度。这种态度同样在议论的段落中表现得十分充分。那么，结合着叙事的这些议论如何展开的呢？《边城》的前面部分，主要是描绘茶峒的民情风俗，后面部分主要展开翠翠与天保、傩送之间的爱情故事。结合着如此的叙事结构，议论大致如下进行：先是围绕着边城人普遍的生活状态而议论，同时加入对妓女等人物类型的议论，最后主要是围绕着老船夫、天保、傩送和翠翠等具体人物而展开议论。《边城》里的议论是如何展开自身的呢？先看一段议论：
一切总永远那么静寂，所有人民每个日子皆仿佛在这种寂寞里过去。一分安静增加了人对于“人事”的思索力，在这小城中生存的，各人也一定皆各在分定一份日子里，怀了对于人事的爱憎有所期待著。但这些人想些什么，谁知道。[28]
这段议论出现在小说的第二章。在这段议论前，小说在讲叙茶峒的民情、酉水的美丽以及边城冬日里人们生活的安静。在此基础上叙事者情不自禁说出自身心中的评价。这是叙事者对边城人生存状态的总思考。边城人在静寂中打发一个个日子，对于“人事”的思索力仿佛在同步增长。“各人也一定皆各在分定一份日子里，怀了对于人事的爱憎有所期待著”，一方面，边城人对安静寂寞日子天然接受；另一方面，边城人对于人事爱憎仍抱有热情的期待，两者的结合构成了边城人的独特情怀。但这里因为不涉及具体的人物和人事，所以并不展开对于人事爱憎必然的期待的研判。这段议论里跳出了沈从文式议论的关键词——“人事”。沈从文小说特别看重“人事”，他给小说的定义就是“用文字很恰当记录下来的人事”[29]。
边城的水手和妓女两个群体非常独特。小说对他们之间的故事采用概括式描述，接着议论：
他们生活虽那么同一般社会疏远，但是眼泪与欢乐，在一种爱憎得失间，揉进了这些人生活里时，也便同另外一片土地另外一些人相似，全个身心为那点爱憎所浸透，见寒作热，忘了一切。稍微不同处，不过是这些人更真切一点，也更近于胡涂一点罢了。
短期的包定，长期的嫁娶，一时间的关门，这些关于一个女人身体上的交易，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这些人重义轻利，守信自约，即是娼妓，也常常较之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30]
这两段议论中，“人事”一词没有出现，但是“爱憎”一词出现两次。“人事”被具体化，即水手与妓女之间的眼泪与欢乐，以及边城人们对女人身体交易的看法。“人事”被“生活”与“生命”等形式替代。水手与妓女之间不止于身体交易，还凝聚着真切的情意。这两个群体的生活，极为普通，甚至卑微。但叙事者没有以此贬低他们在生活中“对于人事爱憎的期待”。他们有眼泪、有欢乐、有梦、有爱憎，而且“全个身心为那点爱憎所浸透”而“见寒作热”。他们在生活中的这种热情与期待，在沈从文看来即是生命的“真切”。至于说他们“糊涂”，无论是水手还是妓女，他们投入那么多的热情与爱憎，不会有任何现实的结果，比如结婚以及生儿育女。
“这些人重义轻利，守信自约，即是娼妓，也常常较之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的议论很有尖锐性。这种尖锐感，与全篇的叙事语调和议论态度并不一致。“城市中人”在《边城》中没有出现，茶峒这所边城的人显然不属于“城市中人”。叙事者这么刻意“贬斥”“城市中人”，暗含着沈从文对现代都市文明惰性批判的犟劲。
上文所分析的两处议论，已经将“人事”“生活”“生命”“爱憎”等词语带出，这些词语构成了沈从文式议论的关键词语，为下文对翠翠与天保、傩送之间的爱情故事的议论准备了言说的基石。
翠翠与天保、傩送之间的故事中，老船夫因有翠翠母亲的阴影而特别用心。一则他不可能置身事外，翠翠的长辈就只有老船夫一人，因此“走车路”也好，“走马路”也好，翠翠的婚姻大事，他都是当家人。二则他年事已高，不想翠翠重复翠翠母亲的道路，一心想为翠翠寻找一个好的归属，这份仁爱使得他极其在意翠翠的婚姻大事。不过，老船夫不能完全恰当地处理“人事”：
祖父是一个在自然里活了六十年的人，但在人事上的自然现象，就有了些不能安排处。[31]
在沈从文看来，人事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社会现象”，即“人与人相互之间的种种关系”；第二部分是“梦的现象”，即“人的心或意识的单独种种活动”。[32]无论是哪一个部分，老船夫都无法彻底把握。当有人说笑话代天保向老船夫提亲时，他并不知道翠翠早已心属傩送；当他明白翠翠喜欢的是傩送时，天保被淹坏。“人事”总在他无法掌握的地方打开缺口，向前发展。天保被淹坏一事，老船夫归之于“天”，仿佛与“人事”无关。但是傩送一家却有不同的看法。傩送明确地认为天保之死是老船夫的弯弯曲曲造成的。团总顺顺毕竟成熟老练，对天保之死虽然不能怨天尤人，更不能明面地责备老船夫，但心中所受的“悲惨”印象，总时不时与老船夫联系起来。小说中有一段话：“不过一切皆得在一份时间中变化。这一家安静平凡的生活，也因了一堆接连而来的日子，在人事上把那种安静空气完全打破了。”[33]这段议论出现在小说的第十二章，为天保和傩送互相知道都爱上了翠翠一事做铺垫，但实际上可以概括全篇故事。天保被淹坏后，老船夫还在极力张罗翠翠与傩送的婚事。不过，老船夫一方面被顺顺委婉拒绝，一方面还得接受傩送的不冷不热，一方面还得接受中寨人在情感上的挤压。老船夫在翠翠的婚事上终于走到了“人事”的边缘，仿佛“人事”筑起了一堵高墙，在现实生活中堵住了他的出路，在精神上造成极大的重压。对老船夫而言：
这些事从老船夫说来谁也无罪过，只应“天”去负责。翠翠的祖父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种不幸的安排。[34]
“这些事”指的是翠翠母亲的那些事情。这段议论虽然针对翠翠母亲的事情而发，但同样适合用来描述老船夫对翠翠婚事的态度。“天”被老船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安排者。人对其安排不可质疑，只能接受。张新颖对《边城》中“天”的概念有精彩分析：“自身悲剧成分和自来悲哀气质既然是把天地不仁‘内化’为个人命运的结果，那么，天地不仁在这里就不是一种表面的感慨，一种责任的推诿，一种无知无识的愚昧，一种知识和逻辑的推论。这个世界有它的悲哀，这个世界自来就带着悲哀的气质在体会、默认和领受。”[35]
老船夫何以猝死、傩送何时归来，这些“人事”无人能预测，更是超出了翠翠的思索力。翠翠拒绝了团总顺顺接她的好意，继承祖业，独自撑起渡船，等待傩送的归来。翠翠在一个个日子很“自然”地走到了这一步，可谓“在分定一份日子里，怀了对于人事的爱憎有所期待着”：
可是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的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36]
这是小说的结尾，“人事”并未结束。“人事”指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人事”落实到某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就成了“人生”。凌宇将沈从文笔下的“人生”区分为“生活”与“生命”两个层次。[37]生活即活着，纯粹是动物一样的生存。而生命才凸显人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对于翠翠的故事，沈从文自己有精辟的总结：“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38]
四 “处”字结构与“替代法”：植根于实有的生命状态
《边城》语言的“处”字结构引起了我的好奇。“处”字的使用有常规的：
住处、处处、高处、各处、荫处、到处、远处、河床流水处、接头处、不同处、小处、泄水处、当眼处、一处、有桃花处、有人家处、空阔处、接壤处、长潭某处、别处、渡船处、熟人处……
“处”字加在名词、动词、形容词后，表示处所、空间或方面，属于常见的结构。但引起我好奇的是特别的“处”字结构：
一个对于诗歌图画稍有兴味的旅客，在这小河中，蜷伏于一只小船上，作三十天的旅行，必不至于感到厌烦，正因为处处有奇迹，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无一处不使人神往倾心。[39]
天保右的在人事上或不免有龃龉处。[40]
茶峒人的歌声，缠绵处她已领略得出。[41]
（翠翠）同时似乎又觉得这其间有点古怪处。[42]
有一点困难处，只是这两兄弟到了谁应取得这个女人作媳妇时，是不是也还得照茶峒人规矩，来一次流血的挣扎？[43]
说了些那个可怜母亲的乖巧处，同时且说到那可怜母亲性格强硬处，使翠翠听来神往倾心。[44]
船总顺顺像知道他的心中不安处，就说：“伯伯，一切是天，算了吧。……”[45]
老船夫的做作处，原意只是想把事情弄明白一点，但一起始自己叙述这段事情时，方法上就有了错处，故反而被二老误会了。[46]
一点儿不可知的未来，摇撼她的极厉害，她无从完全把那种痴处不让祖父知道。[47]
一见他们他就不知说些什么，只是老脾气把两只手搓来搓去，从容处完全失去了。[48]
“大胆”“精巧”“缠绵”“困难”“乖巧”“强硬”“不安”“做作”“从容”“痴”等词语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形容词。在这些词语前面如果有“的”字结构，后面的“处”字完全可以省略。比如“母亲的乖巧处”改为“母亲的乖巧”，“老船夫的做作处”改为“老船夫的做作”，语句的意思不会发生大的变化。沈从文这么喜欢采用这种“处”字结构，有什么诗学意义？在思维方式上有什么机制？
“N﹢处”的名词结构是对弹性十足、概念边界模糊的词语进行固定。“处”总是某个实有性的空间。“处”是对前面那个词语含义的聚摄、把捉、固定、限制，是化虚为实的艺术方式。在“正因为处处有奇迹，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中，“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直接说成“自然的大胆与精巧”也未尝不可，但是“大胆处”与“精巧处”照应了前一句中的“奇迹”。“奇迹”总是自然中实有之所。而“自然的大胆与精巧”就缺乏这种明显的指向功能。翠翠母亲的“乖巧处”比“乖巧”更能指向她对老船夫的孝顺；翠翠母亲性格的“强硬处”比“强硬”更能指向她对爱情的牺牲。沈从文独特的“处”字结构，在语意上更能照应上文，实现语意的回顾；在指称上，更能指向实有，落到实处。沈从文对笔下的人物要赞扬，但不至于使得赞扬过于高调；对人事要议论，不至于使得议论过于宽泛。“处”字就像滔滔语意长河上的堤坝，将发散性的语意拦截阻断，使得语意更加稳固。沈从文不仅在《边城》中喜欢采用这种个人化的“处”字结构，在其他文章也喜欢使用，这里仅举一例：
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49]
《边城》中的独特的“处”字结构与另一种语言构造并存，相得益彰。这另一种语言构造，我称为“替代法”。沈从文很喜欢采用替代法构造语句。在任何语言中，人称代词承担着指代的功能。代词强调指代，本身不具有实际的内涵。代词还能节约语句能量，压缩句子长度。而沈从文却跳出普遍的规范，自创替代的方式。《边城》中很少连用代词“他”或“她”。
“老船夫”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老船夫”在小说中不断“变脸”，有多种符号来替代。小说开头写老船夫的出场，采用多种称呼：
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船将拢岸了，管理这渡船的，一面口中嚷着“慢点慢点”，一面自己霍的跃上了岸，拉着铁环，……
管船人也为了心安起见，便把钱托人到茶峒去买茶叶和草烟，……
管理这渡船的，就是住在塔下的那个老人。
女孩子的母亲，老船夫的独生女，……[50]
小说叙事刚开头，人物身份不明朗，只说“一个老人”，从而引导了“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这样的表达结构。从小溪写到渡船，就有“管理这渡船的”的人物出场，也叫“管船人”。最后用“管理这渡船的，就是住在塔下的那个老人”将两个符号连接起来，于是推出“老船夫”的名称。这个名称写出了人物的身份、年龄，又简洁通俗、朗朗上口，因而成为人物名称符号。但这个称呼在小说叙事中随着叙事情景而变化：
事情业已为作渡船夫的父亲知道，父亲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51]
有时倦了，躺在临溪大石上睡着了，人喊过渡，翠翠不让祖父起身，就跳下船去，很敏捷的替祖父把路人渡过溪，一切皆溜刷在行，从不误事。[52]
“爷爷，爷爷，你听我吹你唱！”
爷爷到溪中央便很快乐的唱起来，哑哑的声音同竹管声，振荡在寂静空气里，溪中仿佛也热闹了一些。[53]
当讲叙老船夫女儿、翠翠的母亲的故事的时候，称呼就用“父亲”。老船夫与翠翠对话时，就用“爷爷”或者“祖父”，这是相对于对话人物或者叙事人物做相应的调整。
沈从文给了边城中的妓女不少赞美之词，但使用“妓女”这个词语的次数不多：
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遇
相熟的人，做生意时虽得先交钱，再关门，人既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妓女多靠四川商人维持生活，但恩情所结，则多在水手方面。感情好的，互相咬着嘴唇咬着颈脖发了誓，约好了“分手后各人皆不许胡闹”，四十天或五十天，在船上的浮着的那一个，同在岸上的这一个，便皆呆着打发这一堆日子，尽把自己的心紧紧缚着远远的一个人。尤其是妇人，痴到无可形容，男子不回来，做梦时，就总常常梦船拢了岸，一个人摇摇荡荡的从船跳板到了岸上，直向身边跑来。或日中有了疑心，则梦里必见男子在桅上向另一方面唱歌，却不理会自己。性格弱一点儿的，继着就在梦里投河吞鸦片烟，强一点儿的则必手执菜刀，直向那水手奔去。[54]
沈从文给予边城茶峒的妓女“浑厚”的品性。“妓女”这个词语在这一段文字中出现两次。其余提到妓女时都采用替代词语。“在船上的浮着的那一个，同留在岸上的这一个”分别替代水手和妓女，用词虽然多了几个，但用描述生活状态来指代人物，能突出人物的存在形式。而“妇人”与“男子”是普遍性名词，通俗富有生活气息，只是区分性别，没有尊卑之高下。这种替代法也能一定程度上表示边城妓女生活是一种日常化的生活状态。又如描写船总顺顺：“但这个大方洒脱的人，事业虽十分顺手，却因欢喜交朋结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便不能同贩油商人一样大大发作起来。自己既在粮子里混过日子，明白出门人的甘苦，理解失意人的心情，故凡因船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的退伍兵士，游学文人，凡到了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一面从水上赚来的钱，一面就这样散去，故吃水上饭的人，皆十分尊敬这个人。这人虽跛了一腿，走路难得其平，为人却那么公正无私。水面上各事原极其简单，一切皆为一个习惯所支配，谁个船碰了头，谁个船妨害了别一个人别一只船的利益，皆照例有习惯方法来解决。惟运用这种习惯规矩，排调一切的，必需一个高年硕德的中心人物。民国八年左右时，那原来一个人死去了，顺顺便作了这样一个代替者。那时他还只五十岁，明事明理，为人既正直和平，又不爱财，故无人对他年龄怀疑。”[55]
这一段文字中，叙事者着重讲叙船总顺顺为人处世的慷慨公平。人称代词“他”只在这段文字的结尾处出现两次。采用“这个大方洒脱的人”“自己”“这人”等方式描述顺顺，灵活多样，更能突出顺顺的生活样式。
独特的“处”字结构和“替代法”相结合，前者阻断概念的飘散，后者减少抽象的符号，从而着重呈现人与物的实存状态。
结语
“尽文字德性”，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文字的能量，另一方面也要控制文字的肆意张扬。沈从文对郭沫若诗歌语言的铺张和茅盾的小说语言的铺张都有所批评，不管这批评是否有理，但至少表明沈从文的诗学语言观更接近于新月派的“节制”观念。“尽文字德性”，指自创合理的语言形式，以充分实现“人性谐调”。《边城》的语言彻底实现了沈从文的这个诗学主张。文白结合、以白为主，奠定了其现代书面白话的基本特色，呈现出边城茶峒安静纯朴的境界。“大鱼来咬了你”和“摘虎耳草”的语言形象，尽显傩送的情趣与翠翠的灵动，将翠翠与傩送的爱情之美嵌入纯朴的边城。沈从文以叙事者的身份介入叙事，作者以“人事-人生”为中心的议论而发声。这种议论紧贴叙事和描述，将边城人们的“人事”转化对“人生”的思考，彰显其生命的意义，升华人性之光。而“处”字结构和替代法的结合，化虚为实，将叙事和议论扎入实有的状态，从而使得叙事和议论不离人物的生命形式。
凌宇总结沈从文的“生命”内涵：“人必须摆脱金钱的奴役，保有纯朴的人性，并对自己的命运具有符合理性的自我认识与自觉驾驭。并将这种对人生的认识推及自己经验范围以外，有理想，有志气，‘超越习惯的心与眼’，为人类的向上做出不懈的努力。”[56]这种生命形态自然是最为理想的生命形态。就《边城》的诸多人物来说，很难说完全达到了这个状态，但毫无疑问的是老船夫、天保、傩送和翠翠等人非常自然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美就是善的一种形式，文化的向上也就是追求善或美一种象征”[57]，如此看来，“文字德性”之美即可视为“人性谐调”之善的象征。沈从文于1961年写道：“生命在发展中，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58]，经过人生起伏的沈从文对于生命的理解更为豁达。《边城》所写的茶峒民情纯朴，人们那么自然而真实地生活着，可是由于“人事”的龃龉与人的自然局限，生活的不美满处也随之发生。天保被淹死，老船夫猝死，虽然白塔重修了，可远行的傩送未归，翠翠撑着渡船等待着心上人的归来。纯朴的湘西边城不能因自身的纯朴就消除了悲剧与忧伤，但尽管如此，人们却一如既往地在自己应站的那个生活位置上把日子过下去，悲剧与忧伤又把人的坚忍与刚硬刷新得如此自然。悲哀笼罩住边城人的生存，这几乎是一个永久性的原则。《边城》“是一首诗，是二佬唱给翠翠的情歌”，是一部“idyllic杰作”。[59]也正如沈从文自己说的：
生命本身不能凝固，凝固即近于死亡或真正死亡。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遥的空间，让另外一时另外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60]
注释：
[1]沈从文：《论穆时英》，《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33页。
[2]“文言性词汇”是个模糊的说法，大致说来，这些词语常常在文言文中才出现，在白话文中不出现或很少出现。
[3][5][7][9][10][28][30][39][40][50][51][52][53][54][55]沈从文：《边城》，《国闻周报新年号》1934年1月1日第11卷第1期。
[4]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卷），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年版，第156页。
[6][37][56]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8、123~128、127~128页。
[8]苏雪林：《沈从文论》，《文学》1934年9月1日第3卷第3期。
[1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
[12]沈从文：《边城（续）》，《国闻周报》1934年1月1日第11卷第2期。
[13]沈从文：《边城（续）》，《国闻周报》1934年1月1日第11卷第2期。按《国闻周报新“文字德性”与“人性谐调”·161·中国现代文学馆2021年第11期-Final.indd1612021/11/2412:07年号》标第11卷第1期，日期也是“民国二十三年一月一日出版”。
[14][15][22][23]沈从文：《边城（三）》，《国闻周报》1934年1月15日第11卷第4期。
[16]沈从文：《边城（五）》，《国闻周报》1934年3月19日第11卷第11期。
[17][18]沈从文：《边城（六）》，《国闻周报》1934年3月26日第11卷第12期。
[19][20][33][42][43][44]沈从文：《边城（七）》，《国闻周报》1934年4月2日第11卷第13期。
[21][45][46]沈从文：《边城（八）》，《国闻周报》1934年4月9日第11卷第14期。
[24][31][34][41]沈从文：《边城》（四），《国闻周报》1934年3月12日第11卷第10期。
[25]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1800年版序言），曹葆华译，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
[26][27]沈从文：《湘行散记》，《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57、267页。
[29][32]沈从文：《小说作者和读者》，《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5、65页。
[35]张新颖：《〈边城〉：这个世界有他的悲哀，却在困难中微笑》，《沈从文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
[36]沈从文：《边城（十）》，《国闻周报》1934年4月23日第11卷第16期。
[38]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原载《国闻周报》1936年1月1日第13卷第1期，转引自《沈从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47][48]沈从文：《边城（九）》，《国闻周报》1934年4月16日第11卷第15期。
[49]沈从文：《〈边城〉题记》，《沈从文全集》第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57]沈从文：《〈看虹摘星录〉后记》，《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页。
[58][60]沈从文：《抽象的抒情》，《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27页。
[59]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文学季刊》1935年9月16日第2卷第3期。
本文编辑：陈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