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选取了李文杰教授有关晚清政治变革的一些研究成果。
《息借商款与晚清财政》一文发表于《历史研究》2018年第1期。息借商款是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举办的内债。其利率设计、印票发行、还款来源仿照同一时期清政府外债模式。息借商款采用重点借款方式,侧重在发达地区、口岸城市向金融商借债,海关二元系统参与到债券销售或还款程序中。所借款项绝大多数在甲午战争结束后才逐渐解交户部,未直接用于战事。因户部设定借款额度,且一些省份直接由政府出面经营借款,难免出现摊派抑勒之弊。但因有海关二元系统的独特作用,有海关税收保障还款,息借商款除少数改作工厂股本或捐输外,大部分得以如期偿还。
《垂帘听政、训政、归政与晚清的奏折处理》一文发表于《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2期。咸丰帝去世后,清朝原有的由皇帝独揽大权的局面不复存在,国家政务依靠咸丰帝遗命的"赞襄政务大臣"制度来维持,内外奏折、大小国事由八位政务大臣赞襄处理,交两宫皇太后钤印确认。这一权力格局因"辛酉政变"而改变,并由此而衍生出垂帘听政及议政王、军机大臣辅佐制度:内外奏折,由两宫皇太后先阅,并授意议政王军机大臣拟批。同治帝亲政后,政务与文书程序"归复旧制",同治帝恢复一切权力。光绪帝登基,垂帘听政再次举行。待到光绪帝成年,其生父奕先是创造皇帝亲政同时皇太后训政的特殊体制,光绪帝完全处于文书和政务"训练"之中;后来又创造一种有限度的皇太后"归政"模式,光绪帝的奏折处理、上谕拟定之权大打折扣,无限期接受慈禧太后监督,为此后宫廷争权和晚清政局的走向埋下了伏笔。
《议会与会议——晚清议院论的侧面》一文发表于《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19世纪后期,清朝士人对西式议会的认识与西方代议制的核心精神有着较大距离,其中包含有明显的中国式印记。士人们普遍将议会看作是符合上古三代精神、实现君民一体政治理想的制度设计,他们将议院日常议决法案的举措,与清朝中央部院或大臣奉旨会同议奏大事、进而上奏请旨的制度对应起来进行理解,忽略了立宪制度下议会与君主权力的结构特点。他们对议会的解读也突出增税、筹资的功能,试图以民意来消解传统的薄赋主张,以因应晚清的时代难题。这些解读带有中国式的印记和时代特点,影响到清季的议会实践。
《廷议与决策——晚清的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一文发表于《史林》2019年第3期。由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官组成的九卿会议本是明代廷议的形式,清代沿用,发展成行之有常的大学士九卿会议。君主根据自己的判断,将重大司法案件、与王朝典礼相关的事务、国计民生大事等交议,参与官员在会议之后,将意见具题或具折呈报,等待圣裁。在晚清时期,进一步发展成规模庞大的"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频繁运用于同光两朝的政务讨论中。这种会议模式有着借助公意、集众智慧、纾解舆情的功能,因统治者性格和权力结构不同,在最后政务决策中发挥不尽相同的作用,是清代君主专制及军机处体制的有效补充。
《總理衙門的奏摺流轉及其權力運作》一文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2019年第2期。晚清的總理衙門有着嚴格的公文處理及檔案修纂制度,它排斥書吏,由章京全程參與,避免了書吏操持政務帶來的弊端。作爲總理衙門最重要公文書的奏摺,有着優先於其他部院的地位,辦理程序尤其嚴格。總理衙門大臣爲起草文稿定調,總辦章京負責收發並及時向大臣報告處理情況,協調大臣之間的意見,向管股章京分配起草事宜。管股章京從清檔房章京升級而來,熟悉本署業務及各類公文,保證總理衙門的文書得以及時處理,政務不至於遲滯。奏摺在上遞前,須交由全體大臣一致畫稿通過纔能發出,這意味着文稿必須走中間路線,犧牲質量,規避容易引起爭議的觀點。
本文编辑：侯嘉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