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丽娃史学工坊
丛书名：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王东、李孝迁主编）
书名：抗战时期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史料汇编
著者：胡逢祥（编校）
定价：108元
ISBN:9787532597444
目录：
丛刊缘起
前言
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概况 第一号
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纪录
史地教育委员会一年来工作情形
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概况 第二号
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概况第二号总目
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纪录
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参考资料
七七学术讲演周记事
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参考资料汇辑
参考资料目录
史地教育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及中国史学会开会日程表
史地教育委员会第三届全体委员会议列席人姓名通讯地址表
史地教育委员会三年来工作总报告
各研究院所近况汇录
各大学及师范学院史地各系现行科目表
各院系关于史部必修选修科目表
专科以上学校史地教授名单
中等学校史地课程教学时间表
中等学校史地教学调查报告
中等学校史地教员名册
史地教育统计
附录
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章程
史地教育委员会工作计划大纲
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工作近况
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函陈寅恪所附聘书
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函陈寅恪所附聘书（1943年7月16日）
前言（节选）
史地教育委员会的设置与运作
抗战时期，为动员全国一切力量投入民族救亡运动和加强大后方的文化教育事业，国民政府教育部应时之变，设立了一系列新的机构和专业委员会，史地教育委员会便是其中之一。
民国政府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成立于1940年4月，它的成立，不但是出于战时提倡民族主义的需要，也是对此前教育界本国史地教学不振的一种反拨。
新文化运动以后，在盛倡科学主义的氛围下，不少文教界新派学人强调治史“只是为学术而作工夫，所谓‘实事求是’是也，绝无‘发扬民族之精神’的作用”。此种观念，在推崇科学精神方面固有其积极意义，然对文史学科在提高国民人文素质方面的社会功能和责任则未免有所虚化。与此同时，政府和一些学界名流片面提倡实用科学(理工科)，也导致历史学在新式教育课程知识结构及现代求职场中的地位有所降低，由此引发了不少人对之的轻视态度。
在民族危机日趋深重的年代，此现象引起了朝野各方的忧虑，连蒋介石后来也对此表示了不满。要求今后“一定要特别注重历史、地理的教育，以激发国民爱国卫国的精神。”据此，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决定设置史地教育委员会，从教材、教法等改进入手，以期纠正其在国民教育中的偏弱现状，“使一般现在之人，借过去之教训，觉察其当前之义务与努力之途径”，进而激发民族自豪与自卫的信心。
史地教育委员会的运作，据其最初规划，大致包括以下几项：(1)每半年开大会一次，检讨过去工作情形，并确定将来工作计划。(2)分设史学及地理两组，将第一次全体委员议决整理编辑的中国史地书籍，由各委员或另聘专家进行整理及编辑工作。(3)由专任委员将编整完成之稿件，依性质及时分送各委员审查。但在其后的三年之内，实际只召集了三次全体会议。
《史地教育委员会概况》的内容及其史料价值
抗战中，史地教育委员会曾就其召集的三次全体会议，发布过三份资料汇编：
1.《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概况》，教育部1941年铅字排印本，16开，38页。
2.《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概况 第二号》，教育部1941年铅字排印本，16开，180页。
3.《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参考资料汇辑》，教育部1943年蜡纸刻写油印本，16开，233页。
这些资料内容大致涵盖了以下几方面：一是历次会议记录，包括日程安排、出席人名单、主持人讲话和专家发言等;二是各项会议提案及讨论、议决和其后实施情况说明，如第一次会议提出二十项提案的详情、第二次会议“议决各案正文”和“分组审查会记录”，以及第三次会议发布的“本会第一、二次会议议决案执行情况报告表”等;三是该会工作计划和阶段性总结，如“本会一年来工作概况”“本会三十年度工作计划”“本会三年来工作总报告”等;四是大量有关国内史地教育现状的调查统计报表，包括“专科以上学校史地各学系设置表”、各级学校史地课程标准和“现行科目表”、教材评选情况、大中学校史地教员名册，以及专科以上学校史地“各研究院所近况汇录”和学术团体工作报告分析等。从而为后人考察抗战时期的史学建设和史地教育总体面貌提供了多个维度的视点。
首先是战时中国现代史学运行制度建设的推进。如在系统培养史地专业人才和师资方面，史地教育委员会提出在大学增设史地研究所和增加赴国外留学名额等措施，为大学毕生生的进一步深造创造条件，并积极辅导和推动专科以上学校师生组织史地学会类学术团体、定期与中等教育司合办“全国中等学校史地教员讲习会”等措施。而在史地教学制度方面，不但制订了各级学校的课程标准和教具的改进使用，还组织开展中学实地教学调查和教科书评选活动，并围绕着人才培养的目标。
其次是史地学科积极面向抗日救亡现实的时代风气渐成主流。史地教育委员会的根本旨趣，乃在将国民的史地教育体系纳入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中，为从精神上铸就坚强的中华民族复兴之魂服务。由于这是借助国家行政力量推行的一项“教育工程”，无论就范围还是力度而言，实非一般个人或团体可比。故其制定颁布的一些方针和具体措施，对当时史地学科建设的导向性影响，自不可忽略。这在该会力倡以现代民族国家观为主导编写新体中国通史和文化专史的举措中颇可感受到。
三是对社会史地教育的自觉重视与实践。史地教育委员会关注的教育，不仅是学校系统，也包括对社会公众。抗战时期，一般社会公众虽也可通过阅读各种书籍报刊获得相关的史地知识，但由于当时基础教育的普及率不高，因而亟需通过一些通俗或非书本的传播方式来扩大其接受面。为此，该会除组织动员相关人士编刊历代名人、民族英雄和先贤先哲传记，编集传统嘉言类抄和经史译注，以及历代游记、风土记、物产志、边疆史地和沿革地里等史地通俗丛书外，还采取了多种向社会普及史地知识的方法。
四是注重各级学校史地教育状况的调查和分析改进。史地教育委员会成立后，“为明了各中学史地教育实况，作为改进基础起见，特制就中等学校史地教学调查表随同所拟第三三三五九号部令颁发，本部各督学及视察员等于视察各中学时，依照该表逐项填明汇送本会，俾便分别辅导”。至1943年，先后收到“调查表格计达一百五十八校，所调查之教员共有四百五十四人，经已由会据表加以详细分析。另案呈报其中可供改进参考之资料甚多。” 此类统计数据，详细绘出了当时史地教育的概貌和特点，不仅为下一步改进提供了依据，也为现代教育史的研究保存了绝好的档案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