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选取了李孝迁教授对于民国史学史的观念、人物与文本的一些研究成果。
《进化论与中国史家的思维方式》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清季以来,西学东渐,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和理解发生了重要转折。在中国史家的思想急剧转变过程中,进化论影响之下的思维构成了史家思想世界的底色。严复所译《天演论》在近代中国流传虽广,但对读书人史学观念发生直接或间接作用的却是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以及教科书之类的文本。借助各种管道,诸如教科书、通俗读物、报纸、学校教育等,与进化论有关的思想元素,传播与扩散到各个角落,成为无所不在的思维方式,或隐或显干预人们对历史的认知以及行为选择。历史被视为犹如生物有机体,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由一个阶段向上一个阶段不断爬升,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形成一条线性发展的轨迹。历史不是记载单数的人与事,而是复数的人群,导致一方面"重事轻人"成为史家之常识,亦成为评判史著高低之标准;另一方面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不是从普遍的人性善恶角度立论,而以所谓进化大势为准则,顺之者美善,逆之者丑恶。凡此种种思维方式,千差万别,受影响者不尽全盘接受,更多的是选择性摄取,甚至同受进化论影响的史家在观念层面可能互相对立,并无同一性。受众运用这类思维,很多场合并非是一种自觉意识,已内化为思维习惯。
《钱穆《苦学的回忆》及其他》发表于《历史教学问题》2017年第3期。作者在翻阅近代报刊文献过程中，发现一些跟他有关的史料，经查阅既存研究，似无人加以利用。这些史料包括四篇记者介绍钱穆短文和一篇他本人自述，对深入理解钱氏的个性、才情和思想不无裨益。最有学术价值的自然是钱氏早年自述———《苦学的回忆》，1 935 年 4 月30 日初刊于《大学新闻》，台湾版《钱宾四先生全集》及其他各种文集皆未收录。
《印象与真相:柳诒徵史学新论——从新发现《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说起》一文发表于《史林》2017年第4期。新发现《史学研究法》提供了认识柳诒徵早年史学思想的极佳文本。柳氏史学除了继承本土资源之外,深受日本学术界的影响。先行研究把柳氏简单笼统归为旧派,未必妥当。他在伦理道德层面确实守旧,但治学却属新派做法。新派由于不认同他的伦理观,进而否定其学术,刻意把他塑造成信古形象,导致他在史学实践方面积极融入新潮流的面相被遮蔽和扭曲。柳氏成名甚晚,至40余岁对史学方法尚没有清晰的观念,以掇拾日人之说为主。嗣后,创学会办刊物,影响力迅速提升,他的《中国文化史》不断被“神化”,《国史要义》亦存在自我炒作的嫌疑。柳氏个人性格并非如自我标榜那样谦和,颇有争胜之心,自负非常。他一生都揪住梁启超不放,或与他自视极高而又成名甚晚所致的复杂心理状态有关。
《革命与历史：中国左派历史读物》一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5期。中共史家用唯物史观书写中国通史出现甚晚。面对抗战的危难时局,国共两党领袖都认识到历史在社会动员方面的作用,积极倡言加强历史学习。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史家在20世纪40年代撰写出版了大量中国史读物,风行全国,深受青年欢迎,引起正统派史家羡妒交织。此类历史读物遵循着一套基本的书写原则和叙事策略,对普通读者的人生观和政治选择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左派以第一人称方式写历史,容易让读者产生代入感,侧重暴露既往历史的黑暗面,并用简明概括的语言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不仅给读者提供了改变现状的历史依据,而且满足了青年对历史知识速成的愿望,让写史、说史、读史皆变成有意义的活动。
《“红色史学”：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新论》一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1期。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包涵丰富的社会、政治、史学方面讯息,相当长时期里,在中共党内具有特殊地位,代表中共官方说法,具有很大的力量,形塑了几代人的国史记忆。《简编》紧密联系现实政治,站在中共立场,颠覆既往旧史"成王败寇"的叙事模式,不仅在史学史上具有革命意义,而且在中共党史上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然而,历史书写以一时政治为转移,政治诉求凌驾于历史解释,严重伤害了史学独立性。延安版在解放区颇有流传,但在国统区影响有限。此书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始于新知版,进而波及海外。进入后革命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简编》已全然脱离当下社会现实,这使它逐步进入被遗忘的场域。
本文编辑：侯嘉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