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20世纪中国革命与作为政治过程的“人民战争”
作者：汪晖1罗岗2梁展3李放春4张翔5
（1.清华大学人文学院2.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3.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4.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5.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本文原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3期，转自中国知网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汪晖老师最近出版了他的“20世纪的中国”三部曲的第一本《世纪的诞生：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作为“世纪三书”（《世纪的诞生：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世纪的多重世界：帝国、革命与跨体系的运动》《世纪的绵延：重新政治化与齐物平等的哲学》）的“破题”之作。《世纪的诞生》首先需要回答的是，作为一种源自基督教世界的纪年概念，“世纪”何以成为理解现代中国历史的“核心概念”：“世纪”纪元在中国核心地位的确立，不仅意味着源自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习俗的时间概念——如干支纪年、王朝纪年、黄帝纪年、孔子纪年等——逐渐边缘化乃至彻底失效，而且“世纪”——更具体地描述，也即“20世纪”——作为一种“异质化”的、来自“他者”的时间意识，更进一步地将这之前的一切时间概念都重构为“20世纪”的“前史”。这就是汪晖所强调的：“对于20世纪的历史叙述需要采用一种颠倒的方式加以理解：20世纪不是其前史的结果，而是其前史的创制者。”因此，现代中国意义上的“世纪”的“诞生”，无法简单地比附阿瑞基的“漫长的20世纪”或者霍布斯邦的“短暂的20世纪”。尽管两者从不同的历史构想出发，质疑和挑战了资本主义的霸权，但就时间意识而言，依然是从西方内部的历史着眼，把“世纪”作为普遍性的、同质性的“时间概念”推广到全世界；而“非西方”的、遭侵略的、被“现代化”的中国的“世纪”诞生，其前提必须是对这种普遍化的、同质化的“时间”的“抵抗”，同时，这种“抵抗”并不是回归到传统，而是与形形色色的“传统”断裂且在“断裂”中“再造传统”。正是这种“毁灭性创造”和“创造性毁灭”相互交织的特性，构成了“中国革命和政治的逻辑”。
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来检讨作为“世纪”起点的“十月革命”的成败得失，固然可以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观点与立场评判“十月革命”的经验教训，但更重要的恐怕是从“亚洲的觉醒”的角度来看“十月革命”的影响与意义。前一个视角可以称之为“欧洲内部视野”，这一视野也自然会延伸出对中国革命的评价，譬如迈斯纳认为中国革命在现代化建设上成就不少，社会主义建设却乏善可陈，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打上了浓厚的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色彩。相比之下，要把握“十月革命”的世界史意义，“亚洲的觉醒”这一视角必须进一步凸显。就打破“欧洲内部视野”而言，这一视角可以说是“全球史”的“外部视野”，但从非西方的第三世界来看，“亚洲的觉醒”又成为了一种“内部视野”。从这个亚洲的、第三世界的“内部视野”出发，重新理解“十月革命”及其失败，不只是可以打破之前欧洲视野的限制，即使同样面对“失败”，也能够产生不一样的对“失败”教训的总结。譬如在亚洲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民族自决权”不是导致民族分裂而是指向民族团结，指向如何从帝国主义的奴役中挣脱出来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在这个意义，标志着“世纪”的“诞生”的，必然是既被普遍性的时间霸权全球扩张所孕育的，却也被用来打破这一霸权扩张的“革命”。
“中国革命”就是这样一种“革命”，“20世纪的中国”也即由这一“革命”的发生、展开、挫折与变化所塑造的，由此形成了许多非常宝贵、值得珍视、需要不断重返的历史经验，其中“人民战争”的理论与实践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人民战争”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中，形塑了党、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新型关系，“人民”在新的关系中成为了新的政治主体；另一方面则是在今天特定的语境下譬如中国的“全民抗疫”和西方“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人民战争”可以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这一理论还是否具有重新激活的可能？正是出于上述的问题意识，我们邀请了汪晖老师和梁展老师、李放春老师、张翔老师围绕“人民战争”这一话题展开讨论，先请汪晖老师做主题发言，然后三位与谈人再分别发表意见，谢谢大家的参与！
一、“人民战争”是中国革命具有原创性的发明
汪晖（清华大学中文系／历史系）：今天的历史语境非常不同。“人民战争”产生于20世纪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在今天我们经常说的是全球化、城市化，即便有逆城市化、逆全球化，也与当时的语境非常不同。那么为什么还需要讨论“人民战争”，这个经验对于今天思考问题有什么样的意义？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回答。
第一个值得思考的是，如果我们看当代全球各个地区不同状况下的政治发展的话，我个人认为可以将代表性断裂看作是政治危机的一个症候，许多政党的普遍代表性出现了危机。此外国家的政治形态与社会形式之间也出现了脱节的现象。
第二个方面是，伴随着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低落，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此起彼伏的不同的社会运动。欧洲、美国或其他地区都有这样的状态。这些状态中，一般来说对于政党和它的组织形态，都抱有很深的怀疑态度，但由此也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运动缺少真正的领导力量、明确的政治纲领，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短期和长远的战略。由于这些运动不能把抗议的运动和持久的社会实验相结合，也就难以形成新的政治主体。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观察不同地区，会发现运动所形成的主体，所谓的“我们”只是临时聚合的一个群体，因此它不能形成持久的政治过程，这也就是“人民战争”条件下群众运动和当代的各种社会运动之间非常重要的区别之一。我们很难简单地用过去批评现在，或者反过来，但是条件变化对思考这个问题确实是非常必要的。也就是说，我们能够从前一个时代，无论是运动的角度，还是政党的角度，或者国家的角度，如何从20世纪中国革命中学到一些经验和教训，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从政治理论的角度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印度早期的庶民研究，是以农民运动为观察对象的，但它影响最深远的是第二代提出所谓庶民能否说话的核心问题，这是对前一个阶段研究的质询。放回到中国革命的语境当中，这个问题可以很自然地置换为，农民的革命诉求似乎是由知识分子或者政党赋予的，到底是不是能够反映他们内心的声音？所以，中国革命的大众政治是不是只是精英由上至下操控的结果？在当代的劳动分工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将这个问题移置于中国革命运动的语境中，也就不免把我们自身的处境设定为一个普遍的状态，反而错失了从过去的经验当中学到一些东西的可能性。
举例来说，“人民战争”中最主要的口号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到群众中去”，是很早就有的共产国际的口号，号召革命者尤其是精英分子投身于群众运动，教育群众，发动群众。但是从群众中来，却是人民战争的产物，群众并不是自发地存在，而是一种政治性的、具有主体能动性的存在——后面还会讲到群众是怎样构成的——在军队和其他各个层面产生出作为政治主体的群众，这个群众的形成，也就是所谓“我们”的形成。“我们”在运动当中，不是旧的，自发的存在，而是一个全新的主体。在这个意义上，群众路线，不仅改变了大众，而且也改变了投身大众运动的精英，他们汇合为一个新的、一体的“我们”。当然这是理论性和想象性的描述，不过还是可以用来回应和理解当年的社会主义运动产生出的分歧。比如罗莎·卢森堡曾经批评十月革命以后的布尔什维克党，她说布尔什维克从左的方面犯了考茨基从右的方面犯的错误，也就是把民主和专政对立起来。列宁说资产阶级国家是镇压工人阶级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是镇压资产阶级的工具。这样的观点，忽略了一个本质，也即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不需要对全体人民群众进行政治训练和教育，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训练和教育却是深层的要素，是空气，没有它，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存在。换句话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批评，指出当年的苏维埃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
这些都是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提出的重要问题。在今天面临新的政治条件，我们重新回顾这一段历史，讨论“人民战争”和在“人民战争”中产生出的“人民”或者“人民大众”这个政治主体，确实很有意义。我们的讨论不是简单照搬，或是回到过去，而是希望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首先我来谈一谈作为“政治范畴”的“人民战争”和它的形成。形成“人民战争”有几个前提。从历史上来说，它基本上是以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国共合作破裂，以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为中心的社会运动转入低潮）作为它的开端。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大革命也可以说是一个开端。基本上我认为主要有五个方面构成“人民战争”历史形成的前提：
第一，首先从城市转向了乡村。这个转向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后面的四个变化都与此有关。原来运动所设想的以工人运动为主体的运动的状态一旦转向乡村以后，将会面临完全不同的社会群体；
第二，从中心的区域转向边缘的区域。原来革命是在上海、武汉等具有早期工业化背景的地区展开，现在转向了最落后的乡村和边缘地区；
第三，从以占据人口极少数的工人阶级为中心转向以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民为中心；
第四，从共产党原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治理念——这个理念并没有放弃——转向以“再分配土地”为号召的土地革命；
第五，从先锋政党的政治运动转向以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党军关系、党群关系为中轴的“人民战争”。
以这些转折为起点，中国革命从1930年前后，开始了一个以边区政府为中心向全国扩展的，由下至上的，建立自己新政权，夺取政权的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伴随抗战全民动员和第二次国共合作，“人民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现在大家经常提到的，在电影电视中最常看到的是解放战争的胜利，就是人民支持军队取得了胜利，新中国的建立也是以此为基础。
这是“人民战争”的历史脉络，而要解释它的政治含义，首先要对“人民战争”作出理论说明。我在这儿作几点理论解释，和刚才提到的几点历史条件相互呼应：
一是“人民战争”发生在战争条件下，但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概念，而是一个政治范畴，一个政治性的概念。在20世纪中国独特条件下，“人民战争”是创造新的政治主体的过程，也是创造与这个政治主体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和它的自我表达形式的过程；
二是在“人民战争”中，现代政党的代表性关系被相当大地甚至是根本性地转化了。以农民为主要内容，以工农联盟为政治外壳的“人民”或者“人民大众”这个主体的诞生，促成了一切政治形式的产生与转型。这些旧的政治形式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变化了，比如说苏维埃政府、边区政府、政党、农会、工会、妇联等等，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和政治组织，都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
三是在“人民战争”当中，政党的阶级基础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时候，最初主要是由一些被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组成的，他们和工农的关系，甚至还不如国民党和工农关系深厚。许多学者已经做过这方面研究，一大时，党员中工人出身的非常少，到1922年二大时，党员中工人的比例只有10.7％，1923年也只有37.9％，以后慢慢提高。在1925年和1926年，由于国民党接受“联俄、联共”的政策，国共联合起来从事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出了新的前提，就是政党组织和大规模的工农运动连接起来了。
在这个意义上，“人民战争”的最初萌芽，的确是发生在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在北伐时期的主要政治创新也集中于两点：一是摆脱旧军阀，建立新型的党军；二是和共产党一起从事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用群众运动配合北伐战争。所以，“党军”的概念，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在最初的阶段，不完全是共产党的发明，而是仍然处于革命阶段的，受共产国际影响的国民党的某种创新。但在1927年之后，国民党逐渐地放弃社会运动，伴随着党国一体，军队的政治性也就随之逐渐衰弱。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共产党方面，由于大革命的失败，反而产生了真正的新型的“人民战争”，促成了政党和社会关系的转型。不过，这也有一个逐渐转变和调整的过程。在大革命失败后，比如说由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他们主导的或者主张的城市暴动工人斗争，也完全不同于之后的以农村包围城市为军事战略而展开的“人民战争”。
放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人民战争”的形成有这样几个主要的标志：
首先是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军队的结合。这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因为以后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武装斗争正是政党和军队的结合。这在早期的共产党是没有的，直到“三湾改编”才开始。改编主要的内容一般说是支部建在连上，这显然是党和军队之间一种独特的新的结合模式，另外就是以官兵平等为目的成立士兵委员会。前者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后者则是军队中群众路线的实践。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只有当士兵有了自己的组织，党才能在军队中找到自己的群众。所以，三湾改编确立党对军队领导的里程碑意义，这是公认的。但是，事实上三湾改编同时也改造了党的政治基础和组织模式，也就是党和军队群众之间形成了有机的、整体性的关系。党群关系的问题在军队内也是存在的，不仅是军民关系，在军队内部也存在着群众和党的关系问题。
其次是致力于全国解放，但植根于土地和人口的，与其他的革命势力发生持久关联的根据地的形成，为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红色政权的结合提供了前提。也就是说，根据地政权的建设，使得政党和政权之间构成了一种结合。政权建设是中国革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非常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十月革命，它常常是暴动以后产生出新政权，但中国革命从193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苏维埃政权的建设，这是一个漫长的革命和政权建设同时进行的过程。所以“人民战争”的关键成果之一就是根据地红色政权的确立。红色政权主要政治形式就是边区政府，或者边区的苏维埃。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也说过：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他所说的红色政权，就是指这些夹杂在白色政权统治地区之间的小块的红色边界地区。这样的边界地区发生的土地革命，与边区政权结合在一起，也与红军赤卫队等地方武装结合在一起。这些结合特别是与政权的结合，使得分配土地的问题、组织地方武装的问题、组织生产的问题等一系列问题出现了。也就是说，边区政府是日常生活的一个组织形式，也要借鉴中外历史上的国家经验；但这个政权形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国家，在持续的政治和战争动员中，它是获得自觉的阶级的一个政治形式。所以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毛泽东也说，中国不是一个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国家，而是一个内部发展
均衡的、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国家，在这个条件下，军阀依附不同的帝国主义，从而国家内部的分割局面变得不可避免，正是这个局面产生出阶级统治的薄弱环节。这就是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外部条件。革命时期形成的国内动员，要像火种一样存活下去，在大革命中遭受挫折但幸而幸存下来的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得不探索一条不同于以往的道路。这个政党试图在战争条件下，独立地建立武装割据的红色政权，通过政党、军队和大众政治的结合，创造出“人民战争”的新政治，这就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内部条件。
再次是政党在“人民战争”中通过土地革命而与农民为主体的大众的结合，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创建江西苏区革命根据地是“人民战争”得以展开的一个里程碑；在根据地，土地改革和武装斗争成为政党政治转化为大众运动的一个基本的方式。由此，井冈山斗争的中心问题就变成了革命战争条件下的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党和军队结合，党通过军队跟农民运动、土地改革之间的结合，党和它领导下的苏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管理，党在民众工作中展开的文化运动，不但改变了革命的具体内容和中心任务，而且通过政党、军队、政权和农民运动的多重的结合，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以农民为主要力量的革命政治主体，这就是“人民战争”的政治基础。将农民阶级锻造为革命政治主体需要一个持续的政治化过程，农民阶级对于土地问题极为关注，却不可能自发地对共产党人的最终政治目标产生呼应。如果说分配土地符合农民的利益，但让他们投身最终消灭私有制，或者另外一种方向的历史运动，却违背他们的阶级本能和社会诉求。正因为如此，如果没有将党、军队和苏维埃群众统合为一的政治进程，所谓新的政治主体是不可能出现的。这就是十月革命后，在俄国实行的土地政策被卢森堡所批评的原因。如果不迅速转向土地的集体化，而是重新再分配土地，这会创造出一个比之前对革命更加敌视的、更加强大的社会阶层，因为土地改革后给农民分了土地，他们获得的这个利益和社会主义目标之间，发生了对立。但中国革命的进程恰恰和卢森堡所说的非常不同，它通过人民战争的几个结合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进程在战争当中展开，同时赋予“人民战争”与其他的战争形式不同的特点。毛泽东说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个命题包含了人民战争的一般原则。因为：第一，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第二，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还必须要有地方的武装和民兵。更重要的是，兵民的范畴和军事的斗争密切相关，在以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过程中，不但兵改造了民，而且民也重构了兵，进而也重构了党和政权的政治基础。
第四点就是“人民战争”不仅仅是一个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同时也还是一个文化的过程。这个文化过程，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从30年代末到40年代，出现了民族形式的大讨论，出现了大众文艺、人民文学、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等一系列新命题。民族形式的讨论起源于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报告中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也就是说，按照中国的特征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急需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由此可见，“中国化”的问题、“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问题，是在“人民战争”中出现的。无论是民族形式的讨论，还是大众文艺、人民文学的讨论，甚至包括鲁迅在1936年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些口号在我看来都是“人民战争”文学的口号。这个问题实际上需要解决的是国际和国内的关系。因为共产主义运动是带有国际主义的独特的运动，然而在民族解放战争中，需要处理国际和民族之间的关系，毛泽东说，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能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当中的实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和民族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在“人民战争”中，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民族问题而不是阶级问题，成为它的主导性问题。但这并不等同于说阶级问题不再是重要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中，民族问题相对于国际问题，好像是地方性问题；但同时，时代又是普遍性的、世界性的。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中国化同时还涉及中国共产党本身需要和中国社会自身重建新的联系，换句话说，党本身也处在中国化的过程中。而这个中国化，在当时由于战争，由于离开中心城市进入到乡村，不得不和一定的民间形式，尤其是它所依赖的、需要动员的人民大众，也就是以农民为主体的这些大众发生更加血肉相联的、密切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人民战争”的文化，也是当自身发生转变的重要契机。它需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这个互动过程中改变自己，同时也铸造出新的政治的主体。
第五个方面是“人民战争”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的变化，相应地发生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转化。所以，国内的阶级关系、敌我矛盾，在“人民战争”的条件下也同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许多过去被社会主义运动作为斗争对象的那些阶级和社会群体，在“人民战争”当中，在民族解放战争当中，发生了转化，成为团结的对象。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随着政治关系发生了变化，新的“统一战线”思想在“人民战争”中出现了。
与“人民战争”这个问题直接相关的，还可以在两个方面有所深化：一个是为什么“人民战争”必然是“持久的战争”？毛泽东熟读各种兵书，他在《论持久战》中引用了西方的克劳塞维茨，很多人也说他受了孙子兵法的影响，毛泽东到底是不是直接受到孙子的影响，我们不好说。但《孙子兵法》一个重要的原则是，所谓“故兵贵胜，不贵久。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毛泽东在战争中重视人的作用，强调战争中存在着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还有许多具体的战法，确实与中国古典智慧有关，但孙子反对进行长期的战争，“故兵贵胜，不贵久”，毛泽东则强调抗日战争必须是持久战。持久战除了就战争的战略而言，实际上指出了中国革命作为一个漫长的革命，是持久战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历史上其他几个主要的革命，如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都是非常短暂的革命，以后再发展变化。中国革命是漫长的、持续的，不是由一个标志性事件能够标志出的这样一种“漫长的革命”。除了在战略态势上敌我力量的对比悬殊之外，最重要的是新的战争主体的形成需要时间，这个战争主体不仅是兵源的问题，也是作为政治主体的人民大众形成的问题。这点也和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相符合，美国学者迈斯纳曾经指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社会各个阶层的软弱性。他说中国社会存在着一个弱小的资产阶级和一个更弱小的无产阶级，但是弱小的还不只是这两个阶级，中国社会的特征是所有社会阶层都软弱，而伴随着处于不发达状态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是传统的豪绅地主的统治权力和声望的衰落。农民虽然占据人口上的大多数，但农民作为政治主体和政治阶级其实还没有真正形成。与这个社会结构上特点相伴随的，是政治军事理论和社会经济力量之间一种分离的趋势，这种趋势和欧洲以及其他社会的新阶级诞生的一般状况非常不同。正因为如此，通过高度组织化和政治化的方式，也就是能动的方式，将原本处于软弱状态的社会阶层，转化为远远超出其结构性软弱位置的全新的主体，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路径。一个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政党，一个通过土地革命斗争，以创造新型的革命阶级的社会运动，一个能够将这些斗争要素全部组织于其中的政治军事形式，一个能够将国内扫除旧的社会关系的斗争和国际反帝运动相互链接的一个世界的图景，构成了这个转化的基本条件。这就是持久战为什么不只是战争的战略问题，同时也是中国革命作为“漫长革命”的一个特征。另一方面则是“人民战争”具有自身重要的特征，而与其他形态的战争区分开来。我觉得，“人民战争”和“总体战”的对立是20世纪革命战争的重要特点。一般而言，总体战的形态是法国大革命之后逐渐形成的，也是民族国家的政治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必须形成全面动员时代的战争形式。鲁登道夫在《总体战》中也是这样讨论“总体战”概念的。“总体战”最重要的特点是其战争形态不仅针对武装力量，而且针对民众。因为总体战是民族国家战争，需要动员全体国民。在二战中日本就是用总体战，在总体战中人民同样构成了它的主体，但“人民”是“国民”，是在“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国民”。这就涉及到在“总体战”的框架下，政治是什么？政治只是战争的实际延续吗？大家注意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一个论述，他说战争是政治的持续，是政治的一个更高形式；而鲁登道夫在“总体战”中，把政治看成战争的持续。所以，民族国家本身意味着总体战的必然形式，总体战由于与欧洲民族国家形式相适应，它具有了更加客观的、科学的进程，它的总体性是与民族国家的总体性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人民战争”正是在反对帝国主义“总体战”的过程中出现的战争，中国处于半殖民的状态，即不存在欧洲民族国家整体民族动员的总体态势，所以，需要用新的战争形式，也就是革命战争的形式，形成新型的战争主体。“人民战争”是革命的动员，它同时伴随着内部的社会改造。这和简单地在民族国家的主权内部确定内外的一般模式是不一样的。由此看来，“人民战争”在20世纪的战争中，它不完全从属于一个国家的逻辑，尽管它是民族解放战争中极其有力的一个方面。
从政治的结果来说，“人民战争”首先创造了和历史上的政党全然不同的政党的类型。政党有不同的类型，比如一党、多党或者多党合作等等。在这里以中国的独特性来说，由于战争和大众运动的独特联系，使得政党，也即我称之为包含着超政党要素的超政党具有了新的特质，超政党要素就是党和群众运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与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之间也有着密切关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针，使得政党本身尽管是严密的组织，但同时它也具有大众运动的特点，同时它又是一个超级政党，也就是说党具备对国家机构和政权运动的直接领导和直接介入。这种独特的政治形式是在20世纪人民战争中产生出来的。其次，它创造了在历史上与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以农民为主要成员构成的阶级主体。在这之前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运动都围绕工人和工人阶级展开，可是在20世纪中国革命中，虽然城市工人阶级依然是中国革命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毫无疑问，主要成员构成是以农民为中心的阶级主体。这时产生的人民大众，是一种新型的政治主体。再次，它探索了一条不同于城市暴动和革命为主要模式的革命道路。这也是到六七十年代之后中国革命的经验对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最后，党不再只是作为党来运动，而同时必然是军事性的、群众性的运动，也是政治的和文化的运动。伴随着中国革命由于边区政府和苏维埃等的成立，这些有机关系扩散到了政府和群众的关系之中，在人民战争的条件下，党和根据地政府处理的不是简单的军事问题，而是日常生活的组织问题，这就产生了政党和政府的群众路线问题。它的主要内涵是要为最广大群众谋利益，是党的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边区政府或苏维埃同时也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用尽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支援战争，粉碎围剿等等。因此，人民战争不仅是采用军事斗争的手段消灭敌人的方式，而且也要处理土地、劳动、柴米油盐、妇女、学校、集市贸易甚至货币金融等等，构成人民生活内容的主要问题。军事和日常生活的相互渗透和转化成为人民战争的核心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群众路线是人民战争的基本策略，它是政党的政策，也是重构政党的方式，因为一方面如果没有组织，我们就不知道群众在哪里，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和群众打成一片、向群众学习的过程，组织就是没有活力的、凌驾于群众之上的一个结构。
综上所述，可以说“人民战争”创造了一个新的重新理解经济、社会、政党等一系列政治范畴的政治条件和背景。也就是说，先前的政党是不可能创造以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人民战争而自我重构了的政党，才有可能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
所以，相对于源自19世纪欧洲和20世纪俄国的政治现象和政治概念，如政党政治、苏维埃政府等，“人民战争”是中国革命更具有原创性的发明，不理解“人民战争”就不能理解中国革命的独特性，也就无法理解这个革命中党的建设与此前政党政治的深刻区别，也就不能理解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等在20世纪中国产生的独特政治范畴的历史内涵。
二、“人民战争”与中国革命的独特性
梁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关于汪晖老师的“人民战争”，大概在2013年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这篇长文中就已经非常熟悉了。汪老师补充的理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要以“人民战争”理论的解释框架来回应一些问题。比如当代的，或者往上推，到上个世纪30年代西方左翼对斯大林、苏联的看法。他们把苏联政治看成是少数政治精英的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汪老师的“人民战争”理论回应了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及其领导性质的指责。长期以来对中国革命战争中形成主体的解释，过往研究只是套用马克思的经典理论，或者把它看成是容易的东西；如何看待并解释中国共产党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支撑的无产阶级，或者将列宁主义理论中的无产阶级主体置换为农民和工农联盟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主体，这是汪老师“人民战争”理论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要解释这种“置换”的政治或者说“置换”的过程，首先需要将之理解成一种“政治过程”，汪老师的原话是“政治范畴”。在革命和战争年代中，中国共产党如何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枢纽去动员和组织最广大的群众走向革命的道路。在抗美援朝战争这篇文章里，汪老师首先提出了一个作为政治范畴的“人民战争”，认为“人民战争”才是中国革命中更具原创性的发明。这是汪老师这几年来比较重要的理论发现。他的核心论题是“人民战争”是创造新的政治主体的过程，也是创造与这一政治主体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和它自我表达形式的过程。在“人民战争”中，现代政党的代表性关系被根本地转化了，汪老师指出，这也是回应现代世界范围内政治代表性危机的理论发现。以农民为主要内容，以工农联盟为政治外壳的“人民”这个主体的诞生，促成了一切政治形式的产生和转型。
从世界近代历史范围来看，政治革命主体先后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第三等级，如西耶士的“什么是第三等级”，就是把所谓革命的主体或者是民族国家的主体看作是劳动等级，认为民族国家真正的主人是劳动等级。而到了黑格尔那里，土地贵族成为一种普遍阶级，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主张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主体。这是经历了前后发展的一个过程。在西耶士看来，国家和民族是属于真正从事劳动的第三等级，而不是贵族和王公。第三等级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普遍等级。在黑格尔看来，劳动阶级及第三等级，受附于自身的个人欲望和利益局限，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国家和民族的建设。只有拥有土地财产的土地贵族才能够摆脱私人利益，全身心地贡献于国家和民族。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把土地贵族，即拥有足够财产能够保证个人自由的这样一种土地贵族看作是一种普遍阶级。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土地贵族只能代表有财产的阶级，或者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利益才能够真正代表全人类解放的利益。这是他对主体寻找的最终结果。
在欧洲近代的历史上，社会主义革命始终伴随着无政府主义，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甚至可以说无政府主义的历史，要早于社会主义运动，也比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更为长久。即使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降苏东阵营这样的溃败之后，无政府主义作为反抗资本主义体制的手段依然具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毋庸否认，中国社会主义思想从欧洲大陆传来，经由日本的翻译，成为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主义者反抗清政府的思想武器。我们知道，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为了实现瓦解俄国在远东的势力，有意庇护和收留了大量反对沙皇统治的无政府主义者。包括当时受沙皇迫害的知识分子，很多都流亡在日本，使当时的东京不仅成为亚洲革命者的聚居地，也成为了全世界无政府主义活动的中心。于是，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和法国、意大利无政府主义思想，成为章太炎、刘师培等种族革命者手中的思想武器。然而刘师培很快就放弃了无政府主义的学术和主张，转而在《共产党宣言》的指引下，转向对中国占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同情和动员。实事求是地说，将无产阶级主体在中国当时的现实情境下置换为农民阶级，这样一种置换的政治在思想领域，是由刘师培为代表的旅日的无政府主义者完成的，这是我以前写过的一篇文章中着重探讨的一点。青年毛泽东也曾经为无政府主义的学说所吸引，也阅读了大量的无政府主义的书刊。从早期的文稿中可以了解到，在1928年之前，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毛泽东认识到了无政府主义运动缺乏有效的组织方式，因此他无法从现实政治层面找到更有效的革命策略。于是从事革命实践活动的毛泽东，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将革命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也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广大工农结合起来，即如何找到一种政治手段，作为一种中介，将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将两者结合塑造成为中国占大多数人口的“人民”。这个政治过程，按照汪老师的表述，就是“人民战争”。刚才汪老师也把“人民战争”的解释框架和论述范围试图提高到抗日战争时期，包括鲁迅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倡导，也是非常合理的。
“人民战争”，就我理解，从汪老师的文章和讲述中可以看出，它是一种特殊的政治过程。就战争的形态来说，它既非封建的战争，也非欧洲意义上的中世纪到近代早期的宗教战争，不是帝国主义战争，也不是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战争，而是“人民战争”，是中国人民摆脱封建束缚，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解放战争。它所体现的不是王权争夺，以及在宗教利益和政治利益掩盖之下的经济利益，而是直接的、真实的政治利益的争夺。与列宁主义的建党理论不同，“人民战争”所采取的方式不是所谓先进意识形态的机械灌输，而是一种将军事斗争和日常生活、文化创造结合在一起的有机的组织方式。这与无政府主义的公社不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小规模的公社诸如劳动营和改造营等等非常多，但最后都失败解散了。失败的原因在于它们不能够形成一个有力的统一的组织。与此相比，“人民战争”这样一种动员手段，它能够动员最广泛的中国民众，也就是“人民”。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是具有超级政党因素的超级政党。这是汪老师的重要的论述。
由此看来，首先，人民战争创造了有组织的政治主体，这是无政府主义所迷恋的无组织、反组织的自由人的对立面，因此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当今世界和中国范围内，“人民战争”成为了对抗资本主义体制肆虐的主体的重要资源，成为形塑集体主体的重要资源。其次，人民战争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过程和政治范畴，不同于列宁主义政党所依赖的灌输政策。在最广大的中国人民中间创造了富有实践经验和智慧的中间环节，从而创造出了一个有自觉政治意志的集体主体。
接下来我想谈一下“人民战争”延伸出来的问题，即近年来在抗美援朝战争研究中存在着的将战争单纯地视为民族主义战争的趋势，也即关于战争研究的去政治化趋势。这不但存在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研究中，而且也存在于60年代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也即被称为冷战中间的热战的研究中。我的问题是，在《二十世纪中国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汪老师曾经提到过（但是没有展开），1978年中越自卫反击战，它不同于朝鲜战争也不同于解放战争。那么这种不同之处在什么地方？它是否能通过“人民战争”得到再一次思考、理解和解释呢？
李放春（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我这些年在关于中国革命的思考中，比较关注中国革命的独特性。我觉得汪老师关于“人民战争”的讨论，从一个非常独特也非常深入的角度展示了中国革命，特别是在世界全球革命史的范围内，比如说和俄国革命的比较中，观照了中国革命的独特性。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效的。但这种观照，它又不仅局限于我们一般意义上历史的考察，它有一种政治的关怀在里面。通过重新审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也在尝试寻找激活中国革命历史经验中最具有原创性的东西。
今天听到汪老师关于“人民战争”的思考，这是一个非常深入、系统的关于中国革命原创性的理论思考，是我原来没有接触的。在谈到“人民战争”的时候，尽管“人民战争”的内涵，我们可以从大革命时期讲起，但是从概念的角度来讲，应该说在抗战之前，还是以阶级为主的这样一种话语方式，到1935年以后，特别是在抗战期间，“人民”正式跃上了革命政治的舞台，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过去中共的话语修辞。毛泽东在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也讲了，我们过去的追求是要建立工农共和国，但是今天我们要建立人民共和国，那么为什么要做转变？因为在新的政治形势下，也即日本帝国主义进来以后，按毛泽东的说法，极大地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因而作为革命政党在策略上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在这个意义上，中共提及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我们不仅仅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代表，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代表，这样一种自我认同，或者说政治认同、政治表达，应该说是“人民战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遗产，它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在1935年以后提出的人民共和国，或是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其时所讲的“人民”，我觉得一个比较关键的点，应该是在民族资产阶级这一块上。我看到您在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阐释当中，主要还是强调了政治主体的转换和锻造，就是放到农民阶级长期的政治化这条线索上的思考。可是如果我们回到毛泽东的政治文本当中，人民政治范畴在我看来好像更具有政治挑战性和理论挑战性，这其实关涉到如何处理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以及这个问题如何摆到关于“人民战争”的整体的思考之中？这是我想提出来向您请教的一个问题。
关于从阶级到人民的话语转换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提出来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我的理解中，如果没有长期的“人民战争”这样一种政治经验的话，很难从理论的高度上阐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一个重大的政治命题。我个人觉得，这也是“人民战争”政治遗产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此也想提出来跟您请教交流。在我看来，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一个概念，它相当程度上是有一种大于阶级的政治考量和政治气魄的；而这样一种政治气魄相当程度上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特殊时刻，长期的武装斗争中锻造出来的。这样一种认识实际上就是说，中国革命有很多东西相当程度上是超越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论述和规范，我觉得在“人民战争”当中，它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思考，以及延续到1949年以后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思考，都展现了中国革命经验的独特性，在我看来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中国革命者的思想上的原创性。
张翔（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今天我尝试着把汪老师提出对“人民战争”的理论阐释放在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整个脉络中间来看待。相对于汪老师十年前那篇讨论抗美援朝战争的文章，他今天对“人民战争”的阐释更系统，并且进一步把以前不是那么强调的一些问题强调出来了。在我个人的理解中，最明显的是关于中国革命非常关键的一方面，也就是从农村包围城市过程中，农民的中国革命主体的锻造。在“人民战争”的整个系统性的理论概括中，这是一个重点。“人民战争”的概念，在20世纪尤其是在革命战争期间，包括毛泽东，还有其他理论家的自我表述中已经存在。但在汪老师今天的梳理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它的相对位置，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这里面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理论和实践本身的创造性问题。创造，既是指理论，也是指实践创造，是就两个方面而言的。一方面是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也就是社会主义运动，包括民族解放运动的整个运动进程的创造。还有一方面是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也包括农民战争的各种武装斗争形式，以及政治过程的创造。这里一个比较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它的关键性的变化在哪里，它有哪些新的要素？这种新的要素，以及新的政治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它的条件是什么？“人民战争”作为一个政治过程，是不是新的，它在哪些地方实行？这些问题就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怎么去看这样的一个进程？如相对于以往的农民起义，它的突破性变化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这是非常核心的一个方面。另外，它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承，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本身的条件的综合性分析中产生出来的政治过程。我觉得这不仅是一个自信的过程，而是确确实实它应该成为思考本身——这类思考本身需要成为20世纪政治过程中的一个部分，成为它的能动的部分。这也是文化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表现。
第二个方面是新的主体锻造的过程。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事实上指出了文化的问题仅仅通过文化的方式来解决将会非常困难。为什么五四新文化运动会在30年代之后发生一个变化？变化的内在机制究竟是什么？另外，这种新的主体锻造的主体装置过程需要在一个综合性的政治进程中间进行竞争，那么，“人民战争”的进程中，还有没有其他的政治精神？这我觉得也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最后一个关于“人民战争”的联想是，我们如何看待当代问题。主体锻造的进程仍然在部分时刻存在，尤其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说2008年的一系列事件，以及今年全球疫情的情势。这里面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在这些重大的危机性冲击事件中，主体的锻造是一种重要的锤炼。若回归常态，这类锤炼是否可能转化出一种日常的运作机制？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就处于和平状态，如果毛泽东是通过将文化问题置于综合性的政治过程来考虑从而超越了青年时代的自己，那么在当下，在主体锻造的过程中，文化教育是否也需要有一个类似的超越？
三、“人民战争”的历史面向与现实意义
汪晖：谢谢三位老师提出的问题，我也做了一点笔记，但是这些问题不是那么容易马上就能给出清晰回答的。
首先是梁展老师的问题。先回应一下他讲到的刘师培，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刘师培在1908年的文章中讨论无政府革命和农民问题，这和之后李放春老师提的问题有一定的关系。我觉得梁展老师说得非常对。中国革命中，很可能刘师培是最早的人之一，提出了中国人民是以农民占多数的，中国政府的财政以地租为大宗，所以当时他说要进行无政府革命，就一定要从农民革命开始。而且他说所谓农民革命者既抗诸税法，反对政府及田主，所以后面他说财产的共有，“必以土地共有为始基，而土地则以田亩为大宗”。所以如果农民实行土地共有，一切财产均可以为共产制。本来这里头已经包含一些非常特殊的因素，因为他在农民身上看到了通常被遮蔽的团结力和抵抗潜力，而且是跟共产主义财产制度之间的可能的联系，这确实是有很重要的预见性。但是，刘师培对农民革命的看法是从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角度展开的，实际上他是把欧洲工业社会阶级关系的分析方法移用于农业社会，分析人口、国家、财政和财产所有权。他一方面是很正确地指明农民革命的潜力，但另外一方面又误以为这种潜力可以从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中自发地，或者相对自然地产生出来。1928年以后，中国革命虽然挪用了欧洲的阶级分析方法，但强调的是农民作为一个革命力量的政治形成，所以革命党并没有以实行土地共有为途径，反而是以“耕者有其田”相号召，让贫苦农民从农业无产者转化为土地所有者，也就是通过分田来产生政治动员，进而在“人民战争”中促成，在土地改革中成为小资产者的广阔的阶层，在政治上实现无产阶级化。换句话说，农民阶级的经济地位和革命的政治意识之间有一个张力，这个张力也就产生了政治性的无产阶级形成的一个独特的景观，这跟欧洲的几乎所有革命者所理解的是非常不同的。
我觉得这是我要提到的一点，也就是跟刚才说的“人民战争”作为政治过程，对于形成新的政治力量和政治主体性，它扮演的角色，它不能一般地从社会经济结构当中自然地推演出来，而需要政治化，这也是政治化为什么在20世纪高度的政治进展中如此的重要的原因。我们需要理解“人民战争”，如果用毛泽东引用克劳塞维茨的话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是更为根本的，政治在地域上，尽管战争是政治的最高形式，但是他仍然是以政治作为它的基础的。反过来我说“总体战”，政治只是战争的延伸，所以它是服从于战争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战争只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政治也就等同于只有一种主权之间的政治，这跟人民战争的逻辑是非常不同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梁展老师提到对越自卫反击战，这个我没有系统的研究，虽然在几处提到过。但我想有几个脉络是可以帮助思考这个问题的。一个脉络就是“人民战争”和国际联盟战争之间的关系，这是我在朝鲜战争那篇文章当中已经分析过的。“人民战争”一般是立足于土地的，跟你自己的人民密切相关，但战争如果发展到了别的区域，不在你的国土当中，不跟你的人民直接发生关联的时候，它的含义会发生变化。那么，一方面“人民战争”的各种要素被组织在战争形式当中，但另外一方面，它已经服从于一个更广阔的国际联盟关系。这是当时在朝鲜战争的文章当中提到的。
在那篇文章当中我还提到过一个因素，我先简要的说，因为这跟李放春老师刚才提的问题有关系。抗美援朝战争动员开始以后，毛泽东专门给天津的工商界写了一封信。我在那篇文章中提出过，当时全国各地各个社会阶层，都在提出新的动员，并且支持这场抗美援朝战争，但是毛泽东没有简单地去给学生回信，或者给别的工人阶级回信，恰恰是给工商界回信，这跟他理解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家当中的位置有重要的关联，这是他首先需要考虑团结的对象，在经济上、政治上都需要团结的对象。
第二，对越自卫反击战可以放在中苏关系变化的脉络中来思考。安德森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将东南亚战争包括越柬战争，都解释为民族主义战争，也就是说，过去的社会主义运动没有能够解决民族主义的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实际上在1960年代，比如说1969年，中苏之间就已经出现了边界战争，而边界战争的溯源，从195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已经首先出现在两党之间，以后逐渐发展，从秘密的辩论变成公开的辩论，到最后从政党的发展为国家间的边界战争，它在形态上确实是国家间的战争。但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思考一个问题，20世纪这样的一种国家关系到底是放在民族国家间还是政党国家间？也就是说，战争背后的政治和政治价值，以及国际共运自身的分裂，和以国家间战争的形式出现的冲突之间到底构成什么样的关系？当然这种关系还须放在全球的地缘政治当中来加以解释，以后如果有机会，我希望有更成熟的看法来回答。
第三个问题，李放春老师特别提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位置问题，尤其是他特别提到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个人觉得毛泽东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因为1956年，也正是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泽东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以及后来公开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这一年的4月和12月，《人民日报》在他的主持之下发表了两篇社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我在论十月革命的文章当中实际上提到过，我觉得这是有直接的、密切的关系的。毛泽东在批评斯大林的时候，讲肃反的扩大化，忽视农民利益，以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错误等，一是说他主观性、片面性，脱离实际状况，脱离群众的问题。毛泽东在他引述1943年中共关于党的领导方法的决定时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诸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无限地循环。他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所以他对苏联，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的第一条，就是关于群众的问题、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领导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从这个角度说，他也总结了1927年到1936年，这个时期红色根据地肃反扩大化背后的问题。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革命主体的问题。这跟李放春老师提到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有密切的关系，他认为斯大林另外一个错误就是将中间势力作为革命的主要打击对象。所以他在分析苏联问题的时候，恰恰就是在诉诸“人民战争”中将人民和群众这两个方面结合为一个范畴的政治形成过程。毛泽东说过这么一段话，我觉得很值得推敲：在某种条件下，孤立中间势力可以是正确的，但是并不是在一切条件下孤立中间势力都是正确的。按照我们的经验，革命主要打击方向应该放在最主要的敌人身上，使他孤立，而对中间势力则应该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至少使它中立，并且应该力求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他从中立的地位转变过来，使他和我们成立联盟，以便有利于革命的发展。所以他强调了之前的整个政治的，包括中共自己在历史上犯的这些错误（极右的和极左的）。他强调在抗日战争的人民战争当中有几个主要方针：第一个是发展进步势力，第二个是争取中间势力，第三个是孤立顽固势力。其中进步势力就是指共产党领导的，可能影响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力量，中间势力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而顽固势力，当时来说就是消极抗日的、积极反共的、买办的等等。“人民战争”的基本的理念，核心的哲学性的表述其实就是矛盾论和实践论。也就是说在关于中间势力或者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问题上，毛泽东的基本理念里面包含了一个阶级，它不只是一个固定的被财产权所界定的社会范畴，同时也还是一个可以转化的政治范畴。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人民战争”和政治，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在人民群众当中，我觉得可能更加地有启发性。
跟这个问题直接有关的一个问题，是刚才罗岗老师提到的关于人民群众的话题，也是刚才张翔老师提到的，等到社会条件变化之后它的变迁，比如社会主义时期并没有战争，但这些状态是怎样的呢？我觉得在社会出现重大的事件时，某一种“人民战争”的要素就会被动员起来。动员的过程一方面是重新沟通政党和社会之间、人民之间的关系。第二个是打破在国家框架下它已经形成的官僚制所带来的固化的一些关系，因为社会动员过程会自然地使得这些部分发生松动。中国的革命和改革过程当中，事实上不断地出现这种动员的模式。我觉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过去的政治经验，在今天是有启发性和意义的。
最后一个问题，张翔老师提到的自我认识和文化教育的问题。自我认知这个问题是放在实践的关系当中，也就是辨别不同的社会力量，形成所谓的敌我友等等的过程中，才能形成新的自我认知。所以我过去引用毛泽东的论述，比如他说谁是我们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一般来说大家会把重心指向敌人和朋友，但是事实上关键的问题是通过这个关系，它形成的是新的自我认知，也就是关于谁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独特的论述。这就是刚才我觉得包括放春提到的民族资产阶级和统一战线当中，逐渐形成的不断扩大和不断壮大的我们的自我认知。这个自我认知需要在具体的社会实践当中，具体的社会关系当中，确认你的最低目标和最高目标的过程中，才能形成持续发展和壮大的关于自我的认知和我们的形成这样的一个关系问题。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教育这个问题不只是在和平时期，其实在“人民战争”时期就已经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一个特别值得探索的问题。这是长期的探索，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已经完成的、非常好的简单模式，其中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其他的教训。这个问题如果要讲起来，恐怕会非常复杂，我也希望有机会再和大家一起来深入地讨论这个问题。
（本文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外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政治：中国与世界”论坛第三届年会暨“人民：概念与历史”学术研讨会主题讨论的发言之一。）
本文编辑：陈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