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安当对儒家文化的理解与传播
利安当（Antonio de Santa María Caballero，1602-1669），字克敦，西班牙人。1618年，加入方济各会学习神学与哲学。1628年，同其他29位方济各会士前往菲律宾，翌年抵达马尼拉，并在该地区教授神学及学习日语，为去往日本传教做准备。1632年，在中国传教的一位方济各会士去世，利安当只能奉命更改赴日的计划转而赴华。他于1633年进入中国，不久，便卷入了“礼仪之争”。关于教徒是否可以参与祭祖、祭孔的问题，在华的方济各会士于1635年和1636年召开了两次会议，利安当负责将这两次的会议内容报告给菲律宾教区，向马尼拉总部的神学家征求意见。1649年，重返中国，并在山东济南传教。1665年，因“杨光先教案”被捕入狱，次年被驱逐至广东，最终在广东离世。
利安当对儒学的理解和阐发主要集中在第二次入华，期间完成了几部中文著作，以及向教会内部呈交的，由拉丁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撰写的多篇报告。现如今流传下来的主要中文著作有：《万物本末约言》《天儒印》《正学镠石》。《万物本末约言》大约成书于1653年，该书主要介绍天主教教义。后两部成书较晚，为利安当晚年之作。《天儒印》摘录“四书”中的部分字句，再用天主教教义进行诠释，旨在会通天儒。《正学镠石》主要阐释宋明新儒家的重要概念，如太极、理气、鬼神等，分辨天主教与儒家的根本差异，并站在天主教的立场对儒家展开批评。另外，利安当还有一篇在欧洲流传较广的西文报告——《论在华传教的几个要点》，这篇报告和龙华民的《论中国宗教的几个问题》有相同立场，皆反对耶稣会的传教策略，不过，结合利安当的其他文献来看，他对原始儒家的批判尚未达到龙华民的程度。1701年，巴黎外方传教会的西塞（Louis Champion de Cicé）主教根据利氏的西班牙语本译成法文，将之与龙氏的报告汇编出版，引起了多位欧洲思想家的关注，如马勒伯朗士和莱布尼茨对这两篇报告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回应。本期择取了刘耘华、姚文永、潘少铎、汪聂才、罗莹几位学者的文章，就利安当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展开探讨。
《利安当〈天儒印〉对〈四书〉的索隐式理解》发表于《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1期。刘耘华教授提出，利安当是最早反对中国祭祖拜孔礼仪的来华传教士之一，同时，他也反对用“太极”和“理”来表述天主教的“天主”，但是，在他晚期所著《天儒印》一书里，他以 天主教义理为基础对《四书》进行了大量索隐式的解读。本文从“天主”的表述、“天
主”的属性、基督徒的德性等几个方面阐述了这种牵合式“印证”解读的具体表现。
《从〈正学镠石〉看西班牙基督教学者利安当对物的认知—兼谈其对儒家万物生成说的批判》发表于《基督教学术》第十八辑。姚文永教授主要从利安当的中文《正学镠石》着手，利安当坚定地把万物的来源归为天主的造化，认为物存在的前提与基础是本性实有。利安当把物界定为自立者与依赖者两种，同时，从物的形态上而言，物又包括有形者、无形者等两种。从物的存在基础而言，自立者高于依赖者，同时，物必有质、模、造、为等四所以然，这是物的生成模式。在此基础上，利安当对儒家的太极造化万物与天自然而生等理论进行了批判。
《跨文化经典文本的诠释：从利安当与〈天儒印〉谈起》发表于《民族论坛》2014年第4期。潘少铎博士总结道：利安当的《天儒印》一书，为我们研究和从事经典文本诠释工作，提供了一个范本。无论这类工作的成果最终是否被接纳，但我们却因着这种冲突，看到诠释本身就是相异的文化系统之间的疏离、对话和跨越。这样的活动，使经典文本、意义诠释，和生活世界这个文化系统，从正面或反面，都获得了新的理解，拓宽了人们自身的理解能力。利安当等人开启的对话局面，是基督教中国化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利安当，还是后来者，当他们用汉语写作，用汉语典故表达自己的见识的时候，就已经行走在中国化的路上，就如同基督进入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断进入各个民族和文化系统的成为肉身的历程。对汉语经典文本进行基督教诠释和注释，不仅会使基督教披戴上这 块土地孕育出的古老文化的肉身，也使得中国文化，获得了更加丰富的意义世界。
《方济各会士利安当中文著述中的“鬼神”与“祭祀”问题》发表于《贵州社会科学》2020年第8期。汪聂才老师提出，最早发起中国礼仪之争的方济各会士利安当，自然很重视祭祀问题。氏著三本中文著作中，皆有谈及祭祀问题。尤其在《正学镠石》一书中，利安当首先批驳了儒家的“鬼神”观，指出他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继而对新儒家为主的各种鬼神观逐一予以驳斥，指出儒家并没有理解真正的鬼、神，因而祭拜错了对象。其次，利安当批判儒家祭祀礼仪中以牲酒币等物品祭祀，他特别批判了祭祀礼仪中的立尸礼仪。最后，利安当阐述了天学即天主教之祭礼，实乃天主所亲授，而中国古代典籍所言“昭事上帝”即是祭天主之礼也。分析利安当对儒家鬼神观和祭祀礼仪的批判思路，从中可见利安当同耶稣会士利玛窦一样，利用中国古代典籍尤其是孔子教诲来批驳当时新儒家之观念和礼仪，亦是一种
与耶稣会士的文化适应政策相似而有别的文化调适政策。
《利安当与“中国礼仪之争”》发表于《国际汉学》2023年第2期。罗莹教授认为，“中国礼仪之争”是中西关系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围绕中国礼仪的合法性问题，多个来华天主教修会、罗马教廷、清廷乃至法国启蒙思想界都卷入这一旷日持久的争议之中。罗教授拟以在“礼仪之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托钵会士利安当在华活动为线索，一方面聚焦于反对耶稣会文化适应政策的一派来反思这一历史事件爆发的原因，另一方面基于利安当主要的中外文著述来考察其儒学观的转变，试图厘清他与同为反对派的龙华民之间观点的差异及其来华后期向“利玛窦路线”的靠拢，以期进一步揭示对中国礼仪持不同立场的来华传教士之间，既存在有目共睹的批评斗争，又在中国汉语神学的术语建构及书写践行上保持着密切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