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扩展文献视野——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深广度
作者：胡逢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 2020年第3期，转自超星期刊。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一直受到学界主流的重视，成果颇丰。如果说还存在某些不足的话，主要是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或认识上的局限，整个研究的范围显得比较狭窄——绝大部分的研究都集中在对红色史家及其论著的反复探讨，追求的是发现和表彰纯而又纯的“正宗”马克思主义史学，以致“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叙事把现代学术史上本来是一支很雄壮很庞大的唯物史观派学术力量写得越来越单薄,直至最后只剩下有数的几个人。‘学术史叙事’的‘革命史化’倾向,可能是这一现象产生的主要根源”①。显而易见，这样的研究，即使用意再好，也不免把原本进程曲折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引向简单化解读，并不能完整体现其内涵的丰富性。
何谓马克思主义史学？简单来说，就是围绕着自觉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治史所产生的各类史学活动及其论著，至于参与这一事业的人和著作对唯物史观的认识程度及对某项历史问题的研究结论是否正确，那是另一层次的问题，不应成为研究者衡量此事的基本标准。应当看到，在唯物史观传入中国的初期，赞成和学习运用的人群中存在认识程度的不同，完全是一种正常现象；即使理论水准相近，对同一历史问题的研究也不一定得出相同结论，其间存在相对正确或者不甚正确的差别，在实际中都是常见的。鉴于此，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种学术活动，与其政治实践相比，理应具有更宽的尝试和讨论空间，尽管其中有些会对社会政治实践产生直接影响，但一般来说，作为一种学术活动的形态，即使其中存在因认识不足而导致的明显偏差或失误，与政治实践中的“路线斗争”也远非一回事。就此而言，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完全应当也可以在更宽广的视野内扩展文献史料的工作范围，以此加深该领域原有的研究基础，进而激发一些新的思路，发现并解决一些新的问题。
此外，在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一种具有强大学术生命力和历史穿透力的思想武器，对许多非中共学者同样产生过广泛而程度不等的影响。尽管与通常所指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相比，这个群体存在着种种认识和实践层次上的差别，但从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潮的角度看，实为一个整体的不同侧面，也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思想文化遗产。我们的研究如只关注前者而忽略甚至遗漏对后者的考察，必然会不恰当地缩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现代史学上原本更为宽广的学术版图。
总之，与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过程一样，中国史学界传播、接受、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治史同样经历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历程：从最初的粗浅摸索到渐趋精纯，从开始认识上的多歧到逐渐形成基本的主流共识，从简单套用新史观到走向注重结合本土实际的理论中国化。如果尊重这一历史进程，那么，我们的研究就不仅要重点关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主流史家的活动，还应把那些运用唯物史观治史但其认识和实践曾有过某种反复、不足甚至有瑕疵的史学活动和现象也纳入这一考察范围。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拓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史领域的研究，真切地反映全部的历史过程，从中探得甘苦得失，正确吸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使之更好地得到继承和发扬。
据此，欲对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有所突破，除深入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理并坚持在社会实践和史学实践中不断有所深化外，努力扩展文献史料的视野同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这就要求相关研究者在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主流史家文献的搜集和研读之际，注意搜寻那些长期遭受忽略或因各种历史原因被置于边缘的相关史学文献。具体来说，这类文献主要包括如下部分。(1)部分因去世较早而长期受到忽视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如魏野畴、张伯简、阮啸仙等。(2)部分早年参加过中共，后虽因各种原因脱党，但其历史研究仍能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学者，如施存统、西门宗华、李文钊、张健甫、陈竺同等。(3)部分参与过托派活动的史家。中共党史上托派组织的形成，情况比较复杂，人员加入的程度也参差不齐。对于其中部分曾经或一直运用唯物史观治史的学者如李述礼、郑超麟、李季、赵济、陆一远、杜畏之等，其相关著述也应纳入文献的搜集和研究范围。(4)其他非中共学者中曾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和写作史著的学者，如国民党人士胡汉民、陶希圣、胡秋原以及冯友兰等人的有关论著。(5)除搜集和鉴别上述文献外，还应采取田野工作的方法，努力访寻与此有关的未刊稿以及史家的日记、书信、图片等资料。
这些相关文献的存世数量，应当说不算很少。唯因分布散漫，且不少作者的政治思想及其前后立场变化复杂，对之进行系统梳理辨析并非易事。加之其中许多作品单从书名看则根本无从判别其真实的理论倾向，需要在查核过程中，结合作者生平事迹乃至书籍内容等信息多方参稽，方能确证和减少遗漏或错判，这无疑更加增添了搜寻工作的难度。
兹据上述思路，试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1900—1980八十年来史学书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为主，并参考一些相关回忆和网络资源，对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文献的内容分布略加梳理，并对其所反映的总体状貌稍作分析(见下表)。
列入该表统计的本土著作和外来译著两类共约500种②，从文献内容的初步分类和比较看，至少透露出以下信息。
(一)两类著述的共同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唯物史观原理、社会发展史、社会经济史和革命史等四个方面，其中尤以社会发展史和经济史的讨论占比较大，可见这些著译者都急于通过唯物史观提供的崭新社会发展观，帮助当时的民众认识历史演变趋势，为现实社会改造和革命提供理论依据。
(二)在唯物史观原理的论述方面，本土著述仅14种，数量远较译著的40种为少，可见这一时期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主要仍处在从国外译介和学习领会阶段，而鲜有本土特色的系统之作，足见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就本土具有唯物史观主导倾向的史著而言，其关注的重点尚有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和中外思想文化史诸端。与当时国内占主流地位的学院派史家(如掌控主要国立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胡适、傅斯年等)始终偏向古史研究的风气相较，其古代史研究不但人员少，而且成果数量与前者也不在同一等量级上；唯于近代史研究方面堪与匹敌，且大有超越前者的趋势。特别是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向全党提出“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开展近百年中国史包括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的研究，更是极大地鼓舞了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对该领域研究的热情，这方面的研究实绩若加上革命史中有关中国近代的部分，至少达62种(包括两种中国农民战争通史研究)，与中外思想文化史一样，占比都在19%以上。之所以如此，显然是近代史与当代中国的关系最为密切，对当下的社会革命最具直接启示的意义之故，而对社会运动史的讨论用意也不外如此。至于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述作，尤多集矢于政治思想史的讨论，这一现象与新文化运动之后学术思想界反复涌起的崇儒与反儒、玄学与科学、唯心与唯物诸论战有相当关系，其中大多饱含着战斗激情和对现实的深切关怀。
(四)译著的情况，论其渊源，则原著来自日本者41种，多集中在1920年至1937年，其后至1943年仅2种；来自苏俄者80种，分布于1927年至1949年间，最高峰为1929年至1933年的34种，1934年至1937年为12种，1945年至1949年为17种；来自德国有21种，分布在1920年至1939年；来自美国为8种，集中在1923年至1933年；英国为2种；法国为3种；意大利、匈牙利各1种；其他来源不清的编译之作20种。论各时期的偏重，大抵1930年之前多译自日本，之后渐转向以苏俄为主。至于原作者，则除马恩列斯外，还包括了第二国际的考茨基、苏俄的普列汉诺夫和托洛茨基等人的相关著作(这几人后虽成为“机会主义者”或被定性为“反革命”，其理论也存在某些缺陷，但不可否认他们的某些作品在唯物史观学理的传播史上曾起过一定作用，故仍当置于这一大的思想范畴内加以考察)。凡此，皆可从中窥见国内不同时期唯物史观史学的理论渊源所自和风气转换关节。
由上可见，这一时期唯物史观主导下的历史著述，大多具有比较明显的现实诉求和社会改造或革命的指向。
在扩展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文献的过程中，由于文献作者的队伍成分较复杂，并牵涉一些现代政治历史问题，故处理这些文献尤须避免简单化思维和方法，在辨析和研究的过程中应始终坚持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正确把握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才能减少偏差。对此，笔者愿就个人思虑所及，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首先，此项文献的搜寻研究，应适当加强动态性的考察。本来，文献一旦形成，便逐步演化为一种比较稳定的形态，故相关研究通常以静态剖析居多。但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文献是当时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极为错综背景下的产物，在不长的数十年间，部分作者思想和政治立场前后变化很大，导致其著作前后可能呈现极为不同的思想面貌。故只有深入体察其历史背景和人物思想变化的动态，方能真正揭示此类文献的理论特征，这就要求研究者格外注意以下原则。一是判断一部史著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文献的考察范围，不能简单地以人物定性替代文献定性，而应根据一个历史人物的整个人生思想轨迹作出具体判断——只有在他基本信奉唯物史观时期的著述，才具有这种性质。也就是说，即使是马克思主义史家，在他尚未接受这一科学历史观之前的著作均不宜列入此范围；而那些曾一度接受过唯物史观，后来虽因种种缘故脱离甚至背叛了这一理论的史家，只要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写作的史著，就应作为考察对象。二是对著作思想的判别不求纯粹化，而是要看其主流，只要该史学文献的主导倾向是唯物史观，即使其中存在某些认识上的缺陷或其他非主要的思想成分，也可纳入考察范围。当然，在史学观点的梳理上，应分清主次，并说明造成此类现象的历史与个人原因，以免误导读者和征引者。三是应注意那些经修改再版的史学文献，比较前后的更动情况，并分析其得失和思想变化轨迹。
其次，对此类文献的评价，应从过去比较单一的政治标准改进为学术、文化和政治等多层次相结合的综合评判。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文献是距当代中国最近也是关系最为密切的学术文化遗产，相关研究易牵涉一些比较敏感的历史与现实问题。正因如此，在涉及相关人物及其作品的评价时，过去比较通行的方法是以政治标准划线甚至以政治标准替代一切。这种方法在遇到比较复杂的历史问题时，就需要作出更为具体的分析。有学者曾提出，在评判唯物史观史学时，不妨将“学术”的马克思主义与“政治”或“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作相对的、适度的分离和切割”。但就笔者梳理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文献的感受而言，当时这类著作中的大多数(包括胡汉民、陶希圣等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所作的探讨)几乎都带有自己的政治和社会诉求，在这种情况下，恐怕很难将“学术”和“政治”进行有效切割。因此，除非有确切证据表明某些作品的主观意图确系出于对纯学术的追求，对大部分穿插着学术和政治等多重因素的文献，似仍应按照其本来面目，对学术、政治和文化等因素展开多层面的讨论和综合评价。
再次，在扩展文献视野、推进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深广度的过程中，应努力提高研究者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辨别能力和政策水平，既要注意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争论焦点和特征，也要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出现的一些不同学术流派、思想认识分歧、内部层次差别以及学术思想和政治立场的关系，特别是对其中出现的一些复杂的思想矛盾现象，应结合一定的历史条件，用发展、辩证的方法，进行具体而实事求是的分析，不应以简单的非此即彼判断为满足。只有这样，才能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总体特点和发展趋势作出比较正确的概括。
①王学典:《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重塑》， 《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