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赟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礼运学的综合研究》结项优秀
2023年3月30日，陈赟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礼运学”的综合研究》获得结项，该成果被评为“优秀”等级。
项目类别：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项目名称：“礼运学”的综合研究
负责人：陈赟
工作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批准号：18AZX009
负责人简介
陈赟，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出版《中庸的思想》《回归真实的存在：王船山哲学的阐释》《周礼与“家天下”的王制：<以殷周制度论>为中心》等十部著作，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30多篇。
项目简介
《礼运》是讨论秩序（礼）之起源、演变、运作、变迁及其根据和意义的“通论”性著作，自西汉戴圣编入《小戴礼记》，一直放置在《礼记》的架构下被研究，但在近现代中国思想与社会的转型中，成为最具有思想价值与影响力的少数几个文本之一：（1）在学术层面，它有类似于《大学》《中庸》在两宋时代的升格运动，从《礼记》中独立成篇，得到了特别的关注，而且发挥了重大的思想与理论潜力；（2）在实践层面，太平天国运动、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都对之表达了关注，《礼运》的大同与小康学说甚至独立于《礼运》，并成为历次社会运动的理念纲领。从学术思想上对《礼运》的综合研究仍然不够充分，一方面《礼运》的文本结构与整体脉络没有得到系统的处理，这使得对其的研究与它在现代的重要位置不成比例，另一方面历代的《礼运》注释没有得到系统处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礼运学’的综合研究”在全面研读历代注疏和解释的基础上，对《礼运》这一文本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围绕着秩序之思，在世界文明视域中对其中的秩序之思进行了富有新意的阐释，对已有的《礼运》研究做出了一定的推进。
《礼运》秩序之思的结构
《礼运》的秩序之思立足于从三代以上“治出于一”到三代以下“治出于二”的秩序变局中，轴心时代的精神突破运动构成《礼运》秩序之思的位点，《礼运》参与了周秦之变与新秩序的奠基。
《礼运》中最为引人注目也备受近代以来人们关注的是开篇的大同叙事和小康叙事。传统的以郑玄以代表的主流解释将大同与小康理解为公天下的帝道、家天下的王道之别，这一解释主导了自汉至清传统中国时代的《礼运》理解，但礼运文本自身虽然支持将三代王制与小康关联起来，但是并不支持将大同与尧舜之治关联起来。郑玄的解释系统开启了将大同实体化的构思，即将大同或者作为一个特定的秩序典范——帝道，或者作为人类历史过程中的一个具体阶段——五帝时代。此后对大同的目的论解释和乌托邦主义解释，都加剧了大同的实体主义解释取向。这样，大同既被认为是礼运秩序之思的出发点，也被视为秩序之思的归宿地，回归大同就成为一种目的论的历史哲学解释。然而，就《礼运》自身脉络而言，从大同到小康，正是礼的兴起，而人类秩序的归宿地则是大顺。换言之，大同——小康——大顺，构成了礼运秩序之思的结构。在这一语境中，我们认为大同是原初秩序经验在社会层面的表述，正如太一是原初秩序经验在宇宙层面的表达，作为原初秩序经验的大同只能作为出发点，而不能作为实体主义或目的论或乌托邦主义的目的地。这里的关键是对于大道之行与大道之隐，基于形上学的视角做出新解释，重在区分大道与常道、可道之道的不同。只有哲学地分辨这些概念，才能真正解决历代诠释者所困扰而又纠结、深感棘手的大道之行与大道之隐的问题。如此，才能进一步理解历代诠释者长期忽略的“大同”与“太一”的关系问题。原初秩序经验本质上就是原初宇宙经验。原初宇宙（Kosmos）体验本身就包含着秩序（order）的内涵，但这里的秩序超出了由语言及其逻辑定义的秩序，而是一种各个要素之间的均衡关系。
基于以上构思，则小康与大顺分别是三代以上和三代以下的秩序类型，前者是历史中建构的典范性秩序类型，后者是着眼于未来之可能性的理想秩序类型。对《礼运》中的小康叙事可以有不同文本语序的编排，这些不同编排蕴涵不同意义。最典型的郑玄—孔颖达版本、王船山版本、孙希旦版本等的分析与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版本的小康叙事中隐含的神显思路、圣创思路和文明史观思路，其实可以在文明史观的思路对前二者进行整合。
秩序的两层根据与三重结构
《礼运》秩序哲学中的秩序根据问题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次为太一（太一之天），第二层次为天道、地义与人情，第二层次由第一层次分殊化而来，但治出于二状况下的秩序（礼）只能根植于第二层次，因而秩序的直接根据是天道、地义与人情。在“治出于一”的语境中，秩序的担纲者是帝王，秩序的根据是天命，地义与人情并没有从天命中分化，更谈不上作为独立的一极，人情作为根据在“治出于一”的社会中并没有被凸显，其意义并不能独立于天命；但在“治出于二”的语境中，秩序的根据发生了分化，不仅天道，而且地道、人情都是秩序的根据；不仅如此，与地道相关之义，与人道相连通的人情，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正是由于人情，天人之间在本然意义上总是并非和谐，而是充满张力，毕竟，脱离人之参与的宇宙之自然主义发展，未必符合人情的需要；人情构成了人参与宇宙过程的动力礼制，化本然的物理宇宙为意义的宇宙的过程，其实正是源自人情的推动。
《礼运》对于秩序三重根据的思考，可与西方文明传统形成理论性的对勘。西方基督教传统将秩序奠基于超越性的绝对普遍性，它具有突破等级秩序的解放功能，但其问题则在于引发了一种同一性和均质化的普遍性，无法深层地支持多元共生的主题。相对而言，《礼运》中的天道、地义、人情的均衡与协调，意味着一种“具体普遍性”，为秩序提供新的普遍性基础。“天经”、“地义”与“人情”三者共同支撑、相互渗透，构建了一种颇具活力、又接地气、合人情的具体普遍性。从“天经”到“地义”再到“人情”，意味着普遍性的“下行性”的层层落实；从人情到地义再到天经，则意味着普遍性的“上行性”的自我调节，即“天经”构成“地义”的调节形式，“天经”与“地义”都可以作为“人情”的调节形式。与此上行性、下行性过程同时展开的是，三个向度的交织叠构，即每一因素就其自身而言都是不完全性的，而不得不向着其他因素开放自身，天经的下行并非对其普遍性的否定，而是进一步的充实。
仁、大顺与天地之心
《礼运》指出人与秩序的相互参与的本质，这就是将人定义为礼义性的存在的深刻根源。它提出的“人者天地之心”，具有深刻的哲学内蕴，呈现了人与宇宙关系的复杂面貌：既指向人是小宇宙，又指向人作为万物整体的映现，这些都构成了对人的极具深度的理解，但这种理解并不消解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对“人者天地之心”的理解，表明《礼运》已经将三代以上的宇宙论秩序转化为意识中的秩序，即它被安置在人心、人情合人性的背景结构中加以处理。仁作为人性的本质以及作为天地之心的内涵，会通了人与宇宙。
以仁为根基是“三代以下”秩序思考的根本，人性论在“三代以下”的兴起，正是这一点的体现。从“三代以上”到“三代以下”的治教格局变化为秩序的理念提供了新的位点，这就是“仁”作为秩序的理念根据。唯有立足于仁，秩序才能从给定的习俗性伦理生活或根于天命的秩序创建转变为根基于人性，尤其是人情与人心的秩序。毫无疑问，这是周秦之际精神突破的最重要成果。伴随着这一成果的是，秩序的性质在三代语境中，是将人绑定在宗族共同体中用以确证人的成员身份与资格的方式，用以巩固一种集体主义的生存样式，但在“三代以下”语境中却被用来指引个人在共同体中相与为人，即共同成就人格的方式。如果一种秩序不再与人的自我成就——“成人”——的要求相关联，那么秩序本身便不再具有正当性的基础。
三代以下的秩序之所以必以“大顺”为理想类型，不同于“三代以上”的“小康”，乃是因为在三代以下，发生了身、家、国、天下的实质性分化，发生了天地人的分殊，而“大顺”的理念则是这些分化的秩序要素的再整合：“大顺”一方面是身、家、国、天下的有序和谐，另一方面则是天道、地义、人情的有序和谐，第三个层面则是成己、成人、成物的并行不悖。“大顺”展现了“天下一家”的理想，它既不同于大同的原初秩序经验，也不同于三代以上的小康。正是基于以差异性与分别性界定的礼，而不是以普遍同质的法，才能够达到“天下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