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选取了瞿骏老师有关“五四”运动前后一些人与事的数篇论文，其中既包括钱穆、陈独秀、胡适等近代重要的历史文化人物，也涵盖了诸如边缘知识青年和“老新党”等处在主流叙事的边缘地带的人与事。
《新文化运动中的“失语者”——论凌独见与五四时代》一文发表于《学术月刊》2016年第4期。在新旧分明的历史叙述之中，凌独见在浙江一师的“非孝”之争中展现的是“卫道守旧”之形象。但文章认为他并非“卫道”青年。凌氏与“新文化”主流之间是一种既迎合又排拒的复杂联系，这种联系深刻揭示了边缘知识青年在五四时代里跌宕起伏的生命境遇。
《老新党与新文化：五四大风笼罩下的地方读书人》一文发表于《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文章关注到当五四大风在各地蔓延时，除了与新文化一拍即合的边缘知识青年外，另有一个重要群体即由清末新党转化而来的“老新党”群体。文章认为这种尴尬而复杂的状态让“老新党”对新文化既不得不适应,又会有强烈的排拒。
《觅路的小镇青年——钱穆与五四运动再探》一文发表于《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2期。文章围绕钱穆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从目前各种新发现的钱穆早年史料出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新思想潮流怎样影响了江南地方社会？钱穆以何种方式介入了五四运动？从“看《新青年》”到“决心重温旧书”的内在理路为何？外部环境又对这种转折有何影响？并对这些问题做了更为细致的解读。
《陈独秀与“万恶孝为首”谣言考论》一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4期。文章将陈独秀与“万恶孝为首”谣言作为讨论“五四”后文化运动与政治行动之演变的个案。这一事件与“五四”之际新文化同人因攻击家庭伦理所影响的社会心理基础有关,也折射出“五四”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破除旧礼教与重建新伦理的困境所在。
《“齐王”为何终不前——钱穆与胡适的初见》一文发表于《读书》2021年第3期。文章用“对看”的方式来再讨论钱穆初见胡适这一个案，推进了钱穆回忆录《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的“背景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