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历史神圣”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二题
作者：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1期，转自中国知网。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作为全国高等学校本科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对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对党和党的事业之忠诚与信仰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和意义。忠诚和信仰源自现实，但成就于“神圣”。在中国传统中，中国人相对缺乏“宗教神圣”，但有源远流长的“历史神圣”。这种“历史神圣”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历史的作用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历史如何叙述与君主统治的合道性(“合法性”是一个植根于西方语境的概念，在中国史语境里，“合道性”既包含“合法性”又大于“合法性”)紧密相关；其二，历史不是如今人想象般有那种“纯然客观”的历史，而是担负着对人之善恶与事之对错进行“褒贬”的重大责任(1)，这种重大责任的典型反映就是所谓“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其三，“秉笔直书”并不是指记录实证意义上的所谓历史“真相”，而是通过“直书”来坚持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大是大非，这种大是与大非在具体历史情境中会暂时被破坏或转换，但在人心中它们依然能神圣而永固，否则在读书人看来就是“亡天下”的表现(2)。
由中国传统的“历史神圣”返观今日“纲要”的研究与教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当“纲要”的历史叙述面对种种以“真相”“客观”“细节”等为名的历史叙述之挑战时，“纲要”该如何切实应对这些挑战。应对的方法，大概一方面不能仅仅满足于揭示对手方的“真相”为假、“客观”为“主观”、“细节”为虚无；另一方面亦不能以直接忽略、鄙弃和无视的态度来消解对手方。以笔者浅见，真正的应对大概在从中国文明大历史的传承中重新定位和书写中国近现代史，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建立起国人心中的“历史神圣”。这种“历史神圣”的建立大致可落实在以下两个问题。
一、如何讲述中国近现代史的“起点”
“纲要”判断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笔者深深理解这一概念对于“纲要”教学和研究的奠基性作用，因此并不在此讨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适用性。不过当我们讲近代中国发生了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之时，总得去讨论“变化之前是何模样”，即“封建社会”尤其是明清时代的“封建社会”究竟是何模样。
这无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因为无论是政治和经济还是社会和文化，明清时代都呈现极其丰富的面相，中外学界也涌现出诸多新成果与新解释，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即“纲要”如何与学界研究相对接？一方面当然不能也不可能照单全收，但另一方面，若仍停留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机构，一方面巩固和维系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延续，另一方面也使其前进缓慢甚至迟滞，并造成不可克服的周期性的政治经济危机”(3)，则“纲要”的教学和研究也会面对一些问题。
造成这些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若以一个用“专制”“腐朽”“黑暗”“缓慢”“迟滞”“闭关自守”“故步自封”等词汇来定位的“封建社会”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起点”，虽也道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部分特点，但也可能就此陷入20世纪初欧美列强把“中西之别”悄悄转换成“古今之别”的重大文化危机。在“古今之别”里，前述那些用来描述封建社会(实际上是“中国”)的关键词背后其实隐立着另一些关键词，它们是用来定位甚至歌颂“西方”的(4)，比如“民主”“自由”“先进”“光明”“发展”“自由贸易”“开放进取”等等，若是用“纲要”中的表述则为：“到了鸦片战争前夜……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5)这一表述当然大致不错，但“落后”究竟是指什么方面的“落后”，若指的是中国各方面的“全盘落后”，进而以列强为现代而中国为古代、列强为文明而中国为野蛮、列强为先进而中国为迟滞，则“古今之别”无疑造成了列强与中国在历史发展序列中的位置固化，且这种“固化”因古今的单一线性而不太可能得到改变。
若我们能跳出“古今之别”的窠臼，转而以“中西之别”看中国“封建社会”，则所见会相当不同。因为在“中西之别”里，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书写可喻之为一个音乐家的传记，西方历史的书写可喻之为一个网球手的传记。网球手传记中记录的进步点滴与辉煌时刻在音乐家传记中可能全无踪迹，但这并不妨碍音乐家传记里也有属于音乐天才自身的进步点滴与辉煌时刻。(6)由此英、美、法的政治革命、列强近代工业革命和依次前推的宗教改革、大宪章颁行、文艺复兴等固然为西方历史的“进步”，却不必在中国历史中去强行一一对应，孜孜以求。明清时代自有其本身的“进步”，如疆域版图的扩大、人口的急速增长、多民族治理模式的完善、全国性市场的形成、海外贸易的发展等。这些内容其实都可以与“纲要”中的表述在一定程度上加以结合，以重新认识中国近现代史的“起点”。
这种重新认识建基于谈论中国历史的两个基本大前提——地方大与人口多。及至明清时代尤其是清代，中国的疆域范围达到巅峰，人口也在爆炸式增长。这两个基本前提造成了当时中国既享受着“大”的好处，也面对着众多“大”的难处。好处与难处的错综并存正是明清时代“封建社会”之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清时代“封建社会”政治的基本特点是国家基于郡县制的大一统集权。若无“大一统”和“权力集中”，则如此庞大国家的治理就会出现严重问题。但在郡县之下，中国广大基层社会又处于实际的“自治”状态，遂导致日后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常讥之为“一盘散沙”。但正是这“一盘散沙”式的基层自治状态，保证了明清政府能以相对小的“制度成本”来处理一个大国需要面对的各种复杂问题，这是“大有大的好处”。但对一个政府来说，以相对小的“制度成本”来治理一个庞大国家，承平年代无太大问题，但如果遭遇严重天灾和对外战争，这个政府就会因动员能力不足而难有大的表现，这是“大有大的难处”。(7)
第二，明清时代“封建社会”经济的基本特点是以农耕为主的自然经济，但自然经济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市场和贸易。16世纪和17世纪，“中国是世界上产业最先进的国家。中国的丝绸、瓷器等是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对外贸易全部顺差”，中间虽然经过萧条，但到清前期尤其是康雍乾三朝，“市场规模空前扩大，市场组织、商品结构、运储条件均有改进”。不仅有地方小市场，亦有区域大市场；不仅有中、近距离的贩运贸易，亦有远距离的长途贩运贸易。(8)此种商贸的演进和疆域扩大与人口增长带来的各种效应都有密切关系，这是“大有大的好处”。不过当时虽有经济增长、市场扩大、贸易繁荣和商人实际地位的上升，但在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的观念里，仍以耕读传家为“本”，贸易商业毕竟为“末”。这常让中国人不太重视“富强”，所谓“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9)。与不重视“富强”相对照，中国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历朝历代均非常重视“民生”。在一个还没有“万国竞争”的时代里，不重富强而重民生实是一件好事，而非一件坏事。况且一个不太重视“富强”的国家却能创造出一个“康乾盛世”，其中的历史因果更值得深入探究。
第三，明清时代“封建社会”文化的基本特点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融合道、法、释诸家，以“天下”为基本架构，造就了一套既具有和平特征又极富包容性的中国文化，其以科举制为平台，一方面成就了“靖一国之思想，同一国之风气”的国内思想文化环境(10)，另一方面远播朝鲜、越南、日本等亚洲各国，在价值观输出上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对于中国文化，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它对于一个以地方大、人口多为基本前提的国家的重大意义，这个重大意义就是中国那么大，人那么多，每个地方都那么不一样，在那么多“不一样”的基础上，一个整体意义上的“中国”是如何出现的？正是依靠中国文化的包容和整合力量，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无数当年的“蛮夷”因文化的接受而变成了今日的“华夏”。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百多年来给中国文化加上了太多的“污名”，似乎这套文化已成为前进的桎梏。其实正如钱穆所言，不要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否则就是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11)。
总之，中国的确是背负着沉甸甸的“过去”蹒跚地走进了近代，这沉甸甸的“过去”让我们“船大不易掉头”，饱尝艰辛和苦难。但在100多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也正是这艘古老“大船”载着我们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因此对这些沉甸甸的“过去”，大概要做重新审视。曾几何时，它们被称之为“历史包袱”，但即使是“包袱”，也不必一定全部“卸之而后快”，否则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传承就无从谈起。何况在“历史神圣”的眼光下，沉甸甸的“过去”同时意味着祖先留下的丰厚财富，其完全能为当下和未来提供富含本土性的思想资源，进而产生充沛的前进动力。因此“纲要”如何在文明史传承的框架下带着“温情和敬意”讲述中国近现代史的起点，或是个相当关键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又与下文要谈的如何看待中国近现代史沉沦与荣光的辩证统一之问题具有内在的密切联系。
二、中国近现代史沉沦与荣光的辩证统一
在“纲要”原本的框架下，中国文明进入近代的过程是一个由封建衰世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不断“沉沦”的过程。由此“纲要”和中学历史教科书的衔接一方面是顺理成章的，但另一方面也是基本没有差别的。中学生对黑暗、屈辱的中国近现代史的根深蒂固印象到了大学也依然如此，以致“纲要”虽然也讲“抗争”，但好像总是“屈辱性历史记忆”太多，“抗争性历史记忆”较少，“荣光性历史记忆”更无从谈起。正如近来有研究者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继承五四精神，继续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就“要更突出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的斗争精神，要让人民不忘历史上遭受的各种伤害，但不能简单地把爱国主义教育扭曲为屈辱史教育，异化为对仇恨记忆的强化”(12)。
对此，我们一方面要承认中国近代“沉沦”的连续性及其带给当时国人和今日国人的巨大屈辱感，这当然是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前半部分非常重要的面相。但另一方面，在“两个一百年”即将到来之际，如何以新的视角观察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从中国人民持续不懈的“抗争”出发，充分阐释由“抗争”带来的“荣光”，进而从沉沦与荣光的辩证统一来解读中国近现代史。这大概需要一系列文章的细致讨论，限于篇幅，本文略谈两点：一个是如何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近现代史沉沦与荣光的辩证统一，另一个是如何从世界新秩序建构的角度来看中国近现代史沉沦与荣光的辩证统一。
从第一个问题说，若判定中国近现代社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则这个“半”字需要在教学和研究中特别加以注意。“半”字在一个维度上意味着“主权丧失”，即“纲要”所说的“中国已经丧失了完全独立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被殖民地化了”(13)。但在另一个维度上，“半”字意味着在那个梁启超称之为“民族帝国主义”的时代里，中国从未沉沦为“直接殖民地”和“完全殖民地”。“纲要”的表述是“还有一定的主权”，“与连名义上的独立也没有而由殖民主义宗主国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尚有区别”(14)。
其实何止是“尚有区别”！在世界范围内看，这是了不得的“荣光”。中国近代史“沉沦”到底的时刻一般判定为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纲要”亦强调从《南京条约》到《辛丑条约》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直至资本—帝国主义“日益成为支配中国的决定性力量”(15)。但若能有世界比较的眼光，则会发现在中国“沉沦”到底的时候，非洲90%的地区、亚洲56%的地区、美洲27%的地区以及澳洲全部，都已沦为列强的直接殖民地和完全殖民地(16)。而中国在列强的步步紧逼下却仍能保有相当一部分主权(17)。除中国外，同时期世界上能做到此点的仅有五个国家，即波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埃塞俄比亚、泰国和日本(18)。
进一步说，若以清朝鼎盛时期的版图作为标准，在20世纪上半叶，世界上的诸多老大帝国如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奥斯曼帝国都已维系不了旧日的版图，纷纷解散离析、土崩瓦解，昔日的荣光只能留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只有中国虽然在清朝灭亡后经过多次政权转移，但大体上保持了清朝旧有版图，并在此版图基础上一步步走向“大国崛起”。因此从“秋海棠叶”到“雄鸡”的中国版图变化，并不能仅仅看作割地赔款的“屈辱”。在一个充满血与火的时代里，中国人全力抗争，苦苦坚持，正是这种抗争和坚持保留住了原本广大领土中的绝大部分，这难道不应当视之为一种“成功”？(19)那么究竟如何判断一个国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成功”与“失败”呢？这决定于笼罩这个世界的秩序是怎样的，因此就要讨论第二个问题——世界新秩序的构建。
近代中国之“沉沦”虽然具体表现在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但最为可悲的“沉沦”不在于此，而是表现在经过了自1840年起60多年被侵略的痛苦历程后，到20世纪初中国自身尤其是在一部分读书人中竟开始流行起“沉沦”不是列强侵略的结果，而是列强不得不为腐朽老迈之中国带入“文明”的论调，基本内容说的是中国在60年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乃因为从器物、制度到文化的全面落后，由此推出了一个醒目的道理——“落后就要挨打”。这个道理虽然醒目，却必须要加以仔细分梳，必须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是一种“实然”的道理，即国家军事力量弱小，则输掉对外战争的概率非常大，因此必须要全力发展国防。但它不是一种“应然”的道理，即一个国家“落后”并不该“挨打”，也绝不意味着原本落后的国家一旦强大了，就可以去侵略其他弱小国家。可是在清末民初，相当一部分读书人把“落后就要挨打”看成“应然”的道理。他们想象的世界秩序与列强意欲强加于全球的世界秩序是“同构”的，具体表现在清末十年的读书人把世界之人种按照肤色分为白、黄、黑、棕、红等五色，认为日后世界将为白种人所统治，黄种人若奋起一博，尚有一线生机与白种人共存于地球，其余黑、棕、红等人种则在必然的“进化淘汰”之列，因此这些读书人常幻想能够占领“弱种”之国为殖民地，进而“郡县天下”。刘师培就对“醒后之中国”在全球的地位做过一番畅想。在他看来，中国版图要“尽复侵地，北尽西伯利亚，南尽于海”，接着“建强大之海军，以复南洋群岛中国固有之殖民地。迁都于陕西，以陆军略欧罗巴，而澳美最后亡”，最后“宗主地球，岂不易哉！”康有为则借《爱国歌》说道：“我速事工艺汽机兮，可以欧美为府库。我人民四五万万兮，选民兵可有千万数。我金铁生殖无量兮，我军舰可以千艘造。横绝五洲兮，看黄龙旗之飞舞。”(20)刘师培与康有为一是革命者，一是改良派，无论在学术意见和政治立场上都极其对立，但在清末狂想中国如何“竞雄世界”上竟然如此相似。
这种“民族帝国主义”式的世界秩序想象，到五四时期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才有根本性改变。这种改变概略言之表现在：对世界上所有受压迫阶级的一视同仁，对于列强瓜分世界、殖民掠夺的强烈谴责和对于世界弱小国家、民族的充满同情与休戚与共。它冲破了对己国十分“文明”却对他国无比野蛮的“文明等级论”，打造了一个各国平等互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若要回答为何“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就应先从中国近现代史“沉沦”与“荣光”辩证统一的角度来分析为何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初就没有停留在“解释世界”，而是走向了真正的“改造世界”。
三、余论
新时代背景下“纲要”教学和研究的挑战，在于它不仅仅只是中国近现代史，更是中国文明大历史的一部分。因此，中国近现代史与其“前史”的关系、中国近现代史的世界比较以及中国近现代史在整个中国文明史中的定位等，都需要重新认真思考，仔细厘清。
从中国近现代史与其“前史”的关系来说，大概已不宜简单地将中国近现代史与其“前史”截然两分，视前者属于“近现代”，后者属于“中世纪”。这种过于线性、过于强调断裂的史观，看似机械地符合了社会发展阶段论，但更可能因“古今”位置的固化，既扭曲了中国古代的历史，也看不清中国近现代史的真正走向。
从中国近现代史的世界比较来说，仍需要进一步扭转几十年来无论在心态上还是实际研究中过于看重“先进”欧美列强的局面，转而重拾曾几何时我们认真研究过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尤其是他们的殖民地经验和反殖民经验，其被殖民和抗争的历史研究得越清楚，对于“纲要”讲清我们自己的“半殖民地”经验和抗争历史就越有帮助。若无这一参照，一般就只能用马克思的宗主国“双重使命说”来解释殖民历史(21)，而这一解释的效力和深度还需要学界的进一步推进。
从中国近现代史在整个中国文明大历史中的定位来说，大概首先要明确传统是不死的，“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22)。中国历史文化不仅能在现实中被借鉴和吸收，更能为中国和世界提供建构未来政治和社会图景的资源。其次则要努力在更长时段中考察中国近现代史，如五四运动就要“放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23)，中国近现代史亦应该放到“文明史”、“斗争史”和“奋斗史”的三位一体的长时段历史中去得到真正把握。
综合以上三点，“纲要”要讲清楚的两个大问题如下：其一，如何在中国史的整体视野里培养具备中国近现代史基本常识的大学生国民；其二，如何在中华文明传承和世界时空比较的双重维度里，回答为何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讲清楚这两个重大问题，“新时代”的历史神圣才有可能凭借“纲要”顺利地建立起来。
注释：
（1）《胡乔木文集》第3卷，第107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0页。
（3）〔美〕阿普尔比等著，刘北成、薛绚译:《历史的真相》，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207页。
（4）如在《资治通鉴》中，北魏尔朱兆梦城阳王徽密告而杀寇祖仁一事就是个典型例证。参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54，中大通二年十二月，中华书局，1956年，第4791页。
（5）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全校本》(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56页。
（6）《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9页。
（7）笔者清楚地知道“西方”是一个太过笼统、庞大的概念，其本身在历史中亦为一个“变量”。本文使用“西方”固然出于方便行文之考虑，但“西方”也的确是近代尤其是清末人士对英法德美列强的一种集约化“认知”。
（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9页。
（9）这个比喻得自于钱穆。参见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13年，“引论”第9—10页。
（10）罗志田:《国进民退:清季兴起的一个持续倾向》，《四川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11）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35、236、238页。
（12）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全校本》（中），第759页。
（13）吴仰湘主编:《皮锡瑞全集》第11集，中华书局，2015年，第1661页。
（14）钱穆:《国史大纲》，第1页。
（15）金民卿:《五四运动的精神遗产及其在新时代的科学传承》，《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5期。
（16）《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12页。
（1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13页。
（1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14页。
（19）《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简史(1848—1917)》，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09—210页。
（20）“纲要”强调的是“在某些时期，中国的某些地区甚至沦为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参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14—15页。
（21）〔美〕斯蒂芬·哈尔西著，赵莹译:《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1850—1949》，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第30页。
（22）王海洲:《从秋海棠叶到雄鸡:现代中国地图的象征化与国家认同构建的嬗变》，《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23）《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中西书局，2012年，第56—57页;《康有为全集》第1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9页。
本文编辑：侯嘉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