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独创的白话”:论伍光建译本《侠隐记》的汉语诗学
作者：文贵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研究所上海市语文教育研究基地）
本文原载《文艺争鸣》2021年第1期，转自中国知网
伍光建所译《侠隐记》《续侠隐记》诸作的白话译文，曾得到“五四”新文学提倡者胡适和茅盾等人的高度赞誉。胡适称赞其白话为“独创的白话”（1），茅盾称赞其译文“实在迷人”（2）。怎样描述伍光建的译文呢？笔者在此着重探讨伍光建的代表译作《侠隐记》的白话特色。这就涉及一个方法论问题，因为像《侠隐记》这类作品，是从英文本转译并非从法文本直接翻译过来的；而且属于译述作品，并非“字对字”的直译。确实，对于翻译作品，无论是何种类型，都涉及原创性的归属问题。故事情节、人物设置、主题意蕴等方面的原创性无疑都是属于原作的，而唯独译作语言的原创性，却不可简单地归之于原作。美国学者韦努蒂的“归化”与“异化”（3），已经将翻译的语言策略做了一个有效的区分；而埃斯卡皮的“创造性的背叛”（4）一语明确提出了译作语言的原创性问题。笔者基于从汉语诗学的角度考虑问题，因此笼统地把《侠隐记》译作的语言作为一个整体探究，把译作语言的原创性放在文学汉语从晚清白话向“五四”白话转型的过程中考察。
晚清的翻译小说多是译述之作，即并非严格的直译，大多采用“归化”的策略。在语句结构上，对原作按照汉语的句式结构表达，对不符合汉语结构的语句进行改装，使之符合汉语的表达。在文化元素上，一些异域文化元素要么被删减，要么被置换成中国文化元素。伍光建所译《侠隐记》也为译述之作。伍译《侠隐记》于1907年出版后，成为晚清白话翻译文学的代表之作，打破了以文言翻译的林译小说一统天下的格局。所谓一统天下，并非只有林译小说，既无其他文言翻译小说，也无白话翻译小说；而是林译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风行于时。伍译《侠隐记》作为晚清采用白话进行翻译的成功之作，那么它的“独创的白话”特色何在呢？
接受与排斥：新的语言要素
翻译外国文学作品，面对新的语言要素，总要做出某种安排。伍译《侠隐记》是从英译本翻译过来的，那么汉语要某种安排英语的各种要素，比如标点符号、从句结构、专有名词以及对时间的不同表达等。《侠隐记》基本没有移用西方的标点符号，只是偶尔采用了省略号。对于英语的从句结构，《侠隐记》一律采用“拉直”的方式，即完全用汉语结构表达原意。而《侠隐记》对专有名词的翻译却相当慎重。确实，翻译文学作品如何安置原作中的名词，尤其是专有名词，是令翻译者伤脑筋的事情。对这些名词，如果采用音译，害怕读者不懂；如果采用意译，担心失去原文的意味。伍译《侠隐记》对专有名词，采用分流的办法：必要出现的专有名词，大多采用音译；不影响“大局”的专有名词，大多被删去。
伍译《侠隐记》出现的专有名词多为人名和地名，比如：
人名：达特安、阿拉密、阿托士、巴金汉（公爵）、特拉维、密李狄、卢时伏、路易第十三、波那朱、巴兰舒、巴星、摩吉堂、伽塞克、克有萨、毕克拉、邦那素、拉波特、康士旦、施华洛（夫人）、法兰琐、显理第四、红衣教主立殊理、旁培、代吉隆、波特里（夫人）、索鲁门、阿格士丁、阿奇理、爱则克士……
地名：蒙城、喀士刚尼、安敦门、卢弗宫、哥林布街、罗森堡、巴士狄……
另外还有货币的名称：柯朗、毕士度、路易、酥。
估计伍光建给自己定了一个规则：凡是在译文中出现的专有名词，尽力采用音译。那么采用音译的专有名词有何益处呢？首先，音译的人名与地名能给小说带来异域陌生感。吴趼人曾说“恒见译本小说。以吾国文字。务吻合西国文字。其词句之触于眼目者。觉别具一种姿态”（5），这种语言上的别具姿态，正是语言的陌生化形式。吴趼人喜欢偶尔模仿一下，令读者疑为译本，生发兴趣。虽然吴趼人所说的语言情形不一定是专有名词的音译形式，但可见晚清时期语言的陌生化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很受欢迎。伍光建的译名也有特色，人名和地名多为双音节词或者三音节词，偶尔有四音节词，这种构词方式符合汉语人名和地名的构词方式，能让读者易于接受。如果人名和地名超过四字，汉语就不太能接受，中国读者也不太能接受。因此，伍光建的译名处理，充分考虑了汉语的构词方式和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
伍译《侠隐记》舍弃了原文中的许多专有名词，对照英文本，试举几例如下。
Romance of the Rose，这是一书名。《三个火枪手》开篇即说蒙城这个地方是这本书Romance of the Rose的作者的故乡。
The Huguenots，是一个教派的名字，音译为胡格诺教派。
Cervantes和Don Quixote，Cervantes，即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Don Quixote，即他的小说《堂·吉诃德》的主人公堂·吉诃德。《三个火枪手》里描写达特安第一次骑马出场，把他形容为十八岁的堂·吉诃德，以表现达特安的服装、马匹的奇特怪异。
Norman horse，Norman是地名，一般译为“诺曼”。
Gulliver：一般音译为“格列佛”，即小说《格列佛游记》中的主人公。
Narcissus：一般音译为“纳蕤思”，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6）
伍译《侠隐记》通过删去原文中的一些专有名词，一方面是保证译语中语言异质元素不会太多，以免影响阅读；另一方面也不愿将它们置换成中国元素（当然有些元素无法用中国元素代替），以免过度中国化。伍译这么处理，当然是首先保证了证整个故事的脉络清晰，情节完整。
晚清的翻译作品，要处理西方语言对时间的表达方式。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往往以天干地支相配合的六十甲子记录年月日时。在纪年时，中国以皇帝年号和甲子记年相结合的方式，而西方采用公元纪年。对一天里的时间段落中国以十二时辰纪录，有时加上“刻”等表示更为短暂的时间段落，西方采用hour、minutes、second等表示，切分更细，时间意识更强烈。伍译《侠隐记》比较完整地采用西方表示时间的方式：
一六二七年九月十号。他就到了拉罗谐尔。（7）
巴金汗咬牙切齿的答道。他是个肉身魔鬼。你说跳舞会几时开。达特安道。下礼拜一。（8）
上述两句，采用西方基督纪年的方法，年月日均用阿拉伯数字。“礼拜一”是西方纪日的方式。但《侠隐记》中更多的是对点钟、分钟的表达：
找了好几分钟。找不着。（9）
明早九点钟起来，便去见那国中第三个阔人。（10）夏天是午后六点钟。冬天是晚上八点钟。来的客人最多。（11）
再过了一日。早上九下钟。他就叫巴兰舒先去预备十二下钟要请客。（12）
那天晚上。走了一夜。早上七下钟到了海口。八下钟上船。九下钟那船就开往英国。（13）
达特安看了不到五分钟。（14）
那卢时伏总要受我一刻钟的窘迫。（15）
我到了这里。不过两点钟。（16）
等到十二点一刻。我是要来找你。（17）
我差十分。到十二点时便到。（18）
过了半点钟。达特安回来了。气的了不得。（19）
说完，同跟人跳上小船，不到五分钟，就上了大船。（20）
这些语句，将时间表达精确到点钟和分钟，比中国传统的十二个时辰记录点钟要准确多了。而且“点钟”和“下钟”这两种表示法并存，这正是晚清时候的特征；后来“点钟”逐渐取代了“下钟”。《侠隐记》还出现了“我给你一杪钟打主意”这样的语句（21），用“一杪钟”所表达的时间更加短暂，也更加精准。当然，在晚清的翻译小说中，不只是《侠隐记》采用了西方的时间表达方式，像林纾和王寿昌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中就出现了“一千八百四十年三月十三日”“十六日十二点至五点止”“以三分钟为限”（22）等表达式。不过，《侠隐记》因为采用白话翻译，点钟和分钟的表达形式更为灵活多样，显示了书面白话的长处。
二、“独创的白话”表现之一：对话的推动性
茅盾曾经极力称赞伍译《侠隐记》的译语，认为它“从对话里巧妙地写出动作的发展，和人物的心理的变幻”（23）。《侠隐记》的人物对话非常多而且精彩，这首先是源于原文对话的精彩，也许与大仲马擅长写戏剧有关。达特安与罗时伏第一次见面的场景，两人的对话富有流动感，而且很有内在力量，堪称经典：
达特安正在这里看。那个人又评论他的马。对面两个人又大笑。那人自己也微笑。达特安手执着剑柄。怒气冲冲。向那人说道。你们躲在窗后说什么。请你告诉我。我也要同你们笑笑。那人慢慢将两眼从老马身上转到达特安面上。半晌不语。在那里疑惑。方才无礼的话。恐不是向自己说的。徐徐的皱住眉头。半嘲半诮的向达特安说道。我并未曾同阁下说话啊。达特安怒那人冷诮他。答道。我正是同你说话。那人听见。两眼又射在达特安脸上。微微冷笑。徐徐行出店门。站在马前。离达特安两步。那两个人见他面色侮慢。不禁大笑。达特安看见那人来至跟前。便拔剑出鞘一尺。那人并不管达特安发怒。便向楼窗两人说道。这匹马少年时候。毛色似黄花。在花木中。黄色不算稀奇。但是世界上黄色的马。真算稀奇了。达特安答道。世上的人很有胆子笑马。却没胆子笑马的主人。那人答道。我并不十分喜欢笑。你看我面貌便知。但是我要笑时。别人却管不得。达特安道。我若不喜欢时。却不许人来笑我。那人便用冷语答道。果真如此。也无甚要紧。转头便要行入店门。（24）
这几段文字描写达特安与卢时伏第一次遇见的场景：卢时伏一行三人嘲笑达特安的老马而惹怒了达特安。文字简洁有力，人物个性跃然纸上。达特安年轻气盛，不能容忍别人对老马的嘲笑；而卢时伏则沉稳干练，笑则自笑。两人话语的焦点是“笑”。开头就写卢时伏三人的“微笑”“大笑”。达特安不能忍受这种嘲讽的“笑”。“手执剑柄”写拔刀相向的动作姿态，“怒气冲冲”写面色，再加上“你们躲在窗后说什么。……”的质问，语言不多，简洁干净，将怒不可遏的年轻人写出来了。而其中“……我也要同你们笑笑”一语看似轻松，则暗含挑战。达特安的质问并没有得到对方的立即回应。卢时伏一边观察一边思索：“慢慢地”转眼，“半晌不语”“在那里疑惑”，“徐徐的”皱眉，将动作、神态、心理活动浑然一体地写出来，最后“半嘲半诮”地回答达特安，说是回答，实际上也是委婉地反驳。达特安的“我正是同你说话”给予正面的直接回应，他就是要引出对方的回击。卢时伏见不可回避，两眼冷“射”，“微微冷笑”，倒也不惊慌，而是“徐徐”走出店门。这种从容不迫的态度中带着傲慢与嘲讽，使得达特安既无法直接出击，又心中十分恼怒。即使达特安拔剑出鞘一尺，卢时伏倒一点也不在意，而是对着同行人说话，并不面对达特安。达特安在卢时伏嘲笑老马的黄色之后，继续质问：“世上的人很有胆子笑马。却没胆子笑马的主人。”这句话很有些咀嚼的味道，类似于钱钟书所说的“打狗要看主人，打猫要看主妇”。卢时伏却回答“我并不十分喜欢笑。你看我面貌便知。但是我要笑时。别人却管不得”，并非正面回击，但是柔中带刚，针锋相对：我笑是我自己的事情，别人休想干涉。达特安没有得到预期的回答，不肯罢手，再继续质问：“我若不喜欢时。却不许人来笑我。”实则的意思是：你笑你自己的，不过你要笑我，我却不答应。而卢时伏见达特安不休不止，继续冷语回应。达特安和卢时伏两人的对话都是非常简短，但都有“行动性”，即能刺激对方的情绪、引发对方的行为。再比如描写王后与巴金汗公爵见面的场景：
王后前走两步。巴金汗跪在地下。拿了袍脚来亲。王后说道。爵爷。你晓得不是我叫你来的。公爵道。我晓得。我若是相信石头会熔化。雪会生热。我岂不成了个呆子。但是有了爱情的人。也望能够感别人生爱情。我今番来了。见着你。也不算白来了。王后答道。你可晓得。我为什么见你。我看你心里狂乱的可怜。我看你住在这里。时刻有性命之忧。也与我的名誉有碍。故此我见你。告诉你。样样事体。都是叫我们分。不叫我们合。不独是一片大海分割我们。两国的王上不对。分隔我们。就是大婚的誓语。也分隔我们。万万做不到的事体。你还是要做。也是枉然。我今日见你。就是要告诉你。我们从此再不能见面了。巴金汗答道。请你只管说。你极甜的声音。把你的极苦的话。调和了好些。你说誓语是不可犯的。我且问你。上帝造就的两个心。要同在一块的。把来分隔了。难道这是可犯的吗。王后道。爵爷。你忘记了。我从来没有同你说起爱情来。公爵道。你却也没同我说你不爱我。你如此说法。是忘恩负义了。你敢说天下人的爱情。还有比得上我的么。我的爱情。不问长久。不问看见没看见。也不问有望没望。都是不变的。我的爱情虽然深到如此。只要你偶然看我一眼。或随便同我说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第一次见你。是在三年前。我爱了你三年了。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穿的什么衣服。你要我说给你听么。你带的首饰。你要我数给你听么。你当日坐在软垫上的情景。我还记得清楚。就像是今日才看见的一样。你穿的是绣金花银花的绿缎子衣裳。袖子盖住绝美的膀子。上面还有光彩射人的金刚钻。头上戴的小帽。同你衣服相衬。帽上有雪白的鸟毛。我闭住眼。还是看见的。我开了眼。看见你现在的样子。比从前却又美过数百倍。（25）
王后与巴金汗公爵的对话另有一种委婉与缠绵。语句结构稍长。《侠隐记》的对话中，每个语句大多简短，每个人所说的话也不会太多。而巴金汗公爵的诉说算“双长”的了，既是一大段一大段的，又每个语句稍长，这样适合他抒发对王后热烈的爱情。王后第一句话“爵爷。你晓得不是我叫你来的”就耐人寻味，虽然说巴金汗公爵来法国是他自己要来，可进入卢浮宫没有王后的允许是不大可能的。王后之意在于断绝巴金汗公爵的爱情。巴金汗公爵的回答采用比喻句等形式表达自己对王后热烈忠诚的爱。王后对他们两人之间不切实际的情感的分析，入情入理，以求切断巴金汗公爵爱情的后路。巴金汗公爵的回应中，王后的这种“绝情”的话语对他而言自然是“极苦”的，但王后的声音却是“极甜”的，这正是一位深入爱情不能自拔者的感受。王后虽然拒绝谈爱情，但是巴金汗公爵滔滔不绝地抒发了对王后的爱情。这一节只是选段，在接下来的故事中，有王后赠送巴金汗公爵十二颗金刚钻扣子的情节，也可见王后对公爵并非没有动情。
第十四回《蒙城人》中，红衣主教与卢时伏谈论王后与巴金汗公爵秘密会见一段，一问一答，步步推理，语句非常简短，有时还涉及人物心理与神态的描写，生动有力。主教心思缜密，阴险狡黠。第十五回《廷辩》中，特拉维在王上面前与红衣主教辩论，据理力争，不卑不亢。第十六回《搜书》中，王上路易十三与红衣主教讨论王后给巴金汗公爵写信一段，主教步步设陷，引诱王上上钩，王上因醋意大发，最终决定去王后处搜查书信，不惜搜身。这正是主教所要的。《侠隐记》的对话不是静止的，而是流动的；具有行动能力，能推动故事的发展。
三、“独创的白话”表现之二：对比与暗示
伍译《侠隐记》中有一类语句很有表现力，即对比性语句。对比性语句，不可能有传统诗词中对仗句那么工整，当然在小说语言中也完全没有必要；如果真是那样，反而呆板无趣。这种对比性语句，前后分句保持一种字数上的均衡，但意思却相反相对或类比类同。邦那素向达特安诉说他妻子被掳的事情，说：“那个人掳了我的女人去。虽然不是因他同我的女人有什么爱情的事。却是因为一个很阔的女人爱情的事。”（26）邦那素的这句话前后两个分句很有对比性，以不是“我”的女人的爱情故事以凸显一个很阔的女人爱情的事情。这一对比就使得语言获得了力度。第二十四回《大失所望》讲叙达特安带着巴兰舒深夜赴约，巴兰舒担心邦那素使坏，达特安谴责巴兰舒胆小怕事，巴兰舒道：“胆怯懦弱。是一件事。小心谨慎。又是一件事。小心谨慎。是个美德。”（27）将“胆怯懦弱”与“小心谨慎”对比，突出“小心谨慎”并非“胆怯懦弱”，而是更加全面的考虑与安排，所以是美德。第二十六回《阿拉密谈经》中，阿拉密用鸡蛋和素菜招待达特安，没有肉吃，就道：“你肯牺牲这点。我很感激。不过你的身体虽然得不着什么好处。你的灵魂却占点便宜。”（28）这个语句中，“身体”与“灵魂”相对，一方面符合阿拉密一心相当教士的思想特点，另一方面也具有调侃达特安的意味。第三十一回《达特安会密李狄》开头写四个火枪手约四个英国人决斗。威脱世爵道：
你的话不错。不过从前赌的是钱。现在赌的是命。赌钱是同谁人都可以赌的。赌命一定是要同名位相当的人。（29）
以“赌钱”和“赌命”对比，强烈突出“赌命”要高于“赌钱”。两者品格高低完全不同：赌钱是一件俗事，所以同谁人都可以赌，不必挑选对手；而赌命却是一件要事，命只有一条，赌输了就再也没有了。所以，跟谁赌就尤为重要，死在强者手下，虽死犹荣；死在名位相当的人手下，死而无憾；死在无名之辈或者身份比自己低的人手下，那就死不瞑目。这当然也体现了西方决斗精神的文化特质。李玉民译文如下：“不错，然而，我们那次仅仅拿钱冒险，而这一次却要拿生命冒险。赌钱跟什么人都可以，而决斗只能同地位相当的人。”（30）李的译文用词更加丰富，而且译出了“决斗”一词。整体而言，李的译文更加雅致，而伍的译文更有力量。
这种对比语句往往很精炼，富有独特的人生感悟，有些多少还带些哲理的深邃，因此成为小说叙事中的闪光珍珠。除了对比性语句，还有另一种类型的语句，笔者称之为暗示性语句，也是《侠隐记》语言的亮点。第二十二回《跳舞会》中，王后当着王上的面对主教说：
我谢谢你。恐怕你这两颗金刚钻花的钱。也有王上那十二颗的一样多呢。（31）
红衣主教本想借金刚钻一物彻底击溃王后，哪想到达特安在其中坏了他奸计，让王后摆脱了困境。当王上拿着主教的两颗金刚钻给王后时，王后确实戴着十二颗金刚钻。王后深知主教在谋害她，她说的这句话整体而言不失王后的尊贵，妙处在表面上十分感谢主教，暗地里讽刺主教的诡计没有得逞：你绞尽脑汁花了重金得来的金刚钻，我收了！不但不感谢，而且嘲笑他。这就把主教气得牙根痒痒，但又无可奈何。伍译《侠隐记》中这一类语句，暗示性很强，不点破，但打击力量不弱，而且是暗示性打击，富有韵味，也很精彩。
对比性语句和暗示性语句，相得益彰。前者鲜明有力，后者含蓄有味。这两种语句有利于改变口头语言和书面白话的浅显与贫弱。《侠隐记》也是采用书面白话，何以得到许多读者的青睐，与这些语句浓厚的文学性分不开。
四、“独创的白话”表现之三：《圣经》语体的挪用
伍光建进入天津水师学堂读书，后赴英国留学多年。他曾撰写《耶稣事略》，此书的扉页上署“A Chinese Non-Christian Scholar”,即“一个非基督徒的中国学者”（32）。可见伍光建没有成为基督徒，但从撰写此书来看，对基督教以及《圣经》有过一定的了解应该是肯定的。只是此书用文言写成，很难窥测出伍光建是否阅读过官话版《圣经》。
《侠隐记》所写的故事虽以达特安为主线展开，但背后的动因却主要是红衣主教立殊理对路易十三王上与王后之间关系的挑拨离间，其中涉及政教之间权力斗争的问题。而火枪手之一的阿拉密一心想当教士，第二十六回《阿拉密谈经》讲叙一长老一小教士动员启发阿拉密入教，谈论的是信仰问题。在翻译此书之前和在翻译的过程中，伍光建是否有阅读《圣经》的中译本；又或阅读的是深文理译本、浅文理译本还是官话译本、方言译本，都暂时无法下结论。但有些语句构造，却与《圣经》官话译本的风格非常相似。第二十六回：
长老道。种子是播了的；就恐怕有些到了石田上。有些到了路边上。有些被雀子吃了。（33）
《路加福音》：
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
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
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
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34）
两相比较可以看出，“种子”的意象来自《圣经》。长老的话源于《圣经》，只是略有改变。《侠隐记》译文只是描述，不加修饰。这种素净的描述很有《圣经》语言的味道。再比如：
阿拉密道。他们错了。死就是个门。上天堂。下地狱。都是从这个门走。（35）
“门”的意象也出现在《路加福音》中：“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36）《路加福音》所说的“窄门”是一种隐喻，进入“窄门”意味着得救。阿拉密的话中，“门”扩展了“窄门”的隐喻领地，理解为人世的“死”。“死就是个门”，但不一定得救。再比如：
阿拉密很愁闷的答道。我也不过是尘土。尘土复归尘土。人生在世。不过都是愁苦人。同人相系的结子。是极容易散的。我们心里的愁苦。不必告诉人。人家都为的打听新闻。才来探你的心事。（37）
“尘土”的意象出现在《圣经》的《创世纪》中：“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38）人是上帝用土造的，死后仍归于尘土。但从生到死的过程，却是上帝对亚当夏娃违背上帝吩咐的惩罚，因此是经历痛苦的过程。“我也不过是尘土，尘土复归尘土”是对《创世纪》中“尘土”语句的直接挪用，将上帝的话改为自己的话后，人称发生了变化，归于尘土的意愿发生了变化，但仍整齐有度。“人生在世，……探你的心事”，句子结构简单，字数从四字到十字，两两分句为一个完整句。这种相对匀称的语言造型也是《圣经》官话本的一个特色。阿拉密的话中，还采用“扣子”这种用日常用品作为比喻的语句，表达情感直接而通俗，但又不失内涵的丰富。
在第六十六回《正法》中，密李狄受到众人审判后即将被处死，众人宽恕密李狄：
刽子手说道。我预备好了。我杀了这个女人。是为世界除害。阿托士走到密李狄身边。说道。你叫我受了许多祸害。你虽然是把我的前程毁了。把我的声名也糟蹋了。把我的恋爱也玷辱了。我都饶了你。你好好的死罢。威脱世爵走上前说道。你毒死我的兄弟。叫人刺死了巴金汗公爵。叫费尔顿去受死罪。你还要想法害死我。你所犯这些罪。我今日都饶了你。你好好的死罢。达特安也走上前说道。我骗了你。求你饶我。你把我的好朋友杀了。你还想岀许多法来谋害我。我都饶了你。我还替你哭。你好好的死罢。密李狄说道。我完了。我要死了。说完。四围一看。是要求救的意思。看见树林里。只有一片黑。看不见人。听不见响。（39）
这段文字很有仪式感和场景感。从文化角度来看，宽恕罪人是西方基督教的精神内涵之一。众人宽恕密李狄的场景，是一种文化景观。宽恕的过程，每个人都是走到密李狄身边，说出宽恕的话。可见宽恕的话一定得当面说出来。声音，成为宽恕的见证。阿托士、威脱世爵和达特安，每个人说的话内容不大相同，但内部的要素是一样的，层次结构是一样的：先列举密李狄罪状，然后是“我都饶了你”的宽恕，最后说“你好好的死吧”。列举密李狄罪状时，句式结构发生变化：阿托士用“把”字句描述密李狄的罪状，威脱世爵用动宾式结构列举其罪状，达特安加入自己的认错，采用了把字句和动宾结构相结合的形式。这样的变化与重复的语句配合，使得仪式感很强。整段文字，几乎不用形容词，关联词少用，语句简洁有力。“看见树林里，只有一片黑，看不见人，听不见响。”这一句看上去只是纯粹的写景，但与密李狄的求救无望形成映照。这一句不多用一个形容词，渲染了树林死寂的情景，隐喻着密李狄的无望与必死无疑。整句话节奏感很强，意蕴递换，语词朴素，但想象空间很大。
五、书面白话的未完成性
综上所述，《侠隐记》对于人名和地名有意识地采用音译形式，彰显语言陌生化；多用双音节词语和三音节词语，删去一些不影响故事情节的专有名词以适应汉语的习惯和读者的习惯；能相当完整地移用了西方的时间表达方式。同时《侠隐记》的书面白话呈现自身的独创性：一是对话富有推动性，能促使情节发展；一是对比性语句和暗示性语句相得益彰；一是成功挪用《圣经》语体。整体而言，《侠隐记》的白话“干净利落而又有神采”（40），推动性强而富法度，雅洁而有韵味，因而不同于晚清白话文运动中许多白话文的通俗和浅白。
但是《侠隐记》的翻译白话，如果放在20世纪书面白话的追求史上，仍具有未完成性，重要表现有二。第一，多处采用“看官”语句与“著书的人”的表达。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叙事中，叙述者往往兼有说书人的角色。因说书人角色强大，往往掌控着“听众”，因而传统白话小说叙事中常常加入“看官”的提醒语句，因此“看官”“看官”的语句成为传统白话小说的形式特征之一。伍译《侠隐记》也多次出现“看官”语句：
看官要知道。（41）
看官要晓得。这就是达特安深入温柔乡了。（42）
看官记得，这就是达特安几个人没得钱花的时候去扰过他的。（43）
“看官”语句是叙事者直接对读者的说话。上述所引的“看官”语句，多带有解释性，有时交代故事发生的情形，有时表达叙事者的情感倾向，成为叙事的有机部分。
除了使用“看官”语句外，伍译《侠隐记》中还直接出现了“著书的人”这一角色：
著书的人方才说过。（44）
现在著书人要加一句。（45）
这个“著书的人”/“著书人”是何种角色？一般说来，“著书的人”/“著书人”指的就是《侠隐记》的原作者——大仲马。但是根据西方叙事学的一些研究成果，既然出现在小说中，这个“著书的人”是否真是“原作者本人”就大为可疑。晚清的翻译文学，甚至其他翻译作品，译文中往往会带出原作者这一人物，比如严复所译《天演论》就直接出现原作者“赫胥黎”，林纾和王寿昌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就直接出现原作者“小仲马”。伍译《侠隐记》中虽然没有直接出现“大仲马”，但是“著书的人”/“著书人”多次出现，也可视为同类情形。
笔者参考李玉民所译的《三个火枪手》译本，并无此类“著书的人”在叙事中跳出来说话的语句。从上述列句看来，这个“著书的人”显然不能简单地就认为是“大仲马”，因为从“著书的人”的“说”“加”等行为显示，“著书的人”参与着小说的叙事，可以视为整部小说的叙事者，即那个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者，也接近于美国学者布斯所说的隐含作者。那么伍译《侠隐记》为什么要加入“著书的人”这一说话者呢？与李玉民译本《三个火枪手》比较，一是能判断出大仲马原作没有这一人物；二是没有这一人物，小说叙事照样流畅。伍译《侠隐记》添加“著书的人”这一形象，显然受了明清白话小说以及晚清翻译作品“潜规则”的影响。
第二，伍译《侠隐记》在描写人物外貌上，多采用中国古文中的白描手法。例如：
此人年纪约十八岁。外着羊绒衫。颜色残旧。似蓝非蓝。面长微黑。两颧甚高。颊骨粗壮。确系法国西南角喀士刚尼人。头戴兵帽。上插鸟毛。两眼灼灼。聪明外露。鼻长而直。初见以为是耕种的人。后来看见他挂一剑拖。到脚后跟。才知道他是当兵的。（46）
见得那人年约四十余岁。两睛甚黑。眼光射人。面白鼻大。两撇黑须。身上衣服虽新。却有许多皱纹。似从远路来的。（47）
那女人年纪约二十来岁。其貌甚美。脸色雪白。头发甚长。眼蓝。而多柔媚之态。唇如玫瑰。手如白玉。（48）
上列三段文字，分别描写达特安、卢时伏和密李狄三位人物形象的外貌。就语言构造而言，句式简短，短至两字句，多用四字句。“面长微黑。两颧甚高。颊骨粗壮”“面白鼻大”“脸色雪白。头发甚长”等语句，直接描写外貌特征，简洁得不能再短。“唇如玫瑰。手如白玉”是非常凝练的汉语比喻句，《诗经》中多有这种比喻句，如“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就神韵而言，能比较准确地表达出人物的个性特征，比如达特安装扮的奇特以及年轻英俊，卢时伏的沉稳阴鸷，密李狄的美丽柔媚。《侠隐记》中描写人物外貌并非全然如此，有时略有变化。描写路易十三王后的一段就与上述三段文字不同：
女人走进来。公爵在镜子里看见。喊了一声。进来的就是王后。这位奥国的安公主。年约二十六岁。正在盛年。十分艳丽。举止名贵。眼光射人。神情极流丽。而又带端庄。口小唇红。笑时最能动人。犯了她的时候。那神气却令人难堪。皮肤细嫩。手膀软弱。光华射目。当时诗家。有许多诗称赞王后手膀的美丽。头发微红。装成拳曲的样子。加上粉。更显出异样丰神。巴金汗看见了。立住脚。在那里赞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从前看见。都是艳妆。这时候。王后只穿了一件白缎袍。更是好看。王后身边只跟了一个人。叫爱斯狄芬夫人。是西班牙人。其余的西班牙人。都被国王或主教哄走了。（49）
英国巴金汗公爵与路易十三王后秘密幽会，上述文字即写巴金汗公爵眼中的王后。“进来的就是王后”这句话既表现了王后的美丽，又表现了巴金汗公爵的惊喜。“这位奥国的安公主。……更显出异样的丰神”一段，并非是对巴金汗公爵眼中此时此刻的王后的描写，因为“十分艳丽”一语似乎与“王后只穿了一件白缎袍”不太符合；“笑时最能动人。犯了她的时候。那神气却令人难堪”也写了不同时刻的神情。整段文字混合了对王后美丽的整体描写与此时此刻的描写。这段文字整体上更加散化，更加灵活。不过这种古文白描语句，多采用四字结构，总归是一种限制。
一种理想的现代书面白话至今没有形成，在很长的未来时期内也不一定会出世。伍建光译本《侠隐记》的这种未完成性产生的原因之一，跟伍光建采用的翻译方法有关。据茅盾考察，伍光建的翻译方法不是“字对字”的直译，而是有删改的意译。“有删削而无增添”，有些无关紧要的字句,老实不客气把它删去。在语句上，“删削”一些无关大碍的“小小子句”，“把复合句拉直”。（50）这种翻译方法的长处在于“译者的白话文简洁明快，不是旧小说里的白话”；能做到“是紧张地方还它个紧张，幽默地方还它个幽默”，保持原文的艺术趣味。（51）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翻译者介入的自由度过大，往往也会伤害到原文的语言构造。
这种未完成的原因之二是伍光建以及其他晚清中国人缺乏塑造新的书面白话的自觉意识。众所周知，晚清许多有志之士如林白水、裘廷梁、胡适等曾提倡白话文，目的在于开启民智，而
着意于书面白话自身结构的改造，而越是强调白话对下层民众的启蒙意义，就越会删除给白话带来变化的异质因素。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提倡“诗界革命”，往往是将新名词进行“缩身”后植入旧体诗的语句中，以适应旧体诗的五言、七言结构。像鲁迅这样的年轻翻译者，在采用白话与文言的选择上，还有些摇摆不定，鲁迅翻译《月界旅行》《地底旅行》时采用白话，而翻译《域外小说集》时反而采用文言即是明证。晚清很少有作家或者翻译者自觉致力于改变书面白话的结构。伍光建身处这个时代，尽管他采用白话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开出与林纾文言翻译小说不同的道路，但是他对书面白话的改变并不在意。依据伍光建儿子伍蠡甫的记载（52），伍光建谈论翻译时几乎不涉及书面白话本身的改变，只是强调翻译要准确地传达原作的精神。
注释：
（1）胡适：《论短篇小说》，《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
（2）茅盾：《伍译〈侠隐记〉和〈浮华世界〉》，《文学》第2卷第3期，1934年3月1日。
（3）［美］韦努蒂：《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张景华、白立平、蒋骁华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4）［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王美华、于沛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37页。
（5）偈（吴趼人）：《〈预备立宪〉题记》，《月月小说》1906年第2期，光绪三十二年十月望日。
（6）以上例子，请参考大仲马：《三个火枪手》，李玉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Alexandre Dumas：The Three Musketeers.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
（7）（12）（13）（21）（29）（31）［法］大仲马：《侠隐记》（3），君朔译，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第90页，第99页，第124页，第123页，第15-16页，第72页。
（8）（20）（27）（28）（33）（35）（37）（42）（43）［法］大仲马：《侠隐记》（2），君朔译，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第62页，第58页，第84页，第114页，第113页，第114页，第117页，第73页，第84页。
（9）（10）（11）（14）（15）（16）（17）（18）（19）（24）（25）（26）（41）（44）（45）（46）（47）（48）（49）［法］大仲马：《侠隐记》（1），君朔译，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第12页，第13页，第16页，第17页，第20页，第29页，第35页，第35页，第88页，第5—6页，第124—125页，第83页，第42页，第5页，第92页，第1—2页，第5页，第9页，第123—124页。
（22）［法］小仲马：《茶花女遗事》，晓斋主人、冷红生译，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分别见第1页、第1页、第11页。
（23）茅盾：《大仲马评传》，大仲马著《侠隐记》，伍光建译述，茅盾校注，岳麓书社，1984年。
（30）［法］大仲马：《三个火枪手》（下），李玉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48页。
（32）伍光建：《耶稣事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组合，1914年8月再版。
（34）（36）（38）《中英圣经》（和合本-新国际版），Berkeley：Hymnody and Bibie House，2005年版，第1285页，第1299页，第4页。
（39）［法］大仲马：《侠隐记》（4），君朔译，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第125页。
（40）（52）伍蠡甫：《伍光建翻译遗稿·前记》，《伍光建翻译遗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50）茅盾：《伍译〈侠隐记〉和〈浮华世界〉》，《文学》第2卷第3期，1934年3月1日。茅盾：《读〈小妇人〉——对于翻译方法的商榷》，《文学》第5卷第3期，1935年9月1日。
（51）茅盾：《伍译〈侠隐记〉和〈浮华世界〉》，《文学》第2卷第3期，1934年3月1日。
本文编辑：陈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