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本文载自《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用可感的说理词做中国哲学:论冯契的哲学话语
内容提要
冯契的哲学运思经验启发我们，做中国哲学需要真切可感的说理语言。哲学是穷理之学，它的语言应该是说理语言。然而，理智并非“干燥的光”，哲学运思活动的展开需要情感的推动，它的语言又应该是可感的。有感之思的起点是真切感受到真正的哲学问题。可感的语言与生活世界血脉相连，从思想传统获得滋养。传统哲学话语的阐发“既是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转换的必要环节，也是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沿用古代哲学语汇，可以接续我们身在其中的传统，从中国深厚的哲学传统中汲取解决具体哲学问题的概念工具和理论智慧。运用这样的概念工具，思考者比较容易有亲切的体会和情感上的认同。另一方面，传统概念又需要加以改造才能有效还治当下生活世界。
一､引言:如何做中国哲学?
自“philosophy”输入中国以来,中国哲学的生 发过程同时也是不断省思自身的过程｡20世纪30 年代,冯友兰撰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奠定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范式｡然而,当时金岳霖为此书所写的《审查报告》中便指出,“中国哲学”这一名称有其困难｡
金岳霖虽然倾向于认同“普遍哲学”,将“中国哲学”理解为“在中国的哲学”(即,在中国的普遍哲学),但他也区分了哲学的形式与实质,并提出了一个问题:“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这实际上从“中国”哲学与“普遍”哲学之关系的角度提出了“何为中国哲学”的问题｡1937年,冯友兰讨论哲学的民族性,在冯友兰看来,“中国哲学”意味着“中国底哲学”,而某民族哲学之所以是“某民族底”,“不在乎其内容,而在乎其表面”,即某民族哲学“是接着某民族的哲学史讲底,是用某民族的言语说底”｡哲学的民族性,并不影响哲学之内容｡换言之,就内容而言,哲学是普遍的,没有民族性的｡另一方面,哲学的民族性“于一民族在精神上底团结,及情感上底满足,有很大底贡献”｡进入21世纪,学界热议“中国哲学合法性”､“反向格义(逆格义)”｡近几年来,学界对中国哲学本身的省思出现了新的特点:从追问“何为中国哲学?”转向追问“如何做中国哲学?”进而从言(术语､话语等)的角度,讨论“汉语言哲学”､“汉语哲学”､中国哲学话语建设｡
如何做中国哲学(或者说,如何进行中国的哲学运思)属于能力之知(knowing-how)而非命题知识(knowing-that)｡学习此类知识,除了寓学于做之外,最有效的途径也许莫过于阅读中国现代哲学的经典之作,用心揣摩他们“动”的思想历程｡笔者依此办法探究冯契的哲学运思经验,依稀体会(体验与领会)到,做中国哲学离不开一个“感”字｡以可感之言行有感之思,如此方有真哲学｡
依其本质,能力之知无法充分达乎言辞｡追随冯契的哲学运思经验论说如何做中国哲学,自然是姑妄言之,以求印正于方家｡再者,“如何做中国哲学”的方法,仅仅理论化为方法“论”,则难免有载之空言的嫌疑｡它必须见诸真行事,化为真德性,在切切实实的哲学运思实践之中得到真正的体现与验证｡
二､有感之思与可感的说理词
如所周知,金岳霖具有严密的逻辑头脑,诗人徐志摩的评论极为形象:“金先生的嗜好是拣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可厌的,非给它劈分了不得舒服”｡作为金岳霖在哲学上的继承者,冯契一方面在自己的哲学运思中注重逻辑分析,另一方面多处明确论及逻辑分析的重要性:“一篇好的哲学文章,不仅要提出新见解,而且要‘持这有故,言之成理’,通过精深的分析和严密的逻辑论证来阐明自己的见解”;“如天､道､理､气､性､命､仁､义等重要范畴,经过近代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分析､诠释,其传统的含义变得清晰起来,而在引入新的哲学体系时,都要求有明确的界说,这正是哲学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哲学理论发展离开了逻辑分析的方法是没有前途的,哲学理论如果概念不明晰､命题不准确､逻辑不严密也是没有前途的”｡从这些论述来看,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其一,注重逻辑分析,要求概念明晰､命题准确､析理精深､论证严密;其二,从哲学史上看,注重逻辑分析,是中国传统哲学转变为现代哲学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标志;其三,注重逻辑分析,是哲学理论的内在要求｡
注重逻辑分析,这几乎是现代哲学家的共识｡冯契著文纪念冯友兰,引用了冯友兰如下看法:“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并认为,冯友兰通过《贞元六书》所创建的“新理学”,其真正贡献“在于它将逻辑分析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使得蕴藏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理性精神得到了发扬”｡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人物熊十力尽管以哲学为本体之学,但并不否认“甄明分殊之理”的必要性｡从实际的哲学书写来看,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名相繁多,说理仔细,正是注重逻辑分析的理论大著｡
▲冯契（1915年－1995年），著名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创始人，代表作有“智慧说三篇”（《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和“中哲史两论”（《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等。
哲学是穷理之学,所以它的工作方式是概念考察､逻辑分析,它的语言应该是理论语言｡比较而言,金岳霖和冯契的特点在于,注重逻辑分析,同时强调哲学概念的蕴藏､意味､情感､气味｡合而言之,哲学运思需要真切可感的说理语言｡在冯契看来, 理智并非“干燥的光”,哲学运思活动的展开需要情感的推动,它的语言应该是可感的,而可感的语言与生活世界血脉相连,从思想传统获得滋养｡
进一步看,语言问题的背后还有一个深深扰动金岳霖与冯契的哲学问题,即理智与情感的关系问题｡理智并非“干燥的光”,冯契和金岳霖讨论《论道》,便以此质疑金岳霖区分知识论的态度和元学的态度,质疑知识论可以只讲理智的了解,而不讲情感的满足｡冯契进而觉察到,金岳霖区分知识论的态度和元学的态度,乃是试图用划分不同领域的办法来解决一个类似于王国维所谓“可爱与可信”的矛盾,而“可爱与可信”的矛盾折射了一个世界范畴内的现代性难题: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对立,科学和人生脱节､理智和情感不相协调｡冯契认为,金岳霖划界的办法没有解决这一难题｡他的广义认识论将“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纳入认识论框架,作为终极目标的“德性之智”同时追求理性的“自明”､意志的“自主”和情感的“自得”｡如此理想的“德性之智”在现实中恐怕是永远不能达到的(不能为任何个体所达到,也不能切实解决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但他试图将金岳霖在玄学之域所承认的理智与情感之统一拓展到知识论之域､从而彻底实现理智与情感之统一的立场则是明显的｡从这样的立场出发,自然要求哲学运思的语言工具也需要理智与情感之统一,也就是说,需要真切可感的理论语言｡冯契曾说:“哲学不能是冷冰冰的概念结构,它要给人理想､信念､激发人们的热情,鼓舞人们为之而奋斗｡”哲学要“以言取效”,达到激发情感的效果,那么它的“言”自然应该带情感｡
理智不离情感,这一哲学理论化为方法,体现为哲学运思需要真切可感的理论语言｡那么,这一理论倘若化为德性又当如何?那将是,哲学运思者在特定情感的推动下展开理智的思考｡在冯契看来,金岳霖便是这样的哲学运思者:“从表面上看,金先生如他自己所说的,是‘哲学动物式’的哲学家,他所从事的事业也是纯而又纯的哲学理论的思考｡但在实质上,他也面对着中国近代的问题,并试图回答这一问题,所不同的只是他要从哲学的角度予以回答,其目标是会通中西､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使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并站在世界哲学的前列｡为此,金先生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付出了艰苦的劳动,而这一切又是由巨大的爱国热情所支撑的”｡
哲学运思者在特定情感的推动下展开理智的思考,这样的思考乃是有感之思｡究其实,真切可感的理论语言也只有在有感之思中才可真正获得生命力｡从冯契半个多世纪的经验来看,有感之思的起点是真问题,即真切感受到真正的哲学问题｡对冯契来说,他是在上世纪40年代同金岳霖讨论相关问题时真切感受到了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何谓真正的哲学问题?“真正的哲学都在回答时代的问题,要求表现时代精神”｡中国哲学家所面临的时代问题,以中国为视域,则是自觉地以自己的哲学运思接续中国近现代哲学革命的未竟事业;以世界为视域,则要考虑“怎样使中国哲学既发扬中国的民族特色,又能够会通中西,使它成为世界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时代问题对于真正的哲学运思者来说,不是抽象的,而是在切肤之感的意义上是“具体”的:哲学家需要将时代问题“具”之于身而“体”现之｡冯契晚年回顾自己的运思经验,非常具体生动地谈到了哲学问题的“具体”性,给我们留下了一段极为珍贵的文字:
时代精神不是抽象的,它通过思想家个人的遭遇和切身感受而体现出来的｡一个思想家,如果他真切地感受到时代的脉搏,看到了时代的矛盾(时代的问题),就会在他所从事的领域里(如哲学的某个领域里),形成某个或某些具体问题｡这些具体的问题,使他感到苦恼､困惑,产生一种非把问题解决不可的心情｡真正碰到了这样令人苦恼的问题,他就会有一种切肤之痛,内心有一种时代责任感,驱使他去作艰苦､持久的探索｡如果问题老得不到解决,他就难免心有郁结,甚至产生如黄宗羲所说的“龙挛虎跛,壮士囚缚”的心态,迫使他作强力的挣扎､抗争｡如果他在这个问题的探索中有所前进,就会感到精神上有所寄寓､情感上得到升华,于是就体验到人生真正的乐趣､真正的价值｡韩愈说“不平则鸣”｡社会之不平､时代的矛盾一定要通过个人的感受而具体化,于是“有不得已 者而后言”,借助语言文字形象地把这种“不平” 表现出来,这就是文学作品｡若言之无物,没有真切的感受而无病呻吟,那不可能是好文章｡同样,没有真切的感受,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哲学著作｡
真切感受到真正的哲学问题,苦恼､困惑､挣扎､抗争,进而以真切可感的理论语言行有感之思,非如此不足以有真正的哲学著作｡
三､传统话语和可感的说理词
哲学运思离不开范畴､概念､术语｡冯契研究中国近代哲学(1840-1949),强调中国近代哲学在延续中国古代传统的同时发生了质变与“革命”,其中之一,则是传统的哲学范畴取得了新的内涵｡“中国近代思想家仍大量沿用古代哲学词汇,但其内涵往往经过改造,推陈出新而转变为新的范畴了｡如‘大同’一词,源出《礼记·礼运》,本来是对原始社会的美化,包含有复古主义的思想内容,而近代思想家讲‘大同之世’,却是指未来的理想社会,是社会演进和革命斗争的目标;按其哲学根据来说,则经历了由历史变易观到进化论､再到唯物史观的发展”｡
沿用古代哲学词汇何以必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做中国哲学,有必要先行审视用来做中国哲学的现代汉语哲学语汇,而稍加审视便不难注意到,现代汉语中的哲学语汇在某种意义上面临无根性的困境｡现代汉语哲学语汇基本上属于移植词,即通过翻译的方式从西方近代哲学机械输入｡
我们用汉语中原有的词(或词素组合)去翻译外文词之后,便在与它们对应的外文词的意义上加以使用,这些词(或词素组合)原有的意义却被遗忘了｡移植词所携带的含义并非自己本国人有机创造的东西,而是从其他国家机械输入的东西｡因为不是从自身思想传统及生活世界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东西,移植词带有异己的性质｡它们作为“人工”的译名得到理解,尚未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长”到一块儿,我们用起来不免有一种“隔”的感觉｡再者,这些常用的哲学术语又是飘浮的大词｡一般说来,一个语词要有意义,必须在横向维度与其他语词发生意义的关联,在纵向维度与生活世界发生关联｡作为大词的哲学术语先天不足,缺乏纵向维度,它们在彼此的相互指涉中所获得的意义往往显得飘浮无根｡简言之,运用移植词来说理运思的时候缺乏亲切的体会,同时也很难直接接续本土的思想传统及自身的生活世界｡在此意义上,大量移植词的存在使得现代汉语论理话语难接地气,呈现出某种无根性,进而影响到中国哲学的原创能力｡
转向中国传统术语有利于克服上述这种无根性｡沿用古代哲学语汇,可以接续我们身在其中的传统,从中国深厚的哲学传统中汲取解决具体哲学问题的概念工具和理论智慧｡运用这样的概念工具,思考者比较容易有亲切的体会和情感上的认同｡
但另一方面,显然又不能照搬古代哲学词汇｡冯契在讨论金岳霖《知识论》第十五章“语言”时讲道,像“天命”､“礼教”这样的概念从内容说“包含有比较多的旧时代的情感､气味”,故不能原封不动地搬用,“要推陈出新,使范畴富于时代气息,概括新的科学成果”｡哲学概念有情感､气味､气息,这一看法承自金岳霖:字除了意义之外,还有种种蕴藏,引发用字者情感上的寄托;哲学语汇引发哲意的情感,如“中国人对于‘道德’‘仁义’‘礼义’‘廉耻’,英国人对于‘Lord’‘God’大都有各自相应的情感”;哲意的情感是一种原动力或推动力｡冯契讲哲学范畴要“富于时代气息”,兼及意义与蕴藏｡由于古今生活世界的巨变,得自古代生活世界的传统概念已不足以直接还治当下生活世界,而真正的哲学运思必须面向当下生活世界｡因此之故,一方面,传统概念必须加以改造;另一方面,“不足以直接还治”不等于“不足以还治”,传统概念仍可能经改造后有效还治当下生活世界｡自然,这一点并不同时适用于所有传统概念｡究竟哪些传统概念能够推陈出新,这是一个具体问题,受制于传统概念自身的活力､历史机缘､哲学家的转化能力等多种因素｡
改造传统哲学概念的方法,可称之为“旧瓶装新酒”｡冯契讨论金岳霖的《论道》,指出金岳霖不仅“以‘道’作为他元学体系的‘总名’;而且还运用诸如无极､太极､数､理､势､情､性､体､用等其他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运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对这些范畴作了改造,以表达他的元学思想,从而表现出对自己文化传统维护和继承的理论自觉”｡
“旧瓶装新酒”,除了改造传统术语之外,还可以化用传统哲学命题｡《论道》有一条讲“现实并行不悖”｡冯契指出:“《中庸》曾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观点｡金先生在《论道》中对此作了全新的解释,认为‘现实并行而不悖’是一现实的根本原则｡”“‘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思想自古有之,金先生的贡献在于对这一思想作了系统的阐发和精致的哲学分析,使其具有了全新的意义｡”金岳霖阐发“并行不悖”,先分析“不并不行”“并而不行”“行而不并”,以及消极的“不悖”和积极的“不悖”,再将“并行”与“不悖”综合起来讨论｡这样一番义理,自然不是《中庸》现成就有的,但它似乎又没有背离《中庸》“道并行而
相悖”的意思,所以给我们一种感觉:金岳霖把《中庸》“点到”而至的义理在新的语境下明白地“阐发”出来了｡这样的阐发,实在是即述即作､寓述于作｡阐发的技艺,在于化解传统术语､命题的自在性与当下时代牵引力之间的紧张,将传统术语､命题创造性地转化为有效回应时代问题的“元语言”｡当下生活世界与传统思想资源构成了阐发的“二本”,即双重意义(兼蕴藏)源头｡依冯契之见,这样的阐发“既是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转换的必要环节,也是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这样的阐发同时也贯穿于冯契本人的哲学运思｡比如,《易传》讲“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冯契对此情有独钟｡他曾说,《易传》这话“表达了一个认识规律｡只有通过不同意见的讨论､不同观点的争论(当然要用逻辑论证､实践检验),才能明辨是非,达到一致的正确结论,获得真理性认识｡所以,要发展真理,就是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而这对于彻底克服经学方法和培养平民化的自由人格也都是必要的”｡经过冯契的阐发,“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被赋予了极为丰富的意涵:既是广义认识论哲学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也是冯契哲学史研究的基本结论,同时还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和政治关切｡冯契毕生关注知识与智慧的关系,探究从无知到知､由知识到智慧的转变｡从无知到知,其中一个问题是,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冯契用“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作了肯定的回答,涉及认识论上的群己之辩､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以及真理的辩证发展｡这是就哲学理论说｡冯契研究中国哲学史,贯通上下两千年,以中国近代哲学为整个中国哲学史上继先秦和秦汉至明清之际以后的第三个大圆圈,并认为中国近代哲学之“未济”包括两方面:
方法论上,独断论和经学方法远未克服;人的自由和理想问题上,远未实现李大钊所讲的大同团结与个性解放的统一｡“未济”则有待进一步发展,上述引文便是冯契为进一步发展中国近代哲学革命所给出的建言,其背后的现实关怀,则是对十年浩劫的沉痛反思｡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吾不知也｡然冯契晚年的哲学运思,显然隐含着对于中国政治､历史､文化及其世界哲学之历史命运的深忧｡
知识与智慧的关系,最后涉及由知识到智慧的转变(飞跃)｡冯契借用唯识宗术语,将此过程称为“转识成智”｡依唯识宗,转识成智是将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等“八识”转化为成所作智､妙观察智､平等性智､大圆镜智等“四智”,去除诸识的虚妄分别,悟得万法唯识､诸行无常的佛教菩提净智｡依冯契,转识成智中的“识”(知识)是关于具体事､理的科学知识,“智”(智慧)则是关于性与天道的认识,它“把握整个宇宙洪流及其演化程序,把握自我作为具体的精神主体(作为群体与个性的统一)的全面活动,而且还要把握整个自然界和人之为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唯识宗讲二转依,转识成智同时也是转染成净的过程｡净者,自性本有的清净佛性;成净者,证得清净自性而涅槃成佛｡与之相类似,在冯契那里,转识所成的“智慧”同时也是自证的德性｡智､德统一,可称为“德性之智”｡关于这个词的因袭化用,冯契自己用动情可感的语言讲得很清楚:“真正能够凝道成德､显性弘道,那便有德性之智｡‘德性之智’这个词是中国传统哲学固有的｡我不赞成过去哲学家讲‘德性之智’时所具有的先验论倾向｡不过,克服了其先验论倾向,这个词还是可以用的｡‘德性之智’就是在德性的自证中体认了道(天道､人道､认识过程之道),这种自证是精神的‘自明､自主､自得’,即主体在返观中自知其明觉的理性,同时有自主而坚定的意志,而且还因情感的升华而有自得的情操｡这样便有了知､意､情等本质力量的全面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真､善､美的统一,这就是自由的德性｡而有了自由的德性,就意识到我与天道为一,意识到我具有一种‘足乎己无待于外’的真诚的充实感,我就在相对､有限之中体认到了绝对､无限的东西”｡
四､一点补充:日常语言的因用变义
为了获得真切可感的理论语言,除了传统哲学语汇的推陈出新之外,我们在金岳霖､冯契那里,还可以看到日常语言的“因用”(因约定俗成之义而用之)和“变义”(另予以新解释)｡“因用”“变义”两词借自熊十力｡比如,在金岳霖那里,“看见”､“思想”､“能”､“可能”､“现实”､“东西”､“事体”等日常用语获得了一种既有与日常用法相联系､又富有新意与深意的用法,成为实现“从俗”与“离俗”之奇妙离合的哲学术语｡冯契在上世纪40年代完成硕士论文《智慧》,将获得形上智慧(元学的智慧)的途径称为“体会”｡体会包括体验与领会:所谓领会是抓住元学观念,有似乎思议而超越于思议;所谓体验是对于元学观念的对象的直接接触或亲身经验,有似乎感觉而超越感觉｡有领会必有体验,有体验必有领会,二者合则两合,离则双亡｡不难看出,“体会”这一日常用语的因用变义受到了金岳霖的启发｡
前文论及,传统术语之所以有必要化用,是为了更好地面对当下生活世界｡相形之下,日常语言和当下生活世界之间似乎有点更为天然更为直接的联系｡不妨说,日常语言和当下生活世界长在一起,所以常常是可感的｡再者,日常语词往往具有普适的､从而只能是稀薄浅显的通义｡它们与义理依据的粘联度最少,没有那么多理论负荷｡因此,用日常语言来展开哲学思考,思考就容易贴切､实在｡日常语言是富矿,哲学家一项富有前途的事业,便是从中萃取语汇,通过自己的运思让它和特定的义理依据相粘连,从而将其锤炼成具有义理深度､意味深长的术语｡冯契曾注意到汉语的古今之变:“语言文字经历了一次很大变化｡中国哲学概念本来多用单字及其结合表示,如天､人､道､德､性､命等单字,互相结合,成天人､道德､性命等｡到近代,词多半成复合的了,如自然､物质､精神等”｡冯契由此看到了传统哲学语汇的现代转化之难｡不过,换个角度看,冯契的这一观察恰恰提示了锤炼日常语言的一个法门:将现代汉语通行的双音节或多音节词锤开(如“体会”),敲打锻炼其中的字(如“体”如“会”),仔细发现(抑或发明)其中隐藏着尚未觉察到的意义和蕴藏;意犹未尽的时候,索性再用点力,把字也破开,追究造字的奥秘｡这样做也许还有一个妙处:字在古代汉语中往往是可以独立使用的单音节词,它们在历史长河中千锤百炼,积淀了丰富的意蕴;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字音韵学对字的音､形､义进行了持续的自觉反思;语词(或者进一步的“字”)打开之后重新合拢,我们可以把这些古老的丰富意蕴吸纳拢聚到现代双音节或多音节词之中去｡
更新时间： 2018/1/9 16:27:40 作者：刘梁剑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
